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水均益成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焦点，感慨最好的芳华给了《焦点访谈》

元旦前后的时候大家都在网上晒十八岁的照片，因为90后全部都成年了，《焦点访谈》也是一个90后，它的开播时间是1994年的4月1日，2018年它就已经开24岁了，作为一个栏目来说这已经很老了，这应该是仅次于《新闻联播》第二老的栏目。

《焦点访谈》和中国工人出版社有渊源

1994年《焦点访谈》刚成立的时候，办公室就在中央电视台老台的14楼，所以就是最早的一批记者和最早的办公地点。后来招的人多了以后，台里装不下了，我们就在工人运动学院租了办公室，那个简称工运，是属于总工会下属的一个院校（现在的劳动关系学院），刚好我们这本书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的，所以还真是有一个冥冥之中的渊源。那么在工运办了一年公之后我们搬到了军事博物馆，那个是在1995年，在那待了一年又挪到了电视台西边的科技经贸所，所以早期就是在外面像打游击一样，但是也体现了新栏目蓬勃的生机。

《焦点访谈》正式搬回台里应该是在2002年，在台外这几年实际上是《焦点访谈》诞生、成长，走到一个最辉煌的顶端的一个阶段，刚好是这样一个历程。

这本新书最具舆论监督特色

一说起《焦点访谈》这个栏目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舆论监督，栏目的特色。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焦点访谈》播出的所有节目当中，舆论监督节目始终占少数，比例最高的年份也就占到40%多一点，为什么大家都记住了舆论监督这个特色，就是因为每个栏目要有自己不同的定位，以一个突出的特色来吸引观众。《焦点访谈》以正面报道为主，但是舆论监督是它的特色，所以符合大家对这个栏目的期待和心理的需求。我们这次选的书是90期左右，也是从那么多的节目当中先选了大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比较能代表这个栏目特色的，区别于其它栏目的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都是选的舆论监督节目，99%是舆论监督节目。

当时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敬一丹和白岩松一出来就出事了，水均益一出来就出国际大事了，我们俩一出来就是中国出大事了。那时候《焦点访谈》舆论监督，那也算是全国舆论监督的一个高地。

突破禁区，记录中国民主法治进程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1994年开始的节目，很多节目当时都是突破禁区的，我们每突破一个禁区就成为所有媒体同行共有的空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焦点访谈》这一期一期节目的进入就是在当年一寸一寸地开拓出舆论监督的空间，我们现在跟90后说舆论监督，他们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从小看《焦点访谈》的时候就有舆论监督的。可是早期《焦点访谈》的时候处处都是禁区，比如说我们镜头里忽然出现一个大盖帽，大家都很紧张，大盖帽是什么意思？权力呀！对权力能监督吗？能监督到那个层级呢？

在那么多禁区中，《焦点访谈》最初的我的同事们，心里头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远方是什么呢？让我们更有秩序感，让我们更法治、更民众化。所以说我回头看《焦点访谈》，并不是说每天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贡献一个十几分钟的节目，它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个。它是记录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而且对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助力。当时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焦点访谈》相当于舆论监督的一个代名词，老百姓有事就去找《焦点访谈》。

在家里别跟我来《焦点访谈》

我觉得一个人20年在一个栏目里工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看什么事情总带着《焦点访谈》的惯性。我在家特别和我先生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在家里别跟我来《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给我带来的就是我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知道有阳光的另一面就有阴影。其实按说在《焦点访谈》接触负面的东西是很多的，那是阴影。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在《焦点访谈》观众来信都看到什么的话，你就更能理解我说的这个阴影，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是不给《焦点访谈》写信的，高兴的事儿都给崔永元写信，把那些特别可乐，有趣的都告诉崔永元，都化成了他当年的《实话实说》，然后那些闹心的事儿都告诉我。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都写了观众给我的来信带来的影响，我看到任何事儿都知道它有另一面，再光鲜的事儿我也会想到那边还有角落呢，再花团锦簇，我想那边阴影里还不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就使一个主持人，一个电视人有一种座标，有一种参照，我觉得《焦点访谈》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多面。

我现在在想大家心里可能想真希望《焦点访谈》还是像当年那样保持一种锐气，但是它之所以变化成这样其实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媒体环境变了，当年的一花独放现在是百花盛开。现在到处都是舆论监督，当时人们对《焦点访谈》的那种期待还存在，还是希望《焦点访谈》当时作为高地，仍然像当年那样起到一个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看到这本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

我们都属于最早期参加到《焦点访谈》的，后来专心于做国际专访，但依然还算是《焦点访谈》的一个老人。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在《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焦点访谈》的岁月，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芳华的年龄，现在虽然已经白发染了很多遍，但是还是觉得那个年代是最美的，也是最激情燃烧的岁月。

节目被毙太正常了

很多年前，我在兰州过春节期间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跟甘肃电视台的两个记者一块儿做了一期节目，回到北京两个月之后播出了，当时那个节目的名字叫《兰州盼望蓝天》，1995年播出的，当时就炸了锅了，甘肃省兰州市的领导就炸锅了，就说谁干的，一打听说水均益，那个兰州人，怎么还给自己家乡抹黑，那个时候各地都在招商引资，兰州是个偏远的地区。

那期节目做了以后惹了很多的麻烦，我还为此给有关上级领导写过情况说明，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而且我有一种被挨批了的感觉，尽管我们的领导，包括赵微他们替我们扛着。但是很多年之后，这几年我每次回兰州，只要有机会，见到甘肃省的、兰州市的领导，特别是我兰州的很多亲戚朋友、同学，大家无不为那期节目称赞，就说你帮了兰州的忙，因为现在兰州是一个联合国环境治理、大气治理的先进典型，兰州前两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大气治理的一个代表，跑到巴黎气候大会去参加会谈，而且兰州的代表发了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推动着这个社会进步。那个时候我们做新闻可能会有很多的委屈，说到这儿《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里面没有一个没经过过挫折和这种委屈的，节目被毙太正常的了，只有说谁被毙得多，而且最后还能坚持在《焦点访谈》干，而且还能干出获奖的节目，那是最棒的，是真的不容易。

《焦点访谈》是现象级节目

《焦点访谈》当然是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现象，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如果说起舆论监督的话，《焦点访谈》依然还是一个标杆，依然还是一把尺子，而且《焦点访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回忆，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一种回忆。因为那个时候的舆论监督的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我记得朱熔基总理在国务院要求所有的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每天《新闻联播》之后必须看《焦点访谈》，如果你不看《焦点访谈》，然后他打电话说那个事你知道吗？你就犯错误了。

所以那是一种现象，我在这个书的后头有一个感言，我觉得《焦点访谈》出现是一个现象级的，而且它对社会是一种正能量，就像刚才苏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本活动主持人）所说的，它在中国整个我们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整个进步过程当中是做了贡献的。当然今天的《焦点访谈》如果按我们自己人的标准来讲，有一点点今不如昔的感觉。但是好在我们的同事还在努力地拼搏着，还在坚守，还在不放弃。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任何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不放弃，你要坚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