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璞

自述者：刘恋  

上海浦东机场塔台管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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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台湾飞来的班机总感觉很亲切，听到飞行员偶尔会蹦出一句

台湾口音的中文，或看到飞机上的汉字，就和迎接家人回家一样。”

马航飞机失事前，飞行员说的最后一句“好的，晚安”，就是在和对应区域的管制员对话。我们这一行，与其说面对的是一架架飞机，不如说是成千上万的生命。

航空管制员可以理解为空中“交警”，飞机何时起飞、降落，飞行高度、航线，全由我们调配。不过我们的“岗亭”是塔台，这是飞机场的最高处。我们要看的除了跑道尽头的航班，还要盯着屏幕上纵横交错的航线和上面缓慢挪动的飞机圆点。我们要随时和飞行员以及地勤联系，发出指令。

机长也得听空管员的，不然就会出大事。世界上最严重的空难，就是空管员与机长沟通有误造成的。1977年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KL4805班机机长没有听清空管员的指令，误以为飞机可以在跑道上滑行起飞，结果撞上了迎面的班机，造成583人死亡的惨剧。

空管员的工作枯燥，但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脑子里要想很多事。不过，千万别和我谈钱。虽说，我们不比飞行员轻松，可是我们的工资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

差不多20年前，我被派到澳门机场工作了两年半。那时澳门机场刚建成，当地没有空管人员，就从中国民航局借调了13位，又从葡萄牙请来了6位。这对民航局和澳门机场来说，都是一次新鲜的尝试。

说起来真是幸运，第一架在澳门机场落地的飞机，正是我指挥的。

我在空管团队的13个人中是最年轻的，其他人都比我有经验。自己当时特别紧张，同事Hoover刚好站在我身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声说：“别急”，我至今都能回想起他当时的语气，那种来自同事的支持特别温暖。

这种来自同事的温暖和我们在澳门经常“开会”有关系。“开会”不过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我们十几个人的聚餐。大家凑在一起聊天打扑克，以至于后来大家想要聚一聚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应该开会了”。

印象里的正式会议只有一次，是澳门管制员协会成立要选举主席。这和之前内地每周一会的工作习惯大不一样。内地的会议大多安排安全培训，学习新的相关文件。在澳门也需要学习新规定，不过通常是自学。

这种工作方法让我们受益匪浅。后来Hoover和另一位同事一直留在澳门工作，现在都已经担任要职。一起到澳门的其它伙伴，回到内地后也都在各大区空管局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们在澳门的工作方法，内地现在也逐渐开始使用了。

现在我们还习惯以英文名相称，因为当时的工作语言就是英语。之前在内地，我基本上没有和外国人打过交道。刚到澳门工作时，一着急总会蹦出几句中文来。为了提高英文水平，我特意买了个录音机，每天听BBC新闻，我把这些新闻全部用磁带录下来，结合中文报纸一遍遍反复听。那段时间英语新闻成了我的催眠曲，经常是收音机还开着就睡着了。

在工作中，我们和飞行员沟通时还是能听到中文的，那是从台湾来的班机。之前，台湾旅客乘飞机来大陆多在香港转机。澳门机场建成后，就成了大陆台湾通航的中转站。台湾航班到达澳门机场后，飞机不更换，只是改一下航班号，在澳门机场经停一段时间后，再飞往大陆，这对旅客来说明显方便不少。

指挥台湾飞来的班机总感觉很亲切，听到飞行员偶尔会蹦出一句台湾口音的中文，或看到飞机上的汉字，就和迎接家人回家一样。

现在，我在上海的浦东机场工作。浦东机场和澳门机场很像，都是填海而建。每次我站在塔台里俯视辽阔的大海，总会想起在澳门机场工作时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