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前夕话民国，黑孙黑蒋为哪般？（一）

文 | 叶隐

我不是历史学者，甚至连历史爱好者都算不上。对中国这一个半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缺乏系统的阅读，所有史料，均来自于碎片化积累。本来只想从政治学这一我所略微擅长且相对简单的角度为民国、孙蒋略作辩护，但写着写着就天马行空了，远远超出我可怜的史料积累和历史叙事驾驭能力了，写得非常辛苦，姑且当作初次历史主题写作练习。 D国多年对我的审查政策是对人不对文，但凡主题略具现实性，不管我写了什么，只要是我写的，哪怕我单纯骂自由派的，都担心我把自由派给骂聪明了，一样秒删无赦。诚实地说，这种对人不对内容的封杀，导致我的传播力日趋于零，长久以来确实很打击我系统论述的热情。若被删除，请加我微信sunpolis或发邮件至sunpolis@qq.com索取PDF文件。

偶像崇拜为万恶之源，上帝的大能之一，就是要灭绝人的一切虚假希望。

一、略析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学统

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1890.7.3—1969.10.7）的忌日，易中天先生写于2014年的旧文《劝君免谈陈寅恪》，再度被翻出成为自媒体超级热贴，引发各种崇拜、敬仰、唏嘘、慨叹，余热持续到昨日。今日自媒体文化时政热点才转向中华民国双十节。凛冬前夕，部分文化保守人士缅怀民国以寄寓宪政情怀，自由派人士则持续对孙蒋掘墓鞭尸，以发泄祖先缺德无能、祸国殃民之愤怒怨怼。我少年即略知陈寅恪先生生平，但对其学问文章素无兴趣，接近一无所知。狭隘视野所及，揣想易文大概是对陈寅恪先生人格志趣、道德文章较为全面精当的评述了吧。易文中令我印象深刻者有三。

其一、孤傲怪僻之谜：陈寅恪先生厌恶政治，平生交游，不囿于党派门第，是否党员或官员，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或是不是读书人”。对国共两党如胡适、傅斯年、陈序经、陈毅、胡乔木、陶铸等一众学阀名流儒将一视同仁。当然，“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可资佐证陈寅恪并非全然性格乖僻之人，以顶级名教授之尊，亦愿折节下交贫贱寒微。

其二、人品与气节：“……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党国元老，亦有少数虽然宗奉马列，迷信铁血，亦无法彻底自外于自小熏习的儒家传统。国变之后，“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自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陈先生因其显贵家世（按自由派时而有意识高举自由平等时而无意识谄媚势利的分裂逻辑，其先祖陈宝箴亦不过“封建”帝制满清奴才而已）、绝世才情和尊崇名望，得以享受“特供”及被毛特批入选社科院，算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夕“尊师重道”传统的选择性回光返照。

其三、“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一如夏中义先生所言，陈寅恪虽然没有继承乾嘉以至梁启超的“学统”，开启新的学术传统，但以其如渊似海的学养、孤高傲岸的品格，却用“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创立了一个超越具体学术活动的精神性的“现代学统”，至今犹在惠泽涵养后学。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略历经了四波宽泛意义的启蒙运动。

第一波是洋务运动驱动的技术、器物文明启蒙，旨在富国强兵。“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幻灭于甲午海战、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侵华”。

第二波启蒙运动以《新青年》为开端，五四运动为高潮，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偶像。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名世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时也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将，视基督教为“独断之宗教”和外力侵入个人精神领域、侵犯人权的“教祸”，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与尼采、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审美救赎”遥相呼应。在欧洲对民主实践普遍尚存犹疑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同时承续“法式启蒙”和马列革命启蒙两条路线，改天换地的豪情胜慨，大有后生可畏之势。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并飞踹蒋介石（顶撞是真，飞踹实乃耸人听闻），被士林添油加醋传为不畏强权的风骨佳话（魏晋风骨以消极避世为主，比起传说中的刘校长暴起飞踹真是弱爆了），这种“自由之精神”，恐怕西方知识分子都得瞠目结舌。从蔡刘二人身上见微知著，后世知识分子反思第二波启蒙，引九一八或七七事变后“救亡压倒启蒙”、启蒙未足导致国运多舛为憾事，不免有谦虚卸责之嫌。

第三波启蒙运动启动于文革结束后，接续第二波启蒙运动的民主制度转型叙事，89后虽有短暂中断，但在稍后的互联网大潮中，又在制度转型叙事的基础上，以权利叙事加以丰富。49后长久的闭关锁国，文革结束后略一打开窗户，文化信息饥渴太久的饕餮导致第三波启蒙消化滞胀不良，但也造就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引领制度、权利启蒙到微博兴起之前。

第四波启蒙，以自媒体微博兴起标志，从公共知识分子的单向灌输、高台教化，转向大规模人群互动式启蒙，但“科技引领进步”的新时代弥赛亚神话，因无远弗届的“功夫网”旋即幻灭。如果说第二波启蒙以建构为主，第三波启蒙则兼具建构和解构。第四波启蒙，几乎是纯粹的解构，当解构过度，自由化人群又陷入了彻底的价值观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焦虑、绝望困境，是必然的结局。

陈寅恪先生身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历晚清、民国、红朝三纪，时局板荡身世波劫，其精神形成过程过于复杂，一言难尽。但其思想主旨、精神境界却并不复杂。

1927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於《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理念）者”。

陈寅恪先生又曾说：“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演变之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新儒学，即以人伦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他亦反复阐述，二千年本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的真义乃“道教之真精神”和“新儒家之旧途径”。蕴涵着他的伦理追求以及伦理（内在）超越路径。

又据《吴宓日记》（1961年8月30日至9月4日）：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青苔，殊可鄙也云云”。

再据刘正教授《陈寅恪晚年心境考》所综述，陈寅恪追求的终极境界就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但这一思想境界和儒家、自由主义无关。李锦绣先生的《陈寅恪学案》一文中曾总结说：“可以断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先生对劫尽变穷的中国文化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亦即中国文化定义的重新概括”。简而言之，这一思想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只是他个人神往的一种虚拟境界。

我们充分理解人的有限，怜悯人在暴政恐惧之下的卑微和软弱，并弘扬有所持守的艰难可贵。不拟以“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正确立场，去苛责其气节非但不如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叔齐伯夷，甚至也不如未卜先知举身投湖的前朝遗老、国学巨擘王国维先生。反而可以盛赞陈寅恪先生，用一生的经历去亲证实践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八个字。但是——

前面粗疏的回顾了一下近现代启蒙历史，以便于读者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作为一种”学统“遗产略加审视。我们不难发现，陈先生虽然“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学富四海，但始终立足于“中体西用”、“新儒学”或“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学统里，而不是自由主义学术传统里。陈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似乎并不屑于希伯来-基督教启示文明之光照，东成西就却不免买椟还珠。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撰之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影射三民主义）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诚实而论，即使以同期西方学术自由之状态相比较，恕我浅陋，我实在看不出谁妨碍了王国维先生的“独立自由之意志”以及学术自由，以至他非以死相殉不可。

如果把紧密勾连于王国维之死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置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框架进行分析，何谓精神自由，何谓独立精神，何谓学术自由，何谓思想自由，何谓政治自由，何谓自由本体，何谓精神实体，也不过是一句极其空疏无当的情怀口号，完全无法进行创造性转化。

刘文典以狂傲名世，而唯独十二万分敬服陈寅恪，所敬服者何？除了学问，也许还有陈寅恪自道之“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其实刘文典在反右运动中比他骨头还更硬一些。四九国变前，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出身微贱的钱穆不在“抢救大陆学人”的名单里，却已洞悉此番国变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的问题，执意抢跑开溜。1940年暮春，蒋介石曾在重庆宴请陈寅恪诸人。宴后，陈寅恪作七律一首嘲讽蒋介石。生怕蒋看不懂，特注云：“寅恪于座中初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尽最高楼）”。蒋固然以中智而犯难当国，但对知识分子，器量绝不算偏狭，蒋对陈之嘲讽并不以为忤。国变前夕，陈寅恪名列抢救名单榜首，他却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其政治洞察力，不免令人唏嘘。不过，若非受难，亦难谱写成圣传奇，只是个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刘仲敬先生曾将宏观历史洞察力及危机窗口决断力，设置了一个不算太低甚至非常势利的门槛，意谓能著作十一卷《世界文明史》煌煌巨著的威尔·杜兰特，识见仅仅来自于故纸堆，亦不免肤浅空疏。非得具有博物学家或大英、纽约博物馆长一样的文物器玩细节鉴赏力，方能称解人（其实杜兰特老师对东西两罗马古迹的想象性富丽描述，仅仅略逊于茨威格而已，已足以令当世东方史家自惭形秽了）。陈寅恪乃官、学显赫世家子弟，东西万里游历，且记忆绝佳，器物鉴赏力亦属一流，然其在跑路学不如器物鉴赏力稍逊的刘老师敏捷远甚，亦不免略有讽刺意味（此节可看视为无聊调侃，后面还有对刘老师在全球体系史观即格局史观下对孙蒋评价的回应）。

作此驳杂回顾，无非为了说明三件事：

其一、陈寅恪一生所追求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主义传统几乎毫无关系，却关乎自由主义者极其憎恶的释儒道传统。今世自由主义者，将自己栽种或嫁接在这一“腐朽落后”的精神、学术传统上，似乎有些自作多情，也不免有些讽刺。

其二、刘文典、蔡元培、陈寅恪这个大师群体所代表的高度，即使不能看作一个半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学术的天花板，也庶几近之。在我的全球大师贤哲序列里，陈寅恪起码排在二百名开外，而蔡元培则排在五百名以外。这一招惹广泛仇恨的排序，并非说明我有任何成就、资格敢于藐视大师。一如我打篮球不及易建联一根指头，但不影响他在NBA里微不足道的排位一样，只是一个事实陈述。限于篇幅，就不从摩西、以赛亚、奥古斯丁、斐洛、阿奎纳、加尔文、柏拉图等一一开列200人的名单了（当然，里面包含了老子、庄子、孔子、司马迁等）。

其三、中国传统上，士为四民之首，国人自古就不能正确对待读书人，对其思想学说、道德勇气、实践能力寄予过高期待，所以屡屡失望以至绝望。西方在法国大革命前，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尚属正常。从法国大革命起，知识分子也获得和中国士人一样的尊崇社会地位，整个知识传统都被扭曲了，从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在“启蒙与救亡”中折腾，受惠于英美浴血奋战将其从希特勒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国家才走向正常。而五四以后，在救亡和启蒙交替中，在儒家家国情怀与自由主义的混合体系里，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达到顶点。一如孙中山对张之洞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反右运动，又一脚把弹冠相庆、顾盼自雄的他们踩入水底。改开以后，公众对知识分子的偶像崇拜，又死灰复燃。知识分子始终无法调适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其中有太多的情非得已。倘若历史再来一次，启蒙与救亡，又将陷“陈寅恪大师们”于万劫不复。而陈寅恪先生们，于政治思想、自由实践，几乎毫无贡献，不过满足了国人关于知识帝国主义、超级学霸、道德风骨的极致想象。如果放在基督教人性论下，也许可以视为一种极度自恋的偶像崇拜。

也许尊贵博学的读者早已疑惑烦躁，你不是为民国和孙蒋辩护吗？为何却长篇大论先拿陈寅恪、蔡元培们开刀？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保·拉法格写了一封信：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如果把马克思换成洛克、康德来审视西学东渐的启蒙运动，龙种、跳蚤说也许一样成立。论到察人心知世变，那帮曾经以黑孙黑蒋为荣的知识分子，最后在夹边沟做出了悲惨的亲证。而基于进步主义+道德主义史观对民国、孙蒋的彻底解构性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一帮承续五四遗风、错乱嫁接传统、学理极度混乱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的。

……远远未完，敬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