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京东文学奖得主张忌谈谈写作这回事

张忌近日获得首届京东文学奖年度新锐作品奖。他2003年开始创作小说，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近百万字。2016年，《出家》一经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首届京东文学奖只评了六本书：格非的《望春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乡村生活图景》、孙机的《从历史中醒来》、王晋康的《天父地母》、黄蓓佳的《童眸》和张忌的《出家》，奖金共280万，奖励金额算是文学奖中非常高的了，目的是为了让作家暂别生活上的担忧，安心创作下一部巨作。

这些年来，自媒体让人人都能发声写作。而写作，本是一个传统的手艺活，是辛勤的身心劳作。短文碎片阅读时代，创作一部经典优秀的长篇小说，需要一种机缘和定力，更需要在时代和社会背景中静默而悠长地观察。

《收获》杂志刊登《出家》时曾说它是《活着》的现代版；中信出书时，则说它是《受戒》的现代版。张忌说，也许，《出家》和《活着》的共通性在于主人公生活的困难遭遇，好像闯关一样，过了一关，又有一关。而和《受戒》的共通性就更明显了，说的都是出家当和尚的故事。

张忌说，这两部小说都是经典，能跟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他感到荣幸。但它们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出家》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见自己。这个点，应该不是《活着》和《受戒》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的确是一个尊重找寻自己的年代，所有人，不分阶层都有这个需求，在“见自己”这个命题上，也许，人人平等。

我问张忌，为什么要用第一人称写？他说，使用第一人称来写不是偶然的。原来尝试用第三人称写，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后来，就停下来仔细琢磨，发现第三人称的写作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佛学知识的不够。如果用第三人称写的话，作者就要使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这样的视角，那简直就要一个佛学专家才能完成这个小说了。第二，不贴肉。因为小说写的是陌生行当，作为写作者心里就底气不足，再用隔着一层的方式写，写到后面，可能会越来越虚。所以，他最后用了第一人称写，这样主人公和作者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彼此陪伴，彼此信任，更踏实，也更诚恳。

《出家》写了一年左右。张忌说，他起初写得很不顺，总感觉对寺庙里的生活有陌生感。后来，他就经常往寺庙里跑。有一天下午，他坐在寺庙二楼的禅房里，院子里有两个和尚在打羽毛球，看不见人，也听不见声音，只有那只白色的羽毛球在栏杆的间隙中，飞过来又飞过去。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写《出家》，写的是和尚，但更重要的，写的是人。所以，经过那个下午，他突然感觉自己跟寺庙贴近了，随后的写作也就顺畅了起来。

书中的第2页，就描写了这个激发他灵感的场景：“山上显得很安静，院子里有两个僧人在打羽毛球，白色的羽毛球在空中划出弧线，不停地飞过来又飞过去。再远一些，有一位胖老太太正拿着一把竹笤帚在清扫观音殿前的台阶，细心听，能听见笤帚和石台阶摩擦时发出簌簌的声响。越过寺庙的围墙，可以看见山，山间有几个人，刚从地里回来，身影在绿荫遮蔽的山路间时隐时现，就像武侠电影里的侠客一般”。生活就是所见即所得，心境随时迁移到合适的场景里，对于写作来说，是很美的遇见。

他明明写出了底层人的辛酸，但即使是第一人称，也没有直接写抱怨、愤慨、悲凉的情绪。小说里的所有人似乎是平等的，且平静的，守着自己的故事和秉性，顽固而自然地活着。张忌的笔力是独特的。他说，他的个性是偏温和，写作时也不喜欢激烈的表达方式。我请教他写作方法，他说他自己也说不好《出家》是一个什么笔调。如果硬要说，那可能是写作习惯——他喜欢小说不那么功利，不要从头到尾奔着一个目标就去了，能在小说里多展现一些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这样的小说才能更有质感一些。

我想起来中国台湾学者蒋勋讲解《红楼梦》时，说到曹雪芹写作也是这样，情节并不紧凑，主线之外总有很多华丽令人回味无穷的旁支，像是回忆起他必须要纪念的那段昔日荣华生活里的细节和仪式。

他明明写了农民工的很多真实的生存状态，越辛苦越多生孩子，生计都是亲戚、老乡、碰到的人推荐以勉强过活的，明明里面写了寺庙里的真实场景和人间烟火，他却说，他没有特别关注过农民工问题，为主人公方泉设置的职业，只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另外，对佛学的理解谈不上是什么知识，可能就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他说他的外婆，20岁不到就开始吃素信佛，他小时候经常跟在她身边，有了耳濡目染，对佛教就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不得不说，当社会观察家，并将自己的洞察凝固在时代作品里，也需要天赋。

张忌说，写作可能是认识自我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说，我个人感觉创作者就是一个创业人。我问他，作家这个职业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年代变了吗？他说，他没太想过作家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想过它跟移动互联网年代有什么关联，甚至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成了一个作家。他觉得自己是个有倾诉欲望的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是不能与人言的，于是，他就把它写成了小说。他觉得，写作就是个手艺活儿。就像木匠、瓦匠、雕花艺人，都差不多，好的作品一定是好手艺做出来的。

秦老师在《十年一诺，这场文明探索也是自我的探索》中写道：“坐在那里去写，有时写什么甚至不是第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不知不觉就会写出来一些什么。”张忌说秦老师是对的，有些东西，不能想得太多，太清楚，说得天花乱坠没用，老老实实地写，反而作品出来时，可能会吓自己一跳。

我问他， 正如《出家》里的方泉，当着假的和尚，当着当着仿佛就找到自己了，是不是职业、身份和内心之间本就隔阂，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过人生都是表演？谁入戏深浅问题？人的身份切换本身就是社会常见现象，这里寄托了怎么样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呢？

他说：“你说的人的身份感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些错乱。这种感觉怎么说呢，我打个比方吧，就像你去一个KTV，你一路走过来，你能听见每个包厢里传出不同的声音，比如第一个包厢在唱《对你爱不完》，第二个包厢在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第三个包厢又在唱《小苹果》，这一路走过去，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各种年代感一锅炖。但我假设一下，如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KTV的话，那里唱出来的歌都会是差不多的腔调。所以，面临这样一种时代背景的变化，如何确认自己的身份，似乎成了一种难事，人见不到自己，或者说，见不到真实的自己。所以，《出家》这个小说，我真正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如何见真正的自己。这是《出家》里方泉的困惑，也是现实中许多人的困惑，包括我自己。”

张忌说，他自己的个人求学职业经历很简单，念书时成绩一般，最后上了个很一般的学校，学校出来后，到一个杂志社实习了大半年，然后就到一个报社上班，一直到现在。写小说，也是见自己的过程。

他说他喜欢在夜里写作，特别是晚上十点钟以后，那时候，外面的喧闹停下来了，自己的心也会比较安静。一般会写个两个小时左右。白天也写，但白天的状态总是不及夜晚。

对于写作，他并没有特别的日程计划，写长篇可能会有一些计划，但也不那么严格。有些作家就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每天会完成比较固定的量，张忌说他做不到，他不喜欢硬写，觉得感觉不好，写不出来就放一放，养养自己再写。

对于作家来说，年岁和经验的确是好东西。积攒了一些经验，对世界有了比年轻时更宽阔的想法，恰好，身体又在不错的阶段，这都是写作比较好的基础。秦老师经常跟我们说，趁着年轻，一定要深耕在一个领域里，多阅读多积累多写作。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每天阅读大量的书籍，他做的喜马拉雅FM上的产品《秦朔书院：中美商业文明传奇》要更新一年半，包含300期。他总是先写作再讲解，音频出完的时候，书也就基本写完了，这也是一个秦朔书院里研究商业文明过程中，他一个人自我修炼的过程。

张忌告诉我一个秘诀，写作要有意形成一种饥饿感。比如，你有某个写作念头，但它并不是特别强烈，那就不要轻易去写，让它始终勾着你，积攒了足够的创作欲望，再去动手，这样可能有助于保持好的写作状态。他说，写作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它就像一个迷宫，你也不知道这个作品最终会走到哪里去。至于写完了以后，这个作品到底怎么样，这就是一种感觉了，有时会觉着比之前期待的好一些，有时会觉得比期待的要差一些，这种感觉只是自己的一个标准，它和外界的评论不一定相同。

张忌说，他从来没想过得什么奖。未来的写作是不是能超过之前的，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喜欢写自己没写过的东西，甚至语言啊，风格啊，都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很巧合的是，张忌和我都是浙江人，所以我在阅读他的小说时，能明显读出几个熟悉的方言词，于是问了问他，果然，他是有意的。他在努力体现南方语言的一些特性。他说，中国那么大，语言那么丰富，不应该各地的作家都用一种腔调说话。作为一个南方作家，他希望在小说里展现出本地语言的味道。

他说，他喜欢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南非的库切。也喜欢陆文夫，阿城，汪曾祺。他们都挺有味道的。他找寻自己，找寻属于自己的风格。他说，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写出一种“熟旧”味。‍这种“熟旧”味就像一件使用了很久的家具，它上面混杂着木头和人的气息，能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这光泽不是向外的，而是往里的，是恰当的，内敛的。

《出家》现在风头正劲，题材很好，有人建议他写一个三部曲。但他却说，在这个题材上想表达的东西已经表达完了，所以，他要抽身离开了。下一部小说目前还在准备中，会写一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的小说，可能会从民国一直写到现在。他说，对这个新小说的写作欲望非常强烈，这种欲望超越了以往。但现在准备不够，只能按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