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K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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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周刊 谢梦瑶
转自：华尔街见闻
肾上腺素大量分泌的时候，人体的新陈代谢率随之提升，耗氧量增加，会有一种心慌乏力的虚脱感。最能感知到这种身体变化的人，包括股民、赌徒、过山车与蹦极体验者。有时候，这三种人其实是同一种。
生物学上的描述再精准，也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感知。“你在场外看，和在场内玩，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90后股民顾峰对我说。北京工作的银行职员王永超则说，“真是一天天堂，一天地狱。”
股市有风险，入行需谨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通行的警示名言（当然有不同的版本）。但中国的股市近期所经历的起伏，格外凸显了这句话的告诫意义。随着今年上半年的股市大热，人们像是坐进了轰隆作响的上行的过山车，但熊市与牛市的无缝转换，许多人也尝到了瞬间坠落的滋味。
我在微信上征集股市故事，第一个留言竟然是：“去交易广场的天台看看去。”这当然是玩笑，但上天台（暗示跳楼自杀）已经成了近期的流行语，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戏谑地表达股市惨败的哀怨。
6月26日之后的暴跌，让人们真正有机会开始审视股市与自身。但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许多关于股市故事都是相同的，并且沿着历史时间轴，重复出现。
股民大军
在暴跌之前的9个月里，上证指数大涨了2倍多，并在6月12日达到金融危机之后的最高峰5178点。消失多年的牛市出现了。也正是在那段时间，超过千万的人加入了股民大军。
官方统计的股民总数达到了9100万人，如果组党，是一支规模大过共产党的力量。正是这万千散户们托起了中国股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去年7月数据显示，散户持有的可交易股票占总市值81%。
银行职员王永超最初并没有感觉到这股热潮已形成。直到3月底的一天，单位里的两位保洁阿姨放下扫帚，聊起该买哪支股票时，被他无意听到。那一刻他感到震撼，这才想起来，身边的朋友、同事，不管懂不懂理财的，都多少少少地买了股票。他炒股8年，这是从未见过的现象。
此后他开始留意身边的人。他发现，像是僵尸电影里病毒的快速扩散，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了股民的存在。他去咖啡馆，服务员心不在焉地端上咖啡，然后玩弄起手机。他瞟过去，屏幕上果然是股票。
“全民皆股的时代开始了。”他说。
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有时反而对中国的飞速变化感知迟缓。2012年时我在北京某商业杂志做记者，我记得那时候即使是我们这批所谓的“商业观察者”，也没有几个买股票的，更极少谈论。副主编崔鹏是仅有的热衷者，他曾向主编大力推荐一支股票，但后者始终没有被他拉进股市。而现在，情况显然变了。
我随机给几位朋友打去电话，试探他们是否在炒股。他们的共同点是30岁上下，从社交平台的言论看不出是股民。结果发现，果真有不少新入场者。成都地产公司经理吴毅东告诉我，他在去年11月买下了第一支股票，驱动力来自于周边某位大学同学的经历，半年内用50万赚了30万元，他于是也动心了。北京律师吴坚则完全未提及对财富的渴望，仅仅表示借机希望熟悉、学习金融市场，他今年2月开始炒股，投入资金只占总资产的10%。他解释，“律师比较谨慎，注重风险。”
余青是位古瓷片商人，他在北京大钟寺收藏品商城拥有一间店铺。那座商城像是与现代都市保持着某种距离感的存在，被各类来自历史深处的物件占据。他享受闲云散鹤的生活，和周围店铺的老板聊聊收藏之道，有些下午，他会斟上茶，拂几曲古琴。但他近来发现，股票已经取代古玩，成了这个古雅清净的世界里的头号话题。隔壁书画店的老板，姓杨的老爷子俨然成了话题的领军人。客流稀少时，珠宝店老板、陶瓷店老板、扇面店老板，都会聚到老杨的店里聊股票。
余青并不炒股，“股市对我来说太虚妄了。”但他也承认，他的母亲才是家里的股票操盘手。或许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如果以家庭而非个体为单位来统计，炒股的全民普及率会更高。
似乎在哪里，都能找到谈论股票的人。几年前还向同事积极荐股的崔鹏，目前已经感到了困扰——在一次火车之旅里，隔壁座的陌生人拉住他没完没了聊了几个小时的股票，他几乎崩溃了。他后来在微博写下《一个业余价值投资者的修养》一文，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和不熟的人谈投资股票，这就像不要和不熟的人谈自己的性爱史一样。”
当然，股票并非在哪里都能成为热门话题，比如政府机关。“公务员炒股比较隐蔽，没有多少拿出来说的。”一位乡镇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曾有同事曾因上班时间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股票消息，遭到领导的警告。“即便有，也是听说的，听说谁炒股赚了多少钱，第二天就带着孩子休假去了。”
他也承认，“公务员也是人，面对股市这样行情也会有蠢蠢欲动的心思。”
新玩法
在2015年的第二季度里，中国股票账户新开户的总量超过了3800万个，而2014年全年仅为900万个。新增的账户不等同新增的股民，这是因为今年4月13日，A股市场放开了对“一人一户”的限制。自然人投资者可开立多个沪、深A股账户及场内封闭式基金账户。这种灵活操作，带来开户人数激增，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证书系统，一度出现系统崩溃。
制度上的改进值得肯定，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才是革命性的。
湖南大妈成士维退休后的十几年里，股市都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的作息时间表非常规律，早上8点去买菜，9点半前赶往券商的交易大厅，中午休市回家吃饭午睡，下午再过去。交易大厅是她社交的重要场所，她的朋友们主要在那里，以及晚饭后的麻将桌旁。近几年，那个交易大厅已经没了。只有剩下了摆着电脑的单间，用户要超过一定投资额，才可以使用。她还是会去，蹭朋友的电脑用。
如果不考虑社交功能，手机股票软件上的买卖，比起交易大厅，像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它保持即时更新，完成交易只需手指的几次点触。然而，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股票软件最美好的部分，并不在于操作快捷。
“拿着手机，谁知道你干什么呢？”王永超说。许多机构均规定不准上班时间炒股。像王永超所在银行的电脑，甚至无法登陆外网。但智能手机绕过了这个问题。
在2007年大学毕业加入银行后，王永超开始炒股。那时他还是通过打电话委托买卖，那时智能手机尚不普及，速度也慢。现在他的手机里，装载着两个股票软件，各自有不同功用。一个是他开户所在的券商开发的，专为交易服务。另一个则资讯全面，看得习惯。
大妈成士维所看重的券商交易大厅的社交功能，用户人数超过5亿的微信足以承载。黏性与互动性更强的微信群组，可以是一个人头攒动的“交易大厅”的更完美版本。
几乎所有使用微信的股民，都加入了一个或者更多的炒股微信群。它们未必冠以炒股之名，但主题围绕炒股的一切开展。连我的一个接近500人的大学同级校友群，在4月之后也彻底沦为了炒股群，经常会出现分析文章、政策信息或者感慨，倒是从来没有人炫耀赚了多少钱。有十几个人最为活跃，他们现实中大多并不认识。
国企员工刘婷也是活跃者之一，不过她觉得，“那个群都是瞎闹的。”她另有三个小群，才是真正的“票友”，里面会交换更为专业、具体的意见。而当她感到和谁谈得投机，或者投资经验丰富，就会拉那个人进自己的群。
每天的很多时间，刘婷都消磨在这些群上。因为每一个“票友”，可能都有自己的三四个群，“他有消息，会给你截图的，问可不可信？所以整个圈子的信息都是共享的。”一般而言，每个群里都存在一个导师级人物，大家对其唯首是瞻。
在王永超看来，移动互联网可能会放大股民的不理性。“消息传得快，人们的反应速度越来越快。股价涨起来，可能有几亿人盯着手机呢，股价开始跌的时候，几亿人都在出逃，可不就助涨、助跌嘛。”
暴涨
这半年，王永超感到了股票的疯狂。
这种疯狂不是像日后报道所揭示的那种疯狂：个人通过场外的配资公司获得超过本金若干杠杆倍数的资金操作（一些案例高达10倍），但配资公司实时监控，超过预期风险则强行平仓——在配资四到五倍的情况下，两个跌停就会赔光本金。日常生活中几乎接触不到这类投机者。在十几位受访者只有一位承认，确有认识的人这样做（他也强调只有一两个人）。
但王永超说，身边有不少通过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人（杠杆比率为1:1或者1:0.5），从银行借贷炒股的更为普遍。他至少有两个同事，卖掉房子炒股。其中一个搬回父母家住，还安慰妻子：“我没准在股里转一圈，再多出一间房来。”连王永超自己，在今年初也押上几乎身家的全部：80万元。“其实也挺忐忑的，但是三四月份肯定是一轮罕见的行情，不能错过。”
许多分析均指出，牛市的到来，更大程度与中国投资者心理，而非实质情况有关，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7%。美国苹果公司的市盈率不过15，上证指数的市盈率最高峰已接近26。深圳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为140，高过了美国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时期。
大多数股民并非意识不到股市里的种种危机——用事后顿悟来形容他们并不准确，但人们只盯着他们希望看到的部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正在进行，谁都抱定自己不做最后一个的愿景。
把股市狂热归咎于中国投资渠道少，也不具有信服力。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繁荣，投资者有了远多于以往的选择。但正如一位新股民向我解释为何放弃余额宝跳入股市，“很简单，因为赚少了都觉得是亏的。”
“我拿八九十万去炒，那一天波动就是七八万，上班已经没什么心思了。”王永超承认，那段时期，工作能拖就尽量拖。而他那位卖房炒股的同事胆子更大，连领导电话都不接了，“也没必要关注什么客户的事儿了，每天就专心看盘。”
为了应对这种现状，王永超所在银行的行长采取了一种奇怪又无奈的举措。他宣布，开会放在下午3点以后，“以方便大家看盘”。他的初衷可能开玩笑，也可能是讽刺，但后来他确实把会议都安排在股市休市后。
23岁的顾峰赶上了牛市的尾班车。今年4月，他才带着家里提供的15万元本金（其实是他母亲股票的盈余）杀入了A股市场。那时他还在香港读历史学研究生。
无论如何，他的眼光或者运气，至少有一样是好的。5月初他研究生课程结束时，账面上的数字已变成了近30万。他继而把所有钱都押到了一支名为“福鞍股份”。他的幸福时光来了，之后那支股票连涨了十几个涨停板。
5月下旬，他决定给自己来一场毕业旅行。他想去朝鲜，但5天的行程里是无法上网的，这意味着股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无法即时反应。最终，他决定赌一把。
似乎是个坏的征兆开始，在朝鲜期间，他的护照被导游弄丢了，他隐隐感觉不安。所以，当他去到中国大使馆，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给家里报平安，而是打开手机的股票软件——使馆提供WIFI。
“九根大阳线，大盘连续九天都是涨的。”他开心极了，那时他的股票总值已达80万。“整个人是飘飘然的，觉得自己是股神，可以到一百万，一天赚的钱是我以后月收入的几倍。”
确实如此，7月中旬，当我在香港采访他时，他刚刚入职一家媒体做记者，月薪只有港币万余元。
暴跌
顾峰的转折点在回到中国的第二天。那是5月28日，“福鞍股份”在上午还是涨停的，“收市前最后七分钟”——他记得细节，“就跌停了。”然后是连续几天的跌停。
斩仓后，如果他选择撤离，还能带回四五十万元。但他没有，而是继续买了几支股票，6月末股灾发生后，账面只剩下20余万元了。
但相比大多数股民，顾峰已算是幸运儿，他至少还是赚钱的。
因股市巨亏，有人取消求婚，有人贱卖别墅，有人痛失购房首付款........泉州一家汽车销售商发现，有20%的顾客受股市影响而放弃购车。长沙一位精神卫生医师在一个月内接受了近60名股民的心理咨询。一位受访者发来微信对话截图，证明她一个朋友因融资炒股亏光所有投入的4000万元。
人们不再想谈论股市。当我在那个近500人的校友微信群征集股市故事时，那个群陷入了尴尬的沉默。过了一会，才有人发了个痛苦的表情符号。但人们仍然想谈论股市，股票话题很快以另一种形式杀回来，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转发股市的段子。
“其实在惨淡的行情中还是很感谢这些段子手的，毕竟看了还可以苦笑一下，如果没有他们就只剩苦了。”一个群友说。
新闻总需要呈现与众不同的故事。然而用力去寻找最特别的，很容易将特殊化放大，而忽视广阔的整体。和不同城市与年龄层的普通股民对话后，我必须承认，大多数人目前被套住是事实，但普遍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毕竟比起一年前，上证还是涨了超过1500点。用那位成都地产经理吴毅东的话说，“对心情的影响远远大于对财务的影响”，目前他一半的本金泥牛入海。当然，情况也没有那么理想。有人讲述了周边的自杀案例。
其实很多惨败，与6月26日后发生的股灾无关，发生在更早之前。毫无疑问，股票作为一种融资手段，能够推动实体经济，创造价值。但股票也放大了个体的渴望与惶恐。
陷在泥沼又不愿割肉的人，只有等待国家的拯救。当他们谈论起救市举措与效果时，愿景与预测往往混合到了一起。
在过去三个月的股市沉浮里，顾峰的父母始终与他保持交流。“我老爸就比较保守一点，天天都在说我。”即使这种宽松的气氛下，有一个秘密，顾峰深埋心里，永远不会与父母分享。
2年前，当他还在香港读大学时，他瞒着父母，用攒下的积蓄7万元去炒港股。他玩的是“涡轮”，一种风险极高的衍生工具。最初小赚了一笔，但短短几个月内，他亏掉了绝大部分钱。
他有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人，不碰创业版（“太大起大落了”），不借款炒股。他甚至会批判炒股，“如果你这个人只会炒股不会干别的事的话，就好像蛀米大虫一样。因为炒股就是种投机，你没有生产过任何东西，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但他也表示，现在不会抽身而退。股市就像磁石，对他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牵引力。“就觉得有点不服气，因为输那么多，还是想把那个本给赢回来。不但只是想要赢本，还要想赢更多一点。”
“故事还在上演，不知道结局。”同样陷于股市的王永超说。
（顾峰、王永超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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