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呆你：半个世纪前的“医疗互联网思维”
我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开始了一门课程《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
我会给学生们讲一些近代的或者建国初期的医疗小故事。我想用故事带着学生们玩穿越，看看我们前人的工作，看看他们的医疗服务理念。
故事之一
1932年初秋的一天，下午2时，上海二马路上的正威大药房里，总经理发了大脾气：刚刚连续接了两个客户电话投诉，中午接走的处方，这会儿药还没收到。
总经理把“接方送药部”负责人叫来劈头盖脸臭骂一顿：怎么回事？你们是要做坍掉我们药房的牌子么？脚踏车坏了两辆？那就买新的！今天这两单你们坐黄包车去送！赶快去！
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各家药房，都已经普遍开展了“接方送药”服务。那家正威大药房，在开业之初就设立的接方送药部，电话是91698。他们承诺，一经接电，立即差人上门取处方，日夜均可配药，配好之后，马上就送到府上，不论远近、不论售药多寡，概不收取“快递费”。
顺便说一句，那个时期，无论在诊所还是医院看病，医师开具处方后，病人大都在院外药房配药。就是如今所谓的“医药分家”。
（四十年代的处方。当时很多医生的处方都是药房赠印的，印有药房“接方送药”的服务电话。）
故事之二
1941年夏天，上海一家小型私人医院里，王医师抓起了电话：“喂，国华化验所么？我这里有个病人的血液和小便要做化验，你们快来取！”
不一会，一个穿着印有“国华化验所”汗衫的小伙子，汗流浃背地奔了进来。王医师板着脸说：“出报告一定要快！不然，下次我就找巴斯德化验所！不做你们生意了！”“是是！一定快！多谢您关照！”小伙子不住地点头哈腰。
民国中期，上海滩的私立医学检验中心逐渐兴盛起来。出报告的时长，是竞争的核心价值之一。各家化验所普遍开展上门收取标本和递送报告的服务。后来，竞争进入白热化，还纷纷推出免费检测血型等各种服务。
（40年代上海程慕颐私立医学化验所的一份报告单。这单检查生意，是从当时上海协和医院林兆耆医生那里接来的。）
故事之三
1952年春日的下午，上海一家公立医院的门诊部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一位中年男子想挂个内科复诊号。预检挂号处的工作人员问：“你预约复诊了么？”男子说没有。工作人员说：“那没办法，您想要复诊，必须提前预约，下午的复诊已经约满。”男子急了：“我是干部！”“干部也要预约。”工作人员平静地回答道。
在建国初，很多公立医院严格执行复诊预约制。患者可以在就诊时预约下一次门诊的时间，也可以通过电话预约复诊。
今年9月起，北京试行“挂号新政”，部分医院开始“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我看到有公众号小编就此评论说：“北京开始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很想笑，越是不学历史越敢吹。这是前人吃剩下的螃蟹壳好不好…
（五十年代初，上海一家公立医院门诊券的背面，印着“电话预约挂号办法”。其中的文字表达有点啰嗦，反正意思是很明确：你不预约挂号，就不可能让你愉快地看病。）
故事之四
1953年下半年的一天，北京的刘阿姨一大早就赶到同仁医院看眼睛，她担心排队挂号交钱的人太多。
不过那一天，有些不同。工作人员给她一张空白就诊单，填好后就引导她直接去候诊室坐着。很快，有穿工作服的小姑娘来到她面前：“大婶，我是同仁医院流动挂号处的，您把挂号费和门诊证给我，我给您去挂号。您在这里候诊就成！”不一会，小姑娘就挂号好回来了，还把找的零钱还给了刘阿姨。
我很想穿越过去恭喜这位刘阿姨，祝贺她成为中国第一批在公立医院中享受到“移动挂号”与“移动支付”服务的患者。
1953年，中国大城市的大医院中，开始出现“三长一短”现象：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取药时间长，就诊时间短。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医疗界也是动足了脑筋，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很多做法，对如今的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
（1953年北京市医院管理工作资料汇编中，记录了同仁医院“流动挂号”的做法。这种做法坚持起来确实比较难，但是，这是我们前人的一次有创新精神的尝试。可惜，后来，关于挂号的创新精神，大多只被中国的黄牛们继承了。）
结束语
我跟学生们讲：如果前人有电脑，他们能做得比我们好。
虚心向历史学习，我们才有可能跟上并超越前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