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在朋友圈中晒出了自己请求辞去新闻系系主任一职的辞职信。同时配发了一段文字“至于辞职理由嘛,实话实说:累了,倦了,也绝望了……长期与这种不懂教育,不尊重教学,践踏教师尊严,侮辱学生智商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着不自量力的抗争,突然发现毫无意义与价值!辞职感言:高校已放不下三尺讲台,如今想做一个认真的教书先生真的很困难。”
自2005年起,夏琼已担任系主任一职长达12年之久。此次辞职,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在以后的时间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推贤让能,为青年教师搭建实践场域。“教学与专业是有规律的,不要过多地行政瞎折腾。”这是夏琼长久以来的心声,也是她的绝望所在。随着此次事件的持续发酵,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饱受争议的话题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所以,大学的官帽究竟要不要摘掉?怎么摘掉?
奥瑟·哥尼扎卡等人曾经总结过三种行政化的内涵。第一种是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化,指的是在理性和合法的基础上,在一个科层化的体系内依据正式的规则管理一个正式组织的运作,个体基于自身的正常能力和教育资格被招聘进来承担组织中的角色。第二种是日常生活中的行政化,这种行政化带有强烈的贬义,常指管理中的官样文章和官僚作风。第三种涵义描述的是组织中某个部分的增长并非为了直接开展业务工作,而是为了对那些开展业务工作的成员进行控制、监督和支持,管理职位和活动超过了生产部门的人员和活动。
大学的行政化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贝弗莉·伯里斯等指出:“学院和学校的行政化是‘现代的和理性的’”。无可否认,行政管理存在着积极方面,比如精确性、明确性、连续性、判断力、统一性、严格服从、减少摩擦、减少原料和人力成本等。大学行政化的本质是基于组织的扩张与发展,致力于服务和激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行政化的本质逐渐异化,转向个体权力与官位的扩张,支配与控制。大学行政的异化,在当前中国社会也实属常见。
理解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加以考虑。外部的行政化是指政府部门过多地以行政方式干涉学校工作,使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内部的行政化是指学校的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师的学术权力,或者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大家热心做官而无心教学与科研。伴随大学行政的异化,一系列弊端开始呈现,如大学官场化、资源分配行政化、评价机制一元化、教授人格矮化和学生世故化等。
张维迎曾在《大学的逻辑》一书中将现代大学的理念归纳为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并服务社会。而大学治理的基本问题也是用何种制度才能确保大学的目标和理念的实现。而大学行政化的异化,势必会侵蚀大学的本质。此时,便需要拿出应对策略对这一异化趋势加以限制。弱化大学的官本位思想,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去行政化”。所谓“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管理体制,而是谋求在合作和共治的基础上实现民主管理。
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不去行政化,最终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去行政化”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讨论至今,雷声大雨点小,口号多行动少。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在去行政化改革方面率先迈步,开风气之先。但平心而论,北大的举动仍属厘米推进。仅是取消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且只限定于院系领导层面。这对于整个“去行政化”改革来说,无疑是冰山一角。但相对于大多数高校的原地踏步,北大迈出的一小步已十分难得。
大刀阔斧行不通,改革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教育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参与其中,需要与时代的步伐相契合。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照搬模仿的路径行不通。必须服一方水土,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去行政化之路。总之,大学行政化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去行政化又势在必行。但大学教育改革必须建立在对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之上,毕其功于一役。
作者:周晓文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陈创
值班编辑:周晓文
欢迎关注“羊村传播”
新鲜有趣的发现之旅
全国超过30位新闻学院院长都关注啦
你还不关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