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话”实录分享｜农村发展工作的价值是什么？

原创张婷婷 SRI发展研究

社会对话

“社会对话”是社会资源研究所和澳门巴迪基金会共同设计发起的，围绕社区减贫与发展议题下的典型案例，定期展开的分享、交流和学习活动。希望借此活动创建一个交流空间，让关心同一话题的人们能够相遇，分享彼此经验，在对话中寻找答案。通过提炼过往经验对当下行动的启发，进一步思考社区发展工作的价值理念和方式，为推动发展工作贡献微薄力量。

8月25日下午，第二期社会对话活动如期举行，十一位关心或从事社区发展以及女性权益工作的伙伴初次相聚。在三个多小时里，我们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透过“女性如何成为社区发展的引领者”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再聚焦到“农村工作价值”这一议题上深入反思，过程中不同思想碰撞，火花四溅。

三小时后大家感受如何？伙伴们如是说：

“我不太会总结，但很喜欢这样的分享会，聊得很深，也不怕提问题，说错话。”

“伙伴说，‘要跟村民说好，参与项目是件很麻烦的事’，让我感触很深。由此想到，让村民拥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这本身就是让他们学习去承担责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有种遇到同道中人的归属感。真正的公益人焦点在人的发展、能力培养上，看到还是有很大一批人在正能量地看待和从事公益，也不是很理想主义，知道这是长期的工作，知道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感觉找到了组织。”

“看到一些之前没想到的方面，激发深入思考。希望继续今天的相聚会促成机构间的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谁知道呢！”

“我是社区规划师，想做参与式规划，但在对当地的了解、对人的能力建设上，NGO显然更有优势。希望可以合作。”

讨论时而严肃时而欢乐，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似有某种东西正在发酵。那么，这三个多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透过以下三个环节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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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一：案例分享

在这个环节里，张婷婷，作为项目曾经的亲历者，对项目背景、设计思路、变化成效、经验价值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

项目概要

2008年行动援助（国际减贫与发展机构）在广西和贵州的4个县实施的西南妇女健康与发展项目，系该机构先后在河北怀安和甘肃徽县、张家川实施妇女健康与发展项目后的继续探索。通过采用“反思行动”方法，以综合的、社区为本的方式促进妇女健康，推动妇女赋权和社区发展。

目标：

提高农村妇女获取健康教育和基础健康服务的能力和机会。
对妇女进行农业技能培训，促进粮食产量和增收机会。
通过能力建设活动，提高妇女在村庄事务中的参与水平。

成效：

项目周期为三年，总投入约400万人民币。通过建立妇女学习小组（“反思行动”小组），以项目村各自然屯为单位，组织健康、农技、文化等方面知识的各种妇女学习活动，推动4个县的34个村成立了160个妇女小组/自组织，受益人数超过5万。（项目活动剪影见文末彩蛋）

项目特色

婷婷说：“参与这个项目也伴随着我在发展领域的成长，机构很重视员工培养，员工的能力提升是做好项目很关键的一环。”这是项目特色之一，其它还有：

反思行动方法的引入。 “反思行动” （REFLECT）, 系英文缩写的意译, 是 “通过赋权社区诸技能而新生的弗雷里教育方式” （Regenerated Freirean Literacy Through Empowering Community Techniques）。它结合了来自巴西的保罗·费雷里先生的教育理论和参与式方法, 于 1993 ~ 1995 年开始在乌干达、孟加拉和萨尔瓦多等国开始试点，随后影响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它已被七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家机构运用，并获得了 2003 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国际扫盲奖”。行动援助2002年开始引入中国并运用于妇女健康发展项目中。

项目设计依托妇女赋权理论。过往大多项目在启动时是在基本福利和资源获取这个层面进行需求回应，而这个项目更加重视提升妇女觉悟与团体参与感，以激发自我发展意愿，促进更多人的参与，形成团队凝聚力，回应到妇女的战略性需求。

妇女小组模式和妇女支持网络的搭建。妇女联络员、妇女骨干每个村都招募，逐渐建立分工与协作，催生妇女自组织，真正让妇女成为能动的协作者、引领者，而不是项目被动执行和受益者。

项目的经验价值

项目不是凭空设计的，是在过往实践经验上不断优化的。重视从不足和试错中学习，比如妇女保健箱的管理就是在尝试中，做调整改进。
项目始终关注人的变化，关心大家在一起学习到了什么，而不是项目做得多漂亮，项目只是手段。
相信人的潜能，社区的事社区自己能想办法解决。妇女成为引领者，就是相信她们，持续陪伴她们。伴随着能力建设、团队组织培养和一系列机制建设，如财务和信息如何公开透明。

环节二：案例互动讨论

分享结束，伙伴们就项目内容和操作提出了很多问题，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展开讨论。简单分享一二：

为什么这个项目能够吸引妇女参与？

首先，在妇女项目进入社区之前，机构已经在社区开展过项目，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关系，所以在动员妇女参与和建立信任上启动起来更容易。其二，项目设计中如妇女滚动基金、妇女小组每月固定活动经费、妇女主导的村级项目，让妇女们自己申请、决策和管理，既有可见实惠也激发妇女参与潜能。第三，妇女小组慢慢组织起来以后，妇女间的相互陪伴，在参与中获得的存在感逐渐替代物质的吸引成为她们可持续参与的动力。

最初如何发现这些积极的妇女呢？

做好前期动员很关键。让信息尽可能传递到所有妇女，我们到每个村去做动员，介绍项目内容，征询各村意愿，由村民选、村委会推荐、或自己报名的方式产生妇女骨干。然后，在她们参与项目培训和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去观察和陪伴，看妇女们培训结束回到村里是不是行动、如何行动、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独立开展、是不是需要支持等等，并在和她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给予激励、肯定和支持，协助她们独立开展工作，带动更多妇女。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出现了。

项目结束后社区的情况怎样，机构是否还有什么跟进？

机构撤出后就没有具体的跟进了，大部分的妇女骨干很活跃，有当选村委的，也在继续组织妇女小组活动，很多村子有了正式成立的妇女组织，如生态种养殖合作社、妇女苗绣协会、旅游、老年人协会等。这些组织能够通过自己来申请和链接外部资源，不再需要发展机构扮演代理和中介角色。

妇女滚动基金谁来监管与分拨？最后基金会撤出吗？

妇女们自己管理和监管，这笔钱从给到妇女小组就是妇女自己的资源，管得如何是她们的事，不会再撤出。但是前期，在形成滚动基金制度和管理委员会时在社区做了大量的项目分享和培训工作，让村里的妇女成员知晓，参与讨论、表达意见。所以最后制定出来的制度也是因地制宜，借款期限、额度、利息各村都不一样。在三年项目周期中没有一份坏账，我们就是把讨论和治理的权限交给村民，同时风险和责任也交给了她们。滚动基金发放后，我们会和项目监督小组一起抽查管理和发放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跟进和支持，开始每季度一次，后来半年到一年一次，然后就完全交给监督小组来做了。这也是从陪伴到逐渐放手退出的过程，事实上，前期越费精力、投入越多，到后面越省事。

如果预算和实际支出有出入的话，对项目管理和评估有什么影响？

比起产出指标，行动援助更关注结果和影响指标，衡量的是村民的意识和能力是不是真的有变化，即使活动没完成，但村民从中积累了经验有所反思比做好事情本身更加重要。在这个前提下，再关注产出和效率，所以项目评估也是以定性评估为主。每年在社区会召开参与式反思会议，和村民一起讨论成绩和挑战，根据需求制定明年计划，平时也会随时了解村民满意度、收集变化故事。

伙伴观点：我理解这个项目设计的逻辑，重点不是看解决多少具体问题、提供了什么基本服务，赋能才是项目核心。无论设计什么项目，都只是手段，最终看的是人和社区的变化。
伙伴观点：我也一直在反思，如何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效果，如果为了达到项目效果只是回应短期利益，那样还不如什么也不做，不做的话村民可能还是那样，但如果短期诱惑后没有持续跟进，反倒可能把村民带“坏”。我们的目标和衡量标准也是围绕人的改变。所以机构在项目立项时，也会在项目目标、衡量标准设定上投入很多时间，进行摸底（基线）调查，听取村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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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聚焦议题

最后这个环节，我们把问题的焦点拉回到了“发展工作能给社区带来什么核心价值”上，同时也就精准扶贫政策谈了些想法和展望。

伙伴经验：对时代环境和政策的变迁，发展工作要呈现哪些价值？

做经济／产业发展，也重视社区能力建设和综合发展。

我们做的是产业项目，项目周期一般是五年，五年有总目标，每一年有年度目标，每个月要跟进前一个月的总结回顾，来制定下一个月工作计划。

在做的过程中也关注社区健康、和谐和环境卫生，提供很多培训，慢慢培养社区骨干。前期社区动员做得很细，基本每一户都要走到，通过培训走访，充分、透明、持续地分享项目信息，让村民明确自己参与进来的权益和责任，再决定要不要参与。项目监管也很严格，我们经常一个月的半个月时间都在村里，随机跟进抽查不同的村子的项目进度。

真正让村民说了算，达成共识很关键。

相信每个人都有潜能，看村民是否是社区发展的主人翁，这是发展工作要传递的价值。

我之前参与世界银行第五期社区参与式发展（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简称CDD）项目研讨会，村民说，CDD是“村民说了算”，不是政府、社会组织定好了，再交给他们来做的项目。它给每个村30万，提供培训后交给村民自己管理，由村民自己决定资金用途。

这个过程中，村民如何达成共识最关键，怎么让村民真的愿意投入到村庄发展的共同目标里，那么，怎样达成共识，如何达成共识其实我们也需要学习。因为中国政府的整个治理就是自上而下，原本没有这样集体决策的意识。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和村民在一起，让大家集体磋商决策成为社区习惯，协助村民真正成为项目主人、社区的主人。否则NGO做的事情与政府做的有何差异？另外，在建立共识的过程中，也要思考如何在政府、工作者、捐款方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理解的平台，因为大家对发展工作本身的价值和衡量指标视角也很不相同。

而拿什么来吸引村民来参与？有一种理论叫诱惑式参与，它背后的假设是村民没有物质奖励不会参与项目。这个经济人假设使我们工作专注于通过提供外界的援助和物资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每个人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及家庭的团结和谐，对知识和教育的渴求等层面，因此发展的假设不应该仅仅关注在物质层面。今天分享的案例和我们基金会过往的项目经验中，都是从很小的规模从几个人开始，慢慢的影响周边的10个20几个人，实现从0到1的变化。

项目的复制和推广，在目的共识的前提下，借鉴操作经验和模式。

关于可复制的问题，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说：项目模式不可复制，但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可以学习的。我们基金会目前也在做机构案例成效的推广和复制，但我们认为，复制重要的是对目的的复制，这是前提，手段和流程只是其中一部分，执行项目需要的核心能力可以提供给合作方参考和借鉴，但不是让你照抄照搬。

小议：关于2020年精准脱贫的目标实现，你怎么看？

我们关注的脱贫，是指村民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不会再返贫。但现在精准扶贫的思路太关注结果。比如我们的项目点，政府给每家发一头驴，为的是等到2020年驴卖了收入提升脱离贫困线，却没有提供关于如何养驴的培训。那么我们机构怎么做呢？我们通过摸底看到项目设计的这些不足，就“见缝插针”，培训村民如何养驴，培养当地技术人员、志愿者团队、做经验总结和示范，实现可持续发展后我们撤走。让政府的项目真正惠民，协助政府完善脱贫目标。见缝插针，是我们项目原则之一。

2020年脱贫目标，感觉还是从单一的物质水平在看，但人的需求肯定不止钱，还有家庭、健康、社区的和谐，所以，有没有可能从多个维度来衡量，比如联合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下的一些指标可以在脱贫工作中融入进来考量。如果只看收入指标，我真的有些担心，担心有的地方越扶越贫。比如最近去的一个很贫困的村子，这个村超过70％的村民要依赖政府的补助生活，几乎没有自主发展的动力，如果到2020年没有政府补助，他们怎么可持续生活，愿意摘掉脱贫帽吗？我认为，村民自主发展才是脱贫的关键，才是脱贫最终目的。所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考量收入时，对村民自我发展能力和意愿的培养是否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呢？不是我帮你发展，而是村民自己要发展！

回到公益领域，我们发现国内一些资助方在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工作时，也是强调短期可见产出，用单一的、物质指标来评估效果，却极少愿意支持前期基线调研、社区动员、能力建设的费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工作质量如何保证、如何更好实现人的发展和变化？

希望在未来的社会对话中继续探讨，寻找应对之策，坚持行动，发出我们的声音——和村民在一起，让村民真的成为项目的主人、社区的主人。

感谢这期伙伴的参与和贡献，Ta们是：陈春玲、陈瑶霖、郭婷、赖蕾蕾、廖凌云、刘敖海博、沈施圻、于梦明、张卫杰、郑聪、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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