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说赵括

 纸上谈兵，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典故。战国时代的大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连父亲都说不过他。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君主请赵括取代廉颇带兵，结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败，四十万人被秦兵坑杀。后人把赵括这种言过其实的行为，称为纸上谈兵。代指不切实际的空谈。

这个成语流传非常广泛，但如果仔细想想，它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矛盾。

赵括活跃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战国时代。而纸这种东西最早出现，是在西汉初年，真正大行于世，要等到东汉蔡伦的发明。战国时候没有纸，自然更不可能有纸上谈兵这种修辞。就算赵括再夸夸其谈，也只可能是简上谈兵、帛上谈兵。

那么纸上谈兵这句成语，到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又是怎么和赵括发生联系的？

关于赵括最详细的记载，是《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里面没有提及任何纸、简或者谈兵的字眼。此后历朝历代的人，都把赵括当成是志大才疏的典型案例——但不过无论评价有多狠，并没有人说赵括“纸上谈兵”。

他们对赵括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修辞元素上。

一是“读书”。比如蔺相如对赵括如此评价：“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 勉强算是最接近“纸上谈兵”意象的原话，但载体不是纸，而是书。

唐代胡曾有《咏史诗·长平》：“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 即是从蔺相如的这句话中化用。明代的大戏曲家王骥德在谈论作曲原则时，也曾拿赵括做比喻：“曲之尚法固矣，若仅如下算子、画格眼、垛死尸，则赵括之读父书。”

周亮工对此评价得更不客气：“今日挺之真有子，当年赵括岂无书。”

到了清代，周寿昌有诗云：“赵括论兵事，安石秉国钧。读书岂不多，卒误国与身。” 诗作立意姑且不论，至少能看出赵括和“读书”这元素之间，已有了一个稳固的习惯用法，贯穿唐宋元明清几大朝代。

以至于经典蒙书《笠翁对韵》里，特意给留了一句总结：“帝业独兴　尽道汉高能用将；父书空读　谁言赵括善用兵。”

除了“读书”之外，另外一个修辞元素则是“谈兵”。

“谈兵” 本身并无褒贬，但如果前缀加上赵括的话，意思与如今的“纸上谈兵”几乎契合。

比如唐代有一位李邕，李白那句“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 指的就是他。他给别人写碑文，里面有一段文字颇为有名：“赵括论兵，多阙旧学，班固述史，实赖家书。”

到了宋代，兵法大师何去非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也专门提了一笔：“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 南宋刘克莊也有同样的用法：“昔者赵括谈兵，父不能察，而秦兵轻之。”

当然，这个用法也并非一成不变。徐梦莘在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里，提及种师道时，称赞其是“持重名将”、“不以口击贼者”，马上后面接了一句“昔赵括论兵，其父奢不能难，而奢谓括必败”。这是把“空口”和赵括建立起了联系。

到了元代，名臣张养浩曾在一份奏书中，对赵括谈兵的意义进行了相当详尽的阐释：“夫以赵括谈兵，意其料敌制胜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败者，正以两军之交，千变万化，未尝躬历其险，欲以三寸舌为战胜之具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

在这个阐释里，赵括除了谈兵之外，还多加了一个“三寸舌”的要素，其实是徐梦莘“空口”的变化之一。

后来这种用法在明代又产生了一个新变化：“不曾上马杀贼，安得哆口谈兵。”

这话是杨嗣昌说的，“哆口”即“开口”。大概他是感于自己在前方杀贼拼命，后头一群朝廷大员汹汹议论，才有此感慨。在他心目中，大概满朝皆是赵括，才有此感慨。

无论变化为何，总之“赵括谈（论）兵”这个组合，和“赵括读书” 一样，已经形成了固定用法和意义。用清代赵藩在《邯郸杂咏》里的总结就是：“赵括谈兵计以疏”。历代说起赵括，无非谈兵、读书、论兵、辩博、狂躁、侈谈、口舌、徒读等语。

但这些修辞，始终跟纸没什么关系。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纸上谈兵”又是怎么回事。

“纸上谈兵”，是把“不切实际”的抽象意义具现化到了“纸上”，从而构成一个隐晦的比拟，并明确指向军事专业。这一修辞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就像从海藻到恐龙一样，有一个颇为漫长的进化过程。

“纸上”原本是个中性词，仅指记录，并微微有褒义，理论上是有机会享有竹简一样“名留汗青”的修辞待遇。可因为它质地太过轻薄，反而走向反面。

梁代陶弘景《登真隐诀序》：“屡见有人得两三卷书，五六条事，谓理尽纸上，便入山修用动积，岁月愈久愈昏。”  虽然陶弘景批评的其实是“理未尽纸上”之人，并非否定纸上的价值，但整句话里已隐隐把纸与实践对立起来。

到了唐代《禅林宝训》，把这条修辞彻底定了性：“昔达观颖初见石门聪和尚。室中驰骋口舌之辩。聪曰：子之所说乃纸上语。” 旁有注解：“学者不可泥于文字语言，盖文字语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门，不能出言象之表。” 

于是“纸上”修辞从唐宋以降，一路堕落，几成习语。如陈埴《木钟集》：“法真圆机之士，非纸上之空言之也。” 洪迈《容斋随笔》：“乃知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 可见纸这个载体，已和“空言”、“陈迹” 牢牢地挂上了钩，再也甩不脱了。

到了南宋，儒家也加入黑“纸上”的大合唱中。《朱子语类》里曾有教诲：“专做时文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话说的很漂亮，但做起事来却不廉不义。他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称之为“纸上说”。

同一时代的吕祖谦，也有类似的说法：“要得亲切，须是论世。论者讲论之谓，若不讲论，只是纸上说。然自秦汉㸔虞唐，以变诈之人看淳厚之时，如何看得，必须是身处唐虞之时，与尧舜皋陶之徒为友，方是尚友。”

虽然吕祖谦说的和朱熹是两个话题，但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纸上说” ，使其明确具备了光说不练、不切实际的贬义。

更别说陆游那两句著名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原本“纸上”所涵盖的专业，还只是释道儒等学术领域。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到了靖康之变后，战事上的接连失败和北土沦亡，让这一修辞的涵盖范围悄然扩大，别分出一条军事向的进化路线。

北宋晁说之有一首《悲秋》：“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笔秃却谈兵。” 元常指的是三国书法和军事双料名家钟繇。诗中虽然没提到纸，但却用了“笔秃”来和”谈兵“做对比，暗指一事无成，与作者前句自嘲“一生成底事”正好呼应。

在晁说之这两句诗里，已经隐隐约约地完成了“纸上谈兵”的结构设计。就看后人何时完成“纸上”的修辞进化，然后把“笔秃”替换掉，与谈兵相联。

刘过《龙洲集》有歌云：“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这“纸上学六韬”之语，与谈兵已无大异。

其他诸如王庭珪有：“欲将笔力扛九鼎，纸上有说能平戎。” 唐仲友有“势诚不便，力诚不及，轻戎之可也。又何纸上语之拘乎。” 皆将纸上与兵事相联。

至蔡戡《定斋集》，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言论：“夫去病用兵，与孙吴合者多矣，岂真不学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后之为将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为战，我善为阵，孙武之法，纸上空言，不足观也。”  他借评价霍去病，去嘲讽那些夸夸其谈的将领，其中就用到了”孙武之法，纸上空言”这一修辞。虽说反用其意，但已完全具备了纸上谈兵的种种内涵。

晁说之曾谏止钦宗不可弃汴京出狩，刘过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一战而取，王庭珪因作诗批判秦桧被流放岭南。唐仲友、蔡戡亦都是南宋名人。他们对政局普遍怀有焦灼之情，更痛感军事不利。因时政而情绪，以情绪抒修辞，不约而同以“纸上”相讽，实属正常——不过在进化过程中，和赵括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代表“纸上谈兵”的发明者是他们中的一人。只能证明在那个时代，这类用法已成为流行习语，结构和意象趋于成熟，就看什么人能把它真正采撷下来，明于之书了。

时间到了元末明初，当时有一位大儒叫做刘如孙。当时在他的《湘南杂咏》里，曾写过这么两句“鄂垣仅有湘南地，朝野犹夸纸上兵。” 他汲取了晁说之的结构设计，袭用已在南宋酝酿成熟的修辞结构，终于翻新出我们所熟悉的表达形式：纸上兵。

有意思的是，刘如孙身处明初，历经战乱，故有此语。此后这一修辞并未大红大紫，有明两百多年一直籍籍无名，少有人引用。到了晚明乱世，这修辞出现频率陡然增加。

诸如郭之奇自称“臣怯於师中，而勇于纸上。” 石文器有“谁筑道傍舍，难筹纸上兵。” 等等。或以谦称，或以代画饼，用法不一。

“纸上谈兵”在这一时期还衍生出一个变化：想想看，纸上谈兵 ，那么谁看纸看得多呢？自然是书生，所以书生谈兵，一样不靠谱。陈子龙就自谦过，说“本职以书生谈兵，未协人望。” 葛麟亦有云：“臣以书生谈兵，宜为人笑”。黄克缵 《数马集》里，把这两种变化同时做过应用：“书生谈兵，不过纸上空言。”

郭、石、陈、葛、黄等人，几乎全是明季人物。郭之奇抗清至康熙年间方才身死；石文器闻明亡而素服哀号；陈子龙投水殉国，葛麟在卯湖与清军激战，中箭战死。惟有黄克缵稍早，是天启朝人物，擅长造炮。但他因为卷入三案争执，又入阉党东林之争，坚持理客中，为左右不容，心力交瘁被迫辞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忍见朝政不靖，想做点事却被猪队友伤透了心。

靖康之变，”纸上”开始谈兵；晚明乱世之交，纸上兵又一次频频现身。可见修辞兴废，和时局实在是密切相关。

两朝领袖钱谦益攒过一部《历朝诗集》，里面收录了刘如孙《湘南杂咏》，他对“纸上兵”这个用法印象很深刻。后来钱谦益给卓尔康写墓志铭，还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详于武备，人皆易之谓“纸上兵法”耳”——不过这个算是贬义褒用。

有他带头，清代这种用法就更多了。华长卿有诗：“挟策休谈紙上兵，鬓眉豪气尚纵横”。黄文暘有：“遂成法家案，豈等帋上兵。”《孽海花》有“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张潮《幽梦影》:“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 

谁最先把“纸上兵”变成“纸上谈兵”，已不可考，但大率迄于雍乾之间。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录，几乎都在这一时代。比如保培基的《西垣集》，黄云渡评注中就明确用了“纸上谈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语：“观其摺奏情词。不过纸上谈兵。其于实在机宜。未必有当。” 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提目总要》评价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时说：“盖仿杜牧而作，不免纸上谈兵，徒为豪语。” 后来在《平台纪略》后，也说“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

更别说《红楼梦》七十二回，黛玉湘云在凹晶馆联诗，妙玉把诗续完，黛玉湘云二人皆赞赏不已，说：“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可见这句话在雍乾之间已成为习语，从皇上到文人都用得不亦乐乎。后来还涌现出了一个异体用法，叫做“纸上谭兵”。谭，即是天方夜谭之谭。如魏源 《圣武記》 卷十二附录有： “今日动笑，紙上谭兵”；文廷式 《文道希先生遗诗》有：“莫道牖中窥日，便堪纸上谭兵。”

但还是没人把“纸上谈兵”和赵括联系起来。

“纸上谈兵”和“赵括”，在修辞界各自为战，各有发展路径。两者虽然略有渊源，但从唐至宋，始终并行不交。它们之间，只有一个“书生谈兵”的用法，勉强可以作为联系交集。

两者之间的最早接触，是在明代。徐渭有自叙云：“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试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亦且数篇，使其有心于时，纵无实用即如赵括之空谈，亦谁为禁之者。” 

这是以“纸（笔）上”喻空谈，并且联系到赵括的最早例证。不过徐渭的“笔之于书”，是实指而非虚指，所以硬说两者有关系，颇为勉强，最多算是雏形。

“纸上谈兵”和“赵括谈兵”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差不多要到晚清那会儿。朱云锦的《豫乘识小录序》：“据古人经行防守之地。谓某宜设屯田。某宜列堠戍。则尤为印板兵法。无异赵括之读父书。”

所谓“印板兵法”，其实是纸上谈兵的另一种表达，朱云锦在这一个修辞的后面，接了一句“无异赵括之读父书”，终于让两者发生了碰撞。赵括纸上谈兵，已隐隐要现出身形来。

同一时代的沈葆桢，也加了一把火：“以武乡侯之谨慎图功，尚因轻信马谡而至街亭之失；他若赵括能读父书而陷长平。昭远自比诸葛而失金蜀，殷浩人称奇士竟至一败涂地，房琯自夸车战不过纸上谈兵。”

殷浩是东晋清谈名士，能言善辩，但领兵打仗一塌糊涂；房琯是唐代宰相，带兵打仗时非要实行春秋车战之法，以牛车两千乘进攻，结果被叛军打成猪头。沈葆桢把赵括、马谡、殷浩、房琯四个归为一类，认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实战无能之辈，虽然“纸上谈兵”特指房琯，其实也同样在说其他三人。

房琯是唐人，纸上谈兵自然合乎情理。但毕竟这里面赵括名气最大，输的最惨，于是一来二去，便在赵括和纸上谈兵之间划上等号了。

可见至少在同光年间，“赵括”已经显示出了和“纸上谈兵”相互融合的迹象。究其本源，“赵括谈兵” 和“纸上空谈” 两组典故的结构不同，语意相近，就算用在一起，亦水到渠成之事，不足为怪。

从逻辑上说，未能尽览天下全书之前，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凿证据来回答“赵括纸上谈兵”始见于何处。但从相关元素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频率多寡，至少能初步判断出来一个大体脉络。“纸上”自南北朝始见，每天下变乱，即有进化，自空言到谈兵，至雍乾终成“纸上谈兵”，同光方见赵括。

至于民国、解放及至今日所谓“赵括纸上谈兵”，大体不离此渊薮。若是能明白这一修辞的前后源流，便会知道，这是用后进习语譬喻前人，并不意味赵括必须有纸上谈兵这一动作。虽有不妥，不算大错，只要别说实了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