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忆中苏大论战：“左”与“极左”的较量

1998年4月6日至8日，由我牵头，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民福商务中心组织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资深外交官，有当年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长期做俄语翻译的老同志；还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长期研究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的学者。

这次会议实际是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关于“中苏分裂的由来和发展”讨论会的继续，那次会议的宗旨是弄清历史事实，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大论战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试图回答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这一重要问题，所以那一次讨论会侧重点放在中国方面。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讨论涉及大论战的实质、内容、后果，特别是我党当时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经过讨论，与会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和看法。

与会者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没有就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中苏关系做正式决议，但是，邓小平在内部谈话和在《邓小平文选》中，总结了中苏“大论战”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断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重要方针：“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永不做中心”、“永不当头”、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论断是我们研究中苏大论战历史的指导思想。

与会者一致的看法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实际上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由于这场论战是在两个最大的执政党之间进行的，所以带来的消极后果无论对中苏两国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与会者认为，现在研究中苏大论战不能停留在具体分析谁对谁错或者谁对多少和谁错多少的问题上，因为论战的大前提就错了。大前提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家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已解散了二十年，各国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制定出为各国党所接受和遵循的“总路线”。但是中苏双方却争相为国际共运制定“总路线”，这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

（2）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实际上是强化斯大林模式，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说明中国并没有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总体上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内的小打小闹。有的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中苏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传统的框架。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苏当时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但是双方都自认为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要求其他党也遵循这些规律，这不能不引起冲突。

（3）从大论战的背景来看，大论战是在中国内外政策“左”倾，最后发展到极左的背景下发生的。苏联提出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在国内建成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也是“左”。从总体上来说，赫鲁晓夫是“左”，不是右。大论战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

（4）大论战的立论是苏联变修了，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在并没有弄清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就给苏联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并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从根本上错了。

与会者指出，研究大论战和系列评论如果从本本出发，还会得出基本肯定的结论，因为这九篇评论中的许多论据都是引用老祖宗的话。但如果从实际出发，联系当时的实际和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实际，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年，老祖宗那么讲并没有错，他们是针对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得出的结论。这九篇评论的问题在于，面临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这些情况很不了解，却又照搬、套用老祖宗很多年前说的话，因此形成了很多教条和僵化的东西。有的同志说，我们当时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相比之下，苏联领导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对许多问题倒“有点先知先觉”，例如，他们当时多少看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某些变化，提出要缓和苏联同西方的关系，把重点转移到同西方的“和平竞赛”上来，同时还提出国内需要改革，等等。当然，赫鲁晓夫要其他党也配合他们的对外政策，那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与会者还指出，这九篇评论文字漂亮，气势磅礴，但是文风也有问题，很多地方不严肃、不实事求是。那种搞“言论对照”以及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和无限上纲等做法，到了“文革”时期就风靡全国了。

这九篇评论中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之外，还有给马克思主义附加的东西。例如，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认为物质利益、利润原则以及引进外资等，都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开展反修防修斗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从实践中错误地总结出来的东西，并把它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与会者一致认为，大论战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就中国国内而言，大论战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指导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在国内开展了以“防修”为目的的城乡社教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提出“反修防修”的口号，国外要反修，国内要防修。大论战和社教是“反修防修”战略的两个重要步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所以，考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同中苏大论战结合起来看。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因此，有的同志指出，不能肯定这九篇评论，因为肯定这些评论的逻辑结论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

与会者指出，毛主席压根儿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以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因此，“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等提法就出现了。由于苏共“变修”，苏联“变质”，那么领导共运的责任当然历史地落在了中共身上。所以，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社论公开宣布“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

但是，个别同志认为，关于中国试图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说法，根据还不充分。

大家认为，中苏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与国家、党与党的关系；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不能一风吹。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

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在大论战中坚持的论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有的同志说，大论战是中国方面挑起的，每次升级也是中国方面主动的，苏联在大论战中是被动的。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大论战更多的是苏联主动挑起的。

中国的责任还表现在，一方面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另一方面自己又搞大党主义；一方面反对苏联作为“中心”，另一方面自己又企图当“中心”。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搞以我划线，强加于人，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党一律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结果，一时间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了“修正主义”；对于赞成自己观点的党统统戴上“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也不管这些党在国内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有没有群众基础。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苏大论战的消极后果非常严重，而且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

（1）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己，以害己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2）在第三世界，以苏划线，同苏联互相争夺影响力，其结果给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国家的反帝斗争造成许多困难。

（3）在苏联广大党员和群众中，我们的系列评论得到的不是积极反响，而更多的是反感。但是我们却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我们批倒的。大论战使中苏关系恶化进一步升级，最后走向彻底决裂和全面对抗。

（4）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

一些同志认为，尽管大论战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但是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主要是：

（1）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2）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一统天下，使各国党能够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3）促进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中国谋求独立于苏、美之外的国际战略地位的努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大论战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上面所说的所谓“积极意义”是歪打正着。他们认为，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推动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发展，调整同东西方的关系，完全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和道路。

时代的理论是其他理论产生的根源。当时，中国坚持认为，现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的基本内容仍然是战争与革命。苏联认为，现时代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时代，是两个对立体系斗争的时代”，尽管也强调革命，但同时强调决定时代内容和发展方向的已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其他和平民主力量。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观点还是20世纪初的观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没充分看到战后时代的新变化，没有及时看到“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悄然到来，而中国的认识离实际相差得更远。20世纪上半叶，时代的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下半叶时代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进入20世纪后半叶，首先是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化发展趋势，已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使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存在革命形势。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许多观点，如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战争，关于“腐朽”和“垂死”的论点等，都已过时。第二，新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帝国主义可以不必通过战争而通过其他手段获取高额利润；此外核武器以及新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对战争的可能性和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三，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来看，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决定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只能选择和平共处和和平竞争的道路。第四，在社会主义世界内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潜力愈来愈小，客观需要集中力量于内部的改革和发展。

在世界大战问题上，中苏原来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双方都还坚持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等传统观点。但是在同苏联的论战中，我们愈来愈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到了1965年，把战争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危险性，甚至提出希望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打完了再建设。“文革”期间提出战争已迫在眉睫，“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实行“深挖洞，广积粮”，使整个国家都转到备战的轨道上来。没有战争危险，却在全力准备战争，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有害。

关于“和平共处”，中国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还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实行和平共处。但是，我们在批判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的时候，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味强调不要怕同帝国主义关系的紧张，不要怕战争，说什么对帝国主义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甚至说即使世界上死了一半人，也照样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未来，等等。类似的“好战言论”违背民心，授人以柄，使中国丢掉了和平的旗帜。

现在回过头来看，和平过渡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就此大做文章。实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也讲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两种形式。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说，“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国内战争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实，赫鲁晓夫提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他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缓和同西方关系的需要。我们批判说，“和平过渡”没有先例，也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反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要强调实行暴力革命。中国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只是从自己经验出发，强调武装夺取政权是普遍的必由之路。我们一方面批判“和平过渡”主张，另一方面却完全否定议会斗争，甚至不顾客观条件支持和鼓励一些国家的“左派”搞武装斗争，其中有些实际是恐怖活动。后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鼓吹“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这一完全脱离实际的战略思想正是在撰写九篇评论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

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1）毛主席有一个问题看对了，就是斯大林这面旗子不能倒，斯大林这面旗子倒了就会出问题。另一方面，当初我们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肯定的，认为这是揭开盖子，解放了思想。但是，我们后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斯大林问题是触不得的，实际上是“全盘肯定”斯大林。毛主席是从更“左”的方面去总结斯大林的教训，认为斯大林错误在于过早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有搞好阶级斗争，所以才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我们起初也是肯定的，但是后来却认为，苏共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违背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中国把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2）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只是局限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作风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对于斯大林的内外政策、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基本上继承下来了，他的改革只是个别和局部的。有的同志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没有否定到点子上，中国“肯定”斯大林也没有肯定到点子上。

（3）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直到现在还继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出现停滞和僵化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现在，为了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当时把这概括为“两全”，认为这是苏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的背叛，并上纲说，“全民国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广大苏联人民实行“专政”的国家；“全民党”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列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是赫鲁晓夫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苏共二十二大的纲领要在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差别，国家和政党都要消亡，那么怎么办？于是赫鲁晓夫就别出心裁，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已经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全体人民的党”。所以说，“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只不过是赫鲁晓夫超阶段理论的组成部分，实质上不是右，而是“左”的路线的产物。我们的批判是文不对题。有的同志说，苏共力图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创新，这是积极的，应该肯定，尽管有时提出的理论观点不完善，甚至有错误。但我们的出发点不对，是从“左”的和教条主义的角度去批判，结果导致自己走得更“左”，堵死了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反思和探索的道路。

与会者提出，关于中苏大论战，不仅要给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而且要从中得到启示，吸取教训。关于大论战的教训和启示，大家谈了很多，这里只介绍以下三点：

世界非常复杂，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世界各国的事情只能由各国的党和人民自己去管，企图当头，扛大旗或当“中心”，都是不允许和不会成功的。中国现在没有资格这样做，将来强大了，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也不能这样做。此外，也不要用本国的经验去衡量别的党和国家的是非。任何一个党在本国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夸大它的普遍意义。

坚持“正统”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是两回事。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一直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的问题，随之就产生了所谓“正统”的误区，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定于一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就在于打破“正统”。中国革命就是打破十月革命的“正统”，才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也是打破斯大林理论“正统”，才形成发展起来的。但是，尽管实践中这样做了，而理论上没有相应的结论。在大论战中，中苏双方都争做“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历史实践证明，“正统”实际上意味着“左”倾和固守教条；以“正统”自居，其结果迟早要自食思想僵化和停滞不前的苦果。

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比资本主义落后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就现实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不是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能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中包括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东西，以便迎头赶上的问题。只有这样认识和这样做，才有可能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问题。

这样的研讨会实际组织了两次。专家们的种种观点和结论，我们上呈了中央。2009年11月，受江泽民、曾庆红之邀，在中南海第二会议室，我和李静杰、张德广、李凤林，用了三天的时间，向他们陈述了中苏关系变迁的过程，并形成了文字档案资料。

（摘自《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138.00元。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