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平均才五十？富裕广东人为啥“没人情”？

法治周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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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某理财App）

近日，一张“全国压岁钱地图”在网上刷屏。

颜色越深说明平均压岁钱最多。其中，福建省以一片血红色鹤立鸡群。

“地图”显示，福建孩子收到的单个压岁红包平均高达3500元，在该省莆田地区，压岁钱水平竟高达12000元。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广东省——压岁钱平均水平仅为50元，在“地图”中排在末位。

尽管上述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话题已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有人羡慕在福建、浙江、北京等地压岁钱拿得多，有人认为在广东过年发压岁钱的压力小也挺不错。当然，最让大家“心疼”的可能是下面这类朋友。

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今年1月底，该省省长马兴瑞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8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99万亿元，占全国的10.5%，连续29年居全国首位，五年年均增长7.9%。而在广东之前，占据中国GDP头把交椅的是江苏，直到1989年被广东超越。

那么有网友就要问了，这样一个富裕省份，为何在红包数额上显得有些“小气”？

在解释这个之前，小编先和大家聊聊发红包这事本身。

中国人发红包多久了？

“发红包的年俗”从古到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据微信公众号“壹读”介绍，红包的起源是压岁钱，又称利是封、红喜袋，最早盛行于西汉时期。那个时候的压岁钱，叫“压祟钱”，是一种铸成钱币形状、用来压住邪祟的吉祥物件。因为“岁”与“祟”谐音，后来压祟钱改称压岁钱。老人家用红线把它串成一串，在年三十晚，压在小孩的枕头下，给他辟邪，叫压岁（压祟）。

那么，真钱红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宋人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记载这么一桩“皇上发红包”的故事：“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杨贵妃生了皇子，玄宗皇帝一高兴就大手送上“洗儿钱”。这里的“洗儿钱”，正如我们现代的“份子钱”。

宋元时期，礼金红包习俗流行开来。据记载，在宋代过年时老人送小孩压岁钱，店家送买家喜钱，婚礼上送礼金等行为已经深入百姓生活当中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到清代，红包被分为“荷包钱袋、纸质钱袋、大礼“三种形式。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描述到：“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除夕之夜祭祖后，贾母归了正座，贾敬、贾赦等领了诸子弟给她行礼。“两府男妇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献屠苏酒、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上合欢宴来。”

民国以后，红包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圆，其寓义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这就跟现在的红包很相似了。

如今，我们更是“传统红包”和“手机红包“两不误。过年走亲访友，用传统红包讨个好彩头。而不能亲自拜访的亲友，则以手机红包代替。尤其是在除夕夜，能让大家低头不看春晚的理由只有一个：看手机，抢红包。这大概是现在的年轻人最愿意参与的，期待值最高的年俗活动了。

但是，过度聚焦于“钱”的时候，红包也会变了味。

小额红包或许正是一种“大度”

小编梳理过往媒体报道发现，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压岁钱也水涨船高，一些地区的攀比风日盛，令不少70后、80后倍感压力（如今已参加工作的90后朋友应该也逐渐有了同感），有的工薪族算账后发现，年终奖将被压岁钱等人情开支“透底”。一些人因不堪“红包”负担而把春节称为“春劫”。

不得不说，这样的压岁钱已经与初衷有所背离，成为了人们过年的负担。压岁钱节节攀涨，已上升到了几百元或是上千元，名义是给孩子压岁钱，实际是大人之间的人情往来，最终还是需要大人“礼尚往来”，甚至成为了大人们逢年过节的“面子工程”。你给我家的孩子五百元，我就给你的孩子一千元压岁钱。外地工作的人们回到老家，为了显示自己衣锦荣归，在亲友孩子中大派压岁钱，这种风气让不少年轻人甚至恐惧回老家。

还有人指出，如此发压岁钱，也可能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形成了攀比习惯，只重视压岁钱数目，忽视了亲情和感恩，加重了功利和拜金倾向，甚至助长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岂不是与长辈的初衷背道而驰？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广东人的小额红包时常被认为是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