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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人物显然不可以拿来当民族英雄，否则孙悟空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你看他杀了多少外国的妖啊。还好，许多研究者都相信历史上确有花木兰其人。
“知道”（微信号：nz_zhidao）带你了解花木兰不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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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玲在某节目恶搞花木兰。(东方卫视/视频截图)
想不到继“杜甫很忙”之后，“花木兰”也突然在网络上成了“红人”。起因是演员贾玲在一出小品节目中，身穿古装，嘴啃烧鸡，形象滑稽，硬是将巾帼英雄花木兰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
许多网友不干了，纷纷抗议贾玲“侮辱民族英雄”。还有一个叫“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机构，发出公开信要贾玲及剧组道歉。赶明儿我也成立一个“中国茶叶蛋文化研究中心”，谁要是再拿茶叶蛋开涮，我就发函要求他道歉。
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支持恶搞花木兰，实际上我对这类轻薄的改编很瞧不上眼。但如果有人非要恶搞，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至于称花木兰为民族英雄云云，我想首先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花木兰究竟是一位传奇人物，还是一个传说人物。传说人物显然不可以拿来当民族英雄，否则孙悟空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你看他杀了多少外国的妖啊。还好，许多研究者都相信历史上确有花木兰其人，并考证出花木兰为北朝女性，很可能是北魏的鲜卑族人，因为“木兰”就是一个鲜卑姓氏（花木兰并不姓花，花字明显是后人加上的）；而《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句，“可汗”即为北魏皇帝的称呼。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花木兰到底有哪些可歌可泣的历史功绩，让她成了民族英雄？好像也没有。她只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而已。说她有孝心、勇敢，都没问题，但离“民族英雄”还是有一段距离吧？不过我并不准备跟你争辩花木兰是不是民族英雄。这里探讨知识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花木兰非得要代父从军？如果你读过北朝民歌《木兰辞》，就会知道那是因为“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北魏皇帝（可汗）发下征兵令，花木兰父亲名列其中，必须应征。
但花木兰父亲年岁已大，又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如何是好？显然，可汗的这次大点兵，已经给木兰一家子带来了愁苦，所以《木兰辞》开篇写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花木兰想必辗转难眠，思量了一夜，才终于想到了对策，下定了决心，“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那么你会不会问道：既然“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北魏政府又为什么非要木兰家派丁入伍呢？木兰家不应召从军不行吗？不行。因为北魏实行的是府兵制。
所谓府兵制，就是朝廷将一部分民户划为“府户”（军户），免其“租调”（人口税），但军户必须世世代代服兵役，当朝廷需要士兵上战场时，每户要出一名男丁应召出征。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不可以逃役。花木兰家无疑被划为军户，列入了军籍，所以可汗的“军帖”上才“卷卷有爷名”。军令传下来，花木兰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让老父亲上阵，要么自己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府兵制度之下，军户不但有服兵役之义务，而且每次入伍，所需盘缠、粮食、兵器、马匹，都得自己解决，朝廷是不会给你掏一文钱的。你看《木兰辞》中，花木兰出征之前，自己先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然后才“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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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剧照（豆瓣/图）
北魏这一极富中世纪色彩的府兵制，一直延续到隋唐。中晚唐之后才瓦解消亡，随后募兵制兴起，宋代实行的就是募兵制，当兵成为了一种基于自愿选择的职业，入伍不再是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换言之，宋朝人已经不用服兵役了。
既然是募兵制，国家当然需要给入伍的士兵支付薪水。宋代将士的薪水是多少呢？大致而言，一名普通士兵，每月可领钱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年的口粮），以及若干春冬衣物。俸钱、粮食与衣物都是定期发放的。
此外又有各种名目的补助，如“招刺利物”，即新兵入伍刺字之后领到的第一笔“衣屦缗钱”；郊祀赏赐；特支钱，类似节日补贴；银鞋钱，这是戍边士卒获得特别补助；口券，出戌时计口发放的钱粮补助；柴炭钱，冬季发放的薪炭补贴，等等。
毫无疑问，这样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销之上，也惟有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扩张型的财税制度，才能支撑得起。但军费开销还是给宋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宋人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究？民何得不困？”此说虽然有些夸大，不过养兵的成本确实给宋朝财政制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要承认，募兵制更具现代性——以致放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可能显得有些超前了——它使平民摆脱了服兵役之苦。
宋朝大臣曾有过“议养兵之弊”的辩论，大臣韩琦坚决不同意废除募兵制，他说：“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强行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制）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
在府兵制下，服兵役为强制之义务，这才会发生《石壕吏》那样的荒唐剧，也才会出现花木兰这样的代父从军之人。募兵制则可以避免这些不正常状况的发生。不过宋朝之后，元、明、清都未能推动募兵制的发展，反而退回到北魏—隋唐的府兵制。以明代为例，朱元璋继承元绪，延用军户制度，一批平民被划入军籍，世代承担起服兵役的义务，子子孙孙都必须入伍当兵，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做工，不可以参加科举。
每一家军户的男丁，都要分好正丁、次丁、余丁、继丁等名次，正丁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卫所（通常很遥远）服兵役，如果死亡，则由次丁、余丁、继丁依次递补。军饷则由军户屯种自给，不取于赋税。
朱元璋曾因此而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朱元璋养兵的经济成本只是被嫁接到军户身上去了。
况且，军户制的社会成本更加巨大——它只能依靠落后的中世纪制度来维持：身份社会、人身与户籍控制、强制服役、实物征调与自给自足的供给系统。它不需要市场，不需要货币化，更不允许有人身自由。
这么说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北魏，也可以发生在隋唐，当然也可以发生在明代——如果明朝的女子有如北朝女性那么强悍的话。但不可能发生在推行募兵制的宋代。
好了，我已经说完了木兰从军故事背后的制度变迁，现在你大可以赞美花木兰她的孝、她的忠（多么传统），也尽可以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歌颂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悟（多么现代）。但是，我想告诉你，凡此种种美德，其实都是建立在花木兰以及她的军户家庭无从选择的“不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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