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你我都有病。

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足够近的距离、足够无聊的真诚，使劲接触，使劲深究，与自己，与他人，大概总有机会，发现你我的不正常。

星座告诉你，敏感羞涩，是双鱼座拥有的超乎寻常的对人的感受力；冲动易怒，因为白羊座的火象激情需要以不同寻常的形式发泄。通俗易懂的心理分析，它们循循善诱：悲观主义者因为绝望反而拥有着劈开世界的力量，童年的某种阴影是致使你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的原因……这一切是如此的安慰人，你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可以被解释，甚至可以被克服，即使无法改变，也几乎让人放心：你的缺陷或者不正常，并不孤独。

什么样的“不正常”能达至“病”的地步，不容易界定。精神病学是一个颇受挑战的领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上对大脑运作机制受限的认知程度，让清晰分明的标准挺难达成。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PA），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发行DSM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虽然一路颇受争议，但也是世界上关于精神疾病相对权威的诊断统计。

《飞越疯人院》剧照

184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算是第一次对精神疾病进行梳理的尝试，当时的普查中对于“Mental Disorder”（精神失常）的归类仅有一种，即Idiocy / Insanity（白痴或者疯子），APA曾发出公开抗议，认为这份统计犯了严重错误，比如它将很多镇上的非裔美国人全体划分进了“Insane”类，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个近乎荒谬和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结论。这份人口普查在1880年被扩展为25卷，其中的精神疾病章节也增至七种类别：Dementia（痴呆）, dipsomania （饮酒狂）, epilepsy（癫痫）, mania（狂躁）, melancholia（忧郁症）, monomania（偏执狂），paresis（轻度瘫痪）。

二战之后，精神学科在甄选、评估士兵的过程中显现出很大作用。军事部门出面对精神疾病的统计进行了大规模修订，试图以更为现代的观念去阐述精神问题。1952年，在经过对现有资料的回顾、评估及数轮修订之后，APA发行了第一版DSM，共130页，收录了106种精神失常。其中Homosexuality（同性恋）被划入Sociopathic personality disturbance（反社会型性格障碍），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人格，来源于对异性的病态恐惧，由创伤性的亲子关系所导致。直到1974年，在同性恋活动者的强烈抗议下才从新版的DSM中移除。

随后的60年代，出现了一股Anti-psychiatry（反精神病学）的风潮。60年代是欧美社会思想大动荡的时期，The Beatles、平权运动、性解放、嬉皮士……反权威的自由精神是主流，精神病学的意义则被怀疑，被看作是权力机构对Non-conformists（不听话的个体）所实施控制手段。米歇尔·福柯在1961年的《疯癫与文明》中写到：“疯癫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1962年肯·克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精神病院的护士长以迫害者的面目出现，主人公麦克·墨菲的自由意志挑战了强权，最终被实施了曾常被用于不听从管理的精神病患者的额叶切除术，前额叶皮质与人的情绪、价值判断和复杂决策等高级思维活动直接相关，切除之后，人几乎就变成了毫无自主意识、仅会呼吸的“行尸走肉”。1975年的同名电影，墨菲由杰克·尼科尔森扮演并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不过杰克·尼科尔森又在5年后的电影《闪灵》中扮演了一名真正惊悚可怖的疯子。

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Thomas Stephen Szasz）被当作是Anti-psychiatry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精神疾病是人类生存问题的隐喻，癌症作为一种病症是真实存在的，而精神疾病却不一定同样“真实”，除了那些能明显探测出脑损伤的病症，并没有任何生物、化学，或解剖学的测验能证明或推翻精神疾病的诊断。托马斯·萨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Anti-psychiatry者，他抗议的不是psychiatry本身，而是coercive psychiatry（带有强迫性的精神病学），他反对民事关禁（Civil commitment）与非主观意愿的精神治疗，但并不反对成年人接受精神治疗的自愿行为。

安东尼·伯吉斯（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的小说《发条橙》（亦有1972年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电影），描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向他人施暴，于其而言是毫无愧疚之感的狂欢游戏，唯一能唤起其喜爱之情的事物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被关进监狱后，他为了提前出狱接受了“厌恶疗法”的实验，这种疗法鼓吹将犯罪分子改造成“好人”，通过强制手段让“坏人”在施暴时产生生理上的极大恶心从而无法将犯罪行为持续。只有一位监狱中的牧师反对这种疗法，他觉得倘若人丧失了“选择权”，不得不去行善，一切将随之丧失意义。

《忧郁症》剧照

1968年，在批评的声潮中，APA重新修订了DSM，发行了共134页、包括182种失常类别的DSM-II。然而这两版DSM的在诊断上的可靠性一直被质疑，不同的医生面对不同的病人常常得出完全不同的诊断结论。当时针对精神诊断流行的批评声音很多，最著名是1973年的罗森汉恩实验（Rosenhan Experiment）：由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组成的8个假病人，把自己送入精神病院，所有假病人都声称自己能听到“轰”和“砰”等声音，除此之外其他言语和行为完全正常，并且提供给医院的信息全部真实。结果，除一人外，其余的假病人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罗森汉恩将研究结果以“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为题发表，对当时的心理学界、精神病学界造成了很大冲击。

1980年，在一位曾经的DSM-II质疑者、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派策（Robert Spitzer）的带领下，APA修订发行了DSM-III，494页，包含265种类别，很快国际范围内传播开来，被人们认为是精神病学的一次革命。尽管这第三版的DSM是自己操刀，罗伯特·斯派策仍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对它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存在20～30%没有严重精神问题的人口，因基于DSM-III的诊断，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

1994年，DSM-IV发行，886页，297种分类，比之前版本最大的修正，在于将临床概念引入了将近一半的类别，其相关症状“导致临床意义上的痛苦，或者损害了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功能运作，而一些性格失常相关的诊断则被删除或移入附件。2000年补充发行了被称为文字版DSM的DSM-IV-TR。整体结构未做大幅度调整，但每个章节的文字描述有所增加。

2013 DSM-5，第5版亦是迄今最新的一版DSM发行，完成了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订。部分诊断定义被拓宽，部分诊断定义被缩窄，并根据对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以及行为模式的重复性与强迫性，加入了“轻度、中度、重度”的等级描绘。修订的过程中，相关的评估、讨论时不时被发布在APA的官网上，并从此更换了编号方法，用阿拉伯数字替换从前的罗马数字，小范围的更新将以5.1，5.2，5.3的形式延续，以示开放的态度。

DSM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所描述的精神疾病是以“表征”（superficial symptom）为基础，比如它通过统计的方法，定义出“抑郁”的症状，但并不能指出抑郁的原因，亦不会指定“抑郁”的疗法。事实上，即使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成因仍知之甚少，大脑依然是巨大的迷宫，是每个人身上无边无际的浩瀚宇宙。而精神病的治疗，也大多基于结果导向的经验，就像人们误打误撞，发现了电击疗法对于控制某些精神症状的有效性，却并不清楚其中的作用机制。目前能做的，也只是对待诊断治疗的益发谨慎，越来越认识到各种精神问题并不一定有着严格的界限，非正常与正常亦不能武断定义，只有出现严重的临床损害才能将其称之为“疾病”。同时人们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在生活中的危害亦逐渐重视，试图以更为理性的态度，面对各类精神问题的困扰。

《发条橙》海报

日常里大多数人触及不到“病”的地步，但焦虑、抑郁、难过的情绪所有人都不陌生，现代生活里总有阳光、积极的榜样在眼前招摇，有各种各样对“正能量”的吹嘘，不开心仿佛都要对不起自己。然而与痛苦共处，也是生命中非常珍贵的部分。一些缺陷，在未达到致病程度的情况下，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表达。但有时也很难区分，何时是自己的所谓任性，何时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真的出现了某种“障碍”，何时又真正严重到需要就医。对“痛苦”与“创造”之间的联系，倒也不缺美化的嫌疑。“疯癫”，在一定的背景下，也常代表了某种洒脱和浪漫，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从“竹林七贤”到“济公”的人物，表状疯狂，内心澄明。狂放不羁或者天真执拗，都带着不少美好的诱惑。毕竟每个人，也有选择做“失常者”的权利。就像河边写诗的流浪汉，在冬天的长椅上奋笔疾书，看着他黑色的脸上眉头紧锁，你几乎可以编织他当初被生活抛弃时的泪眼模糊，但他或许正在走过神圣的千山万水，不过在此歇一歇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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