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简史到未来简史到美丽新世界 |CBNweekly书摘

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人类简史》

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1日

定价：68.00元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青年怪才，受全球瞩目的历史学家。他擅长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研究。《人类简史》一书让他一举成名，这本书也是以色列超级畅销书。

虽然是一本出版了几年的作品，但是这本书毫无疑问值得读一读——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技术交织的人类发展史。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个人种，为何今天却只剩下了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只是非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上生态的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者水母相差无几，为何我们能登上生物链的顶端，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人类早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已存在

早在两百五十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他们与一同共享栖地的其他生物相比，并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如果到两百万年前的东非逛一逛，你很可能会看到一群很像人类的生物：有些妈妈一边哄着小婴儿，一边还得把玩疯的小孩抓回来，忙得团团转；有肌肉猛男捶着自己的胸膛，只希望旁边的美女能够垂青；也有年长的充满智慧的大家长，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已懂得爱和玩乐，能够产生亲密的友谊，也会争地位、夺权力，不过，这些人和黑猩猩、狒狒、大象没什么不同。这些远古人类，和一般动物比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某一天竟能在月球上漫步、分裂原子、了解基因码，还能写写历史书。说到史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当时根本无足挂齿，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

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就是它们会彼此交配，能够产出下一代。例如马和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有许多类似的身体特征，也能够交配，但它们彼此却缺少性趣，就算刻意让它们交配，产出的下一代也是不具有生育能力的骡。因此，驴的DNA突变不可能传给马这个物种，马也不会传给驴。于是，我们认定，马和驴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有各自不同的演化路径。

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例如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虽然是不同物种，但都是“豹属”。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两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词则是种名。例如狮子就称为“Panthera leo”，指的是豹属（Panthera）的狮种（leo）。

许多属还能再归类为同一科，同一科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祖先。

至于智人，也属于某个科。虽然这件事看来再平凡不过，却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智人一直希望自己和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仿佛整个科只有自己存在，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远近亲戚，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父母。可惜这绝非事实。不论你是否接受，我们所属的人科不仅成员众多，还特别吵闹——那是一堆巨猿。与我们最相近的亲戚，是黑猩猩、猩猩。其中，黑猩猩与我们最为接近。不过，就在六万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头成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头则成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家族秘史

智人还有另一个更见不得光的秘密

我们有许多堂、表兄弟姐妹，而且没什么文明，但这还是小事一桩；我们其实还曾有很多更相近的兄弟姐妹。

人类已经习惯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人”，是因为在过去一万年间，“人种”确实只剩下智人一种。然而，“human”一词真正的意思是“属于人属的动物”，而过去，它可不只包括“智人”。我们在最后一章也会提到，不久之后，很可能我们又得再和一些不属“智人”的人类竞争。为避免混淆，以下讲到“智人”，讲的就是“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成员，而讲到“人类”，讲的则是“homo”（人属）的所有现存成员。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两百五十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祖先是一种更早的猿属南方古猿。大约两百万年前，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而踏上旅程，足迹遍及北非、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带。北欧的森林白雪皑皑，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丛林湿气蒸腾，想活命显然需要不同的特征，因此人类也开始朝着不同方向进化。于是人类发展出几个不同的物种，而科学家也为每一种都取了华丽的拉丁名称。

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成了尼安德特人。比起我们这种“智人”，尼安德特人更为魁梧，肌肉也更发达，非常适应西方的欧亚大陆在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至于在东方的亚洲，住的则是直立人，一共存续了近两百万年，是目前所知存续最久的人类物种，看起来我们智人也很难打破这项纪录。光是一千年后还会不会有智人存在，现在看来都令人十分怀疑，所以和两百万年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则住着梭罗人（拉丁文意为“来自梭罗谷的人”），这种人很能适应热带的生活环境。同样在印度尼西亚，还有另一个小岛弗洛里斯，这里住的远古人类则经历了一场侏儒化的过程。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海水水位格外低，人类因而初次抵达弗洛里斯，而且当时和大陆的交通往来十分便利。但后来海水再次上涨，有些人被困在岛上，物资十分缺乏。那些长得高头大马的人，需要的食物也多，于是最早在岛上饿死被淘汰了。长得矮反而成了生存优势。经过几代之后，在弗洛里斯的人都成了小矮人。科学家把这种独特的人种称为“homo floresiensis”（弗洛里斯人），身高最高不过1米，体重最重也不过25公斤。然而，他们仍然懂得如何制造石器，甚至偶尔还能在岛上猎象。不过倒也公平，在这岛上的象也是一种矮个生种。

 亚当和夏娃的一天

狩猎采集者的烙印

在智人的历史上，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靠采集为生。在过去两百多年间，有越来越多智人的谋生方式是在城市里面劳动，整天坐办公桌前；而再之前的一万年，多数的智人则是务农或畜牧；但不论如何，比起先前几万年的狩猎或采集，现代的谋生方式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的事罢了。

演化心理学近来蓬勃发展，它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在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或采集者的头脑，但所处的却是工业化之后的环境，比如有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计算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比前人享有更多的物质资源，拥有更长的寿命，却觉得疏离、沮丧而压力重重。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想理解背后的原因，需要深入研究狩猎和采集者的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其实至今还牢牢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

举例来说，高热量食物对人不好，但为什么老是戒不掉？现今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都有肥胖的问题，肥胖症几乎像瘟疫一样蔓延，还很快地将魔爪伸向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不想想采集者祖先的饮食习惯，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一碰到最甜、最油的食物就难以抵抗。当时他们住在草原上或森林里，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永远供不应求。如果是三万年前的采集者，想吃甜食只可能有一种来源：熟透的水果。所以，如果石器时代的女性碰到一棵长满甜美无花果的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否则等到附近的狒狒也发现这棵树，可就一颗也吃不到了。于是，这种想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的直觉本能就这样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就算我们今天可能住在高楼大厦，家家户户的冰箱早就塞满食物，我们的DNA还记得那些在草原上的日子。

《未来简史》

作者：[以]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月

定价：68.00元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其新作《未来简史》以宏大视角审视人类未来的终极命运，刚一出版就引起广泛关注。

作者认为，进入21世纪后，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智人面临着新的待办议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得日益成熟，人类将面临着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绝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神人”。

 人类的新议题

饥荒、瘟疫和战争得到控制

第三个千禧年开始之际，人类醒来，伸展手脚，脑子里依稀记得某些可怕的噩梦。“好像有什么铁丝网、巨大的蘑菇云之类的。但管它呢，只是个噩梦吧。”人类走进浴室，洗洗脸，看看镜子里脸上的皱纹，然后冲了一杯咖啡，打开了行事历。“来瞧瞧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几千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什么改变。不管是20世纪的中国人、中世纪的印度人，还是古代的埃及人，都面临着同样的三大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永远的心头大患。一代又一代，人类向所有神明、天使和圣人祈祷膜拜，也发明了无数的工具、制度和社会系统，但仍然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流行病和暴力。许多思想家和先知于是认为，饥荒、瘟疫和战争一定是上帝整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抑或源自人类天生的不完美，除非走到时间尽头，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

但在第三个千禧年开始之际，人类开始意识到一件惊人的事。虽然多数人很少想到这件事，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当然，有些时候还是会事与愿违，但面对这些失败，人类不再只是耸耸肩，现在如果再有饥荒、瘟疫和战争爆发而不受人类控制，我们会觉得一定是哪个人出了问题，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研究研究，而且对自己许下承诺，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而且，这套办法还真行得通。此类灾难发生的次数及频率确实都在下降。因营养过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营养不良者，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传染病死亡者，自杀身亡的人数甚至超过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杀害人数的总和，这些都是史上首见。

因此，虽然各国总统、执行长和军事将领的每日待办议题仍然满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但就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说，人类已经可以看向别处，开始寻找其他待办议题。如果我们确实已经让饥荒、瘟疫和战争得到控制，什么将取而代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待办议题？就像消防员忽然听说再不会有火灾了，到了21世纪，人类得自问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整个世界已经如此健康繁荣又和谐，我们该把注意力和创造力投到什么事情上？

因为生物科技及信息技术为人类带来强大的新力量，这个问题也变得加倍迫切。手上有了这些力量，究竟该如何运用？

 生物都是算法

人类进程由算法主导

生命就是算法处理，不管是长颈鹿、番茄，还是人类，都只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不同数据处理方式。人类将环境参数作为输入数据，经过认知能力的处理，输出感受和决策等数据，从而有了喜怒哀乐。人类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由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由许多不同的算法组成。构成人类的算法并不“自由”，而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

因此，外部算法理论上有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随着科技的发展，智人将不再是最好的算法，信息科学家已经写出了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兴起，越来越多的算法会独立演化、自我改进、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些算法分析的数据量是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人力范围，而且它们也能学会找出人类找不出的模式、采用人类想不到的策略。

最早的种子算法或许是由人类开发，但随着算法逐渐成长，自我演进，它会走出自己的路，前往人类未曾踏足的领域，而且人类也无力追赶。

把全人类看作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每一个个体就是里面的一个芯片（处理器）。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战胜计划经济，也是由数据处理的方式即算法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分步式数据处理，而计划经济是集中式数据处理。对整个社会的庞大数据而言，分步式数据处理，将分析数据和做决定的工作分发下去，交给许多独立但又相互连接的处理器，更具效率。

纵观整个人类进程，7万年前，智人发生认知革命，产生了语言，能够将大量智人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大更高效的数据处理网络，它比单个个人处理器更优越。这一点让智人拥有超乎其他人类及动物物种的关键优势。

到了大约5000年前的农业革命，发明了文字和金钱，进一步突破了语言的隔阂与限制。它们能够联系更多的人，使人类处理器数量急剧上升，加速了人口增长，让更多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地方网络，并进一步建立了城市、王国或帝国。随后的现代探险家、征服者和交易商，不断建立新的连接，渐渐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紧密网络。

哥伦布刚刚发现新大陆，把欧亚网络和美洲网络相联时，每年只有极少的信息能够越过海洋，还得应付各种文化偏见、政治审查。但渐渐地，自由市场、法治概念或民主传播，都在促进消除种种障碍。民主和自由市场之所以获胜，事实上，是因为改善了全球数据处理系统，是数据决定了民主和自由。

 智人正失去权威

万物互联时代来临

在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没有任何外部算法能够超越人类生化算法，人类崇尚个人价值。FBI可以偷听我每次打的电话、监视我在街头上和人的每次互动，但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分析这些数据，只有我最了解自己。于是，人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系统，听从的是自己内在的声音。

但到了21世纪，科技已经让外部算法有能力“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个人主义行将崩溃，权威也将从个人转向由算法构成的网络。

人类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拥有更强的身体和心理能力）。一开始，数据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而得以传播。而为了实现长生不死、幸福快乐，我们需要处理大量数据，而这远远超出人类大脑的能力，也就只能把权力交给算法了。

今天，我们能实时看到货物的运送情况，算法能根据库存自动补货，亚马逊已经开始用无人机为顾客送货。我们正努力构建万物互联网，它拥有更强的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更能满足人类的愿望。可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赞成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为了更优秀的数据处理模型、整个系统的效率，就可能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未来将可能由控制算法的少数精英说了算，大部分人作为数据处理器的价值也将失去，降为数据，最后溶解分散在庞大的网络中。

人类有史以来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任何事物都以对人类的价值来评价和抉择。几千年来，这让人类充满了自尊和偏见，认为自己就是造物的巅峰。然而，一旦进入万物互联网时代，当大部分人对网络提供不了重要功能，就会发现自己到头来也不是造物的巅峰。我们自己设下的标准，会让我们也走上长毛象和白鳍豚一样的灭绝之路。如果算法进一步自我演进到无人企及的高度，整个人类将可能被淘汰。到时回首过去，人类也只会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个小小涟漪。

《人工智能时代：

人机共生下财富、工作与思维的大未来》 

作者：[美]杰瑞·卡普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4月

定价：59.90元

杰瑞·卡普兰，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专家。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是享誉全球的Go公司创始人，并设计了全球第一台笔触式计算机，预示了iPhone和iPad的出现。

在书中，作者卡普兰指出：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冲击：持续性失业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机器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类的工作，不管你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

人们通常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大概是因为之前许多年里，科幻小说和电影无一不在塑造人形机器人，比如《终结者》《我，机器人》《机械姬》等，它们中的人工智能都是有形的。很显然，人形机器人还要许多年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其实早已被人工智能包围很多年了，它们无形地存在于我们周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机器人”是传感器和执行器结合在一起的特例，而在更多数的情况下，传感器是散落在环境中的，比如路灯上或者智能手机里，而执行端则在远处的一个集群服务器中，随着传感器越来越小，它们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卡普兰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有一天当你走在一片原始荒原时，你可能并不会注意到你眼前有一个巨大的网络，大量组织和协作的设备正在维护这个环境，同时也在照看你，就像在参观迪士尼乐园时那样。”

最初，计算机一直被视为“只能按照编好的程序工作”，然而，以AlphaGo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算法所展示出来的人工智能，已经足以改变人们的看法，即智能软件在特定问题上的智能已经远超人类最为杰出的选手，而智能软件其实早已在量化投资、电子商务、互联网广告等领域处理着每秒数以亿兆计的数据洪流，并从其中赚取巨额收益。

卡普兰指出，由于智能软件有着极快的信息处理速度、更高的准确度，以及更低的成本，比如量化投资软件可以做到每秒十万次交易，它们可以不知疲倦地24×7小时工作。实际上，智能软件所能获取的数据也远多于人类，比如互联网广告可以从数以千计的信息中交叉判断用户特征；电子商务中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知道所有卖家和买家的信息……这些都意味着人类是没法和智能软件抗衡的。

虽处于劣势，但卡普兰认为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并不会像《终结者》中那样发生战争，机器并不会拿起武器来挑战人类的统治。它们会很缓慢而隐秘地接管控制权。因为人类会对它们逐渐地加深信任，“让它们运送我们，为我们介绍合适的对象，定制每日新闻，保护我们的财产，监控我们的环境，种植和烹饪食物，甚至教育孩子……”，在此情形下，人类会逐渐失去大局观，无法再介入控制了。

卡普兰对未来的预测并不美好，人类很可能会被机器所圈养，“地球可能会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动物园，我们的机械看管者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转偶尔会推动我们一下，而我们会为了自身的幸福高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帮助。”当然，他并未止步于此，他看得更为深远。他希望能够引起大众对人工智能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失业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视，并思考这些问题。

今年5月，特斯拉的一名车主由于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特斯拉官方声称“自动驾驶”功能被误解了，实际上他们提供的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即只有用户双手握在方向盘上，才可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另外，特斯拉已经有了数十万小时的无事故率，因此不是特斯拉的责任。

在传统的汽车驾驶中，发生驾驶责任的事故肯定是驾驶员的责任，但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而言，事故的责任方应该是谁？车主，汽车生产商，还是自动驾驶技术提供方，亦或是可以自动驾驶的汽车自身？卡普兰提出，如果智能机器已经具有可以意识到自己权利的时候，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对机器采取处罚呢？按照“消除其达成目的的能力”的原则，针对智能机器，则可以消除它们的“记忆”。像AlphaGo这样的智能软件，它们需要花许多时间深度学习，如果消除它们的记忆，那么它们就需要从头来过。

如果说法律问题还不太棘手，那么智能机器所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能否让自己的机器人代自己排队？

——如果你心脏病发作，而你的自动驾驶汽车拒绝加速更别说超速把你送到医院，你该怎么办？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与一辆载有很多孩子的汽车在一座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桥上相遇，智能汽车是救你还是救孩子们？

从古希腊到现在，道德一直是西方哲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数千年的争辩仍然未有定论。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处理不同的利害关系时，会有不同的视角。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博爱、奉献成为绝大多数人们所认可的优秀品质，然而，你个人是否会购买一个会牺牲你而拯救更多人的智能汽车？

讨论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无法回避失业问题。据调查发现，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将会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这其中不仅是蓝领，还包括律师、医生这类金领。未来，有接近半数的人会失业。很多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因为人类可以创造出新的和更多的职业。的确，相比工业革命之前，现在许多职业都是新事物，比如软件工程师、形象顾问等，因此，很多人认为失业不是大问题。

然而，与许多人不同，卡普兰认为这次和工业革命时期不同。这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即劳动细分市场的变化速度会比人们学习新技能的速度快得多。在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样的时间中，人类实际上是通过代际更替来解决职业变更的。比如，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可能还是以农业或者工业为生，而我们可能已经以服务业为生。从70%的人口从事农业到只需要2%的人从事农业就能满足美国所有人口的需求，这个时间是100多年。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的更替要快许多，可能就是5到10年，甚至更短。一个失业的驾驶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会软件编程的工作技能的；而用户体验设计和增长黑客这样的岗位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卡普兰提出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再由学校指定授课的内容，而是由对工作有需求的企业，它们发布所需求的岗位和技能，由学校来培养，如果你学会了这门技能并被企业录用，那么就可以从工资中扣除你的教育贷款。卡普兰认为需要推出一个类似房贷一样的新的金融工具：职业培训抵押贷款，以未来可偿付的工资收入来解决再就业的问题。

不过，说实话，这对失业的人来说是很大挑战，人们可能会疲于应对职业危机，生活陷入无助。这又不得不提到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问题。卡普兰认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会导致财富过度向金字塔顶端聚拢。根据数据分析，1970年代，美国收入前5%的家庭获得的平均收益比后20%的家庭高10倍，而4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扩大到了20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已成为事实。

如何消除这样的分配不公？卡普兰提出了一个“公共利益指数”的概念。即类似基尼系数一样，需要一个可以反映资产所有权在目标人口数量中的广度的可度量指数。当资产只为一个人拥有时，指数为0，而资产为目标人口中所有人平均拥有时，指数为1。国家可以通过“公共利益指数“来制定税收政策，为指数分值较高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甚至减免，让具有“公有”性质的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

卡普兰所预想的未来，是人机共生的形态。如果能解决好法律和道德、失业与经济发展及贫富差距的问题，人类将享受到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福祉，有干净而安全的环境，用之不竭的资源……然而，这样的社会是否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发展限制？不得而知。不过，就人类的天性而言，大多数人应该会希望生活在那样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