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文
历史不断终结，又不断开始。以为历史终结的时候，它可能只是用新的形式开始。一些特殊时刻，如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911袭击，会成为独特的界碑，但历史并未中断，仍在延续。
特朗普时刻，是影响大历史走向的变异时刻，还是像浪花一样，眨眼就不见踪迹？这要看怎么理解世界的格局与秩序，以及是什么力量在塑造这种格局与秩序。
力量即秩序
从本质上说，世界格局就是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是影响和支配他人的各种权力的配置，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军事、科技、文化、自然资源等等。而世界秩序，不仅是各种权力通过协商达成的道义承诺，更是强大一方主动做出的制度安排。
道义和正义如心中的灯塔永远闪耀，但现实中，灯塔和航路更多是由权力以及权力的博弈建成。
力量即秩序。19世纪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权，来自于它是最强的工业国、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和资本输出国，英镑是最广泛使用的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6.4%，1948年达到英国的5倍；美国的出口贸易超过西欧全部国家的总和；美国的对外投资远超英国，而1938年时只是英国的一半。这种力量加上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最终建立了美国主导的经济金融秩序。
1943年4月，美国和英国同时公布了战后的国际货币计划，但秋天在华盛顿举行正式会谈时，美国的“怀特计划”大获全胜，英国的“凯恩斯计划”被抛到一边。此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驱动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7年3月1日正式开业）、世界银行（1946年6月25日正式营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47年10月签订）为三大支柱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得到确立。这一秩序又推动了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
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到今天为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就是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化和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化。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界线，就在38年前。
38年前的中美耦合
38年前，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举行的招待会上举杯庆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在当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宣布将对美国展开正式访问。
那一期《时代》的封面，是年度人物邓小平。
这之前的1978年12月，从文献角度看，有两篇东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走向。
一篇，是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实际是12月18日到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说，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今后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另一篇影响中国未来的文献，是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上9时同时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公报再次强调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订的《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包括：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国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与中美建交，在同一个时点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从那时起，中国就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38年前的耦合，是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现在当我们回顾38年前的岁月，还会看到——
1978年2月，国务院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派了三路干部到境外考察，一路是副总理谷牧委托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考察后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对外产业基地；一路是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路是谷牧亲自带队，到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五国考察。
1978年春天，为抗御旱灾，安徽不少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谷牧带队的考察团，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去了西欧五国25个城市的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他们看到西德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而中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他们在瑞士参观了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个人，而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有298人。
西德总统谢尔接见考察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谷牧回国后向中央汇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作，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10月，邓小平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当时，辽宁省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科书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英国描写成狄更斯时代那样贫穷，他得知后批示：“此类材料，在英国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
邓小平迫切希望了解外部世界。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9日，大年初一，他就踏上了访美的旅程。他用行动表明，推行改革开放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访美前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38年间：全球秩序，中国奋斗
按世界银行WDI数据，1978年、1979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32%和2.49%。按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5.5%。这一历史性的倍增成就，正是在中美耦合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1979年中美实现耦合之后，中国得以聚焦于发展。全球化、资本流动、贸易、科技与知识的快速传播，给中国带来了资本（FDI）、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不断扩大的市场导致了分工的深化与学习曲线的快速改进，FDI和中国劳动力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说，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了一种外溢的秩序的话，那中国是利用得最好的国家。就此而言，“中或最赢”在昨天是一个客观事实。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主导的秩序在全球外溢，中国却是最大赢家？为什么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在别的很多经济体没有中国这么显效？
这一定是因为，中国在国家治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政策与制度的安排、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等等方面，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特别适合和全球化浪潮相结合。
在去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一文中，权威人士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必须牢牢把握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
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主动研究发展规律，不断推进科学发展，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于政府作用，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当前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这些原则，就是支撑中国奋斗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名列前茅的根本原因。
38年后，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38年过去，《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是美国当选新总统，但不是合众国总统，而是分众国总统（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他会逆转全球化进程和中美之间的耦合吗？在他正式执政前还无从判断，但他比中美建交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信口开河，则是确定的。同时，他已经组建了一个混杂着保守、老龄化、白人、CEO、高盛系色彩的执政班底。
白宫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全球化的支持者们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却在亚洲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
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挺台派”先锋，曾两次赴台并宣称支持对台军售。在他主导推动下，“对台六保证”纳入共和党党纲，声称美国要协防台湾。
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他出版过名为Death by China的书，同名纪录片在网络上流传，把美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归咎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注：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为3656.9亿美元）
商务部部长罗斯：和纳瓦罗合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骗子”。
这样的组合，从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自由贸易秩序的提供者，转向贸易保护的趋势是那么明显，那么，美国在经济上会采取什么措施，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呢？
——可能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以此为由向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特别关税，最夸张的说法是45%。
——肯定会坚守美国本土贸易的优先性地位，调整美国的经济区域一体化战略，可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甚至重新谈判乃至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用优惠税率鼓励企业的海外利润回流，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实现“苹果手机美国造”。
——调整财政政策，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标准，鼓励企业扩大投资。
——刺激内部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未来将有1万亿美元投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不遵守规则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特朗普的很多想法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比如，中国对外贸易中仍有25%左右的加工贸易，这部分天然是中国的顺差，但只收取简单加工费，利益不在中国手中。如将加工贸易进口额剔除，中国的顺差没有那么大，出口竞争力也没有那么明显。中美贸易逆差中还有一部分来自美国对华投资企业的出口。关于苹果，苹果手机是在中国制造，但苹果远不只是制造，而是一种生态，基于苹果手机的APP就为美国创造了200万以上的工作岗位。在政策刺激下，占用人工少的制造业，可能会加大在美国的投资，但占用人工多的制造业，如同乔布斯当年对奥巴马所说，“永远也回不到美国本土了”。
不过，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更高。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1%，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占出口总额的7.7%。如果双方在贸易方面交恶，中国的压力更大。在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市场、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标准以及关税等方面，特朗普政府将会有所作为，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可能比照美国方式给中国施压。目前中国在资本账户方面的外流压力已经很大，如果贸易方面的顺差也大为减少，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会更大。
以上还只是经济方面。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北亚问题上，特朗普都有可能采取一些激进的做法。
全球化本身也在遭遇危机。2008年之后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开始停滞，贸易自由化被保护主义和各种监管所代替；由于没有更平等地分享利益，发达经济体的劳工阶层成为反对全球化、自由化的主力；资本主义“变得太资本主义，到了对其自身有害的地步”；发达经济体从“税收国家”到“债务国家”到“紧缩国家”的演变，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红利的信心的流失。
在这个时点上，二战后驱动全球化的“美国秩序”本身正在发生变异。究竟变异多少？如何变异？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
38年后，中国有哪些变化？
38年后，中国的发展路径有什么变化？
从总体上，中国的基本发展路线是一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也没有变化。习近平主席去年在杭州，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用“这是探索前行的进程”、“这是真抓实干的进程”、“这是共同富裕的进程”、“这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来概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并提出中国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
与此同时，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人民币的国际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等路径，中国正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描绘新的色彩。如果说之前中国主要是世界秩序的“接受者”，那么今天，中国也在参与塑造世界秩序。
所以，从历史的大逻辑看，越往后，全球化的秩序中就会有更多基于中国力量的中国意图，这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中国自身要发展得更好。否则中国连自身竞争力不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环境脆弱、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难题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有很大力量去影响世界？怎么继续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分好蛋糕？在这些问题的具体操作中，有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正在发生。
比如做大蛋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现实中，不少干部和企业管理者的感觉是，现在的目标责任越来越多，用于经济发展的精力在减少。
比如做好蛋糕，本质上是要驱动经济资源向着更高效、更集约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聚集，不断提高生产率和附加值。在现实中，金融资源、行业准入、政府采购，还是极大地倾斜到国有部门和政府主导的项目，要素双轨制和待遇歧视性反而在增加。低效部门拿到更多的资源，使整个经济的活力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并滋生“央企地王”这样的不良示范。
国有经济要做强做优，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上必须优化。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但是国资委对全部央企领导人采用几乎一样的激励方式，而它们的行业壁垒、竞争强度、政策受惠程度都不一样，这如何能形成有效激励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力量，企业领导人不就是最关键的资源吗？
在新常态中，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多机会和发展空间，但如果不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就会错失良机。
创造新耦合，避免再脱钩
世界在新时点上。中美两国也在新时点上，中美是形成新耦合关系，还是再脱钩、关系大倒退，取决于两国的理性判断和智慧选择。
今天的中国，和38年前的中国、和前苏联解体时的中国相比，强大得太多。特朗普可以对中国采取贸易战等措施，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有一定杀伤力，但已经无法动摇中国发展的根基。中国有庞大的内部市场，失去了这个市场，美国一批500强企业反而会动摇根基。
而对中国来说，要清除体制性、结构性的弊端，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就要继续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急躁，不激进，中心工作不旁移。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者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组织过一次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近500年间，有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12组陷入了战争，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美国访问时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当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看到格拉汉姆的研究结果时，他意识到未来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的概率为75%，而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减少两国之间关系紧张并趋于恶化的概率？”为此，他捐出4.5亿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苏世民书院”，以培养了解中国的未来的世界领导人。
如果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更多具备致力于消除“修昔底德陷阱”的“苏世民意识”，而不是用“假想敌”的态度加剧猜疑和对抗，那么，两国之间并不必然脱钩和分裂。
20世纪美国和英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权力更迭，发生在意识形态完全一致而且有巨大历史传承性的两个国家之间。21世纪美国和中国的全球共舞，无疑是更大的挑战。对双方来说，都需要在立足自身的同时又超越自我，构筑新的世界观。如同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只有坚持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方向，世界经济才能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1979年，有中国的全球化开始了，全球化的中国起步了。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和没有全球化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有中国的全球化和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38年过去，相信中美之间会找到新耦合的逻辑、利基和必要性，如果脱钩和倒退，将是一场谁都无法估量损失多大、损失多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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