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告别施舍”与“恩格斯停滞”──工业革命真的加剧了不平等吗？

原创朱悦量化历史研究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159 篇推送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纺织厂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1832年改革以来，占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成了最重要的社会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几百万人，没有一丁点财产，吃了上顿没下顿？…….英国中产阶级选择了忽略工人的悲惨状况。最冷漠的是那些工厂主，而他们的富有，完全是以工人的悲惨状况为代价的。”

这段话出自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重点描绘了物质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工资的增长却停滞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都归属了资本家。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也都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资将保持不变。他们承认同样的事实，只是解释有所不同。

工业革命中工人的工资真的没有增长吗？如此重要的问题，自然会吸引经济史学家的目光。下面两位学者给出了针锋相对的答案：

Gregory Clark于2005年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撰文“Engels’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industrial revolution”，介绍自己整理的1209-2004年英国真实工资序列，并说明1800年后工人工资快速增长，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一论断也被他写进了《告别施舍》一书里。

Robert Allen则于2009年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上撰文“The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209–2004”，批评Gregory Clark的指标。文章标题就叫“恩格斯停滞（Engels’ Pause）”。他认为1800-1830年间，英国工人工资几乎没有增长。1830-1860年间工资开始增长，但仍落后于人均产出的增速。

Clark的一文中，首先，他利用已有的46000个日工资记载值作为样本，拟合一个包括行业变量（包含29个行业）、年变量（包含有观测值的672年）和时间段变量与区域类别变量交互项（每100年分一段，分4个区域）的回归式，用拟合结果给出名义工资的估计值。

接下来，他先收集了两位学者估计的三个不同的英国工人消费篮子，加总出一个篮子；再利用90000余个物价记录值和20000余个房租记录值，计算各年代的物价平减指数。最后，利用平减指数计算工人真实工资。估计结果如图1。可以看到：如果Clark是对的，在马尔萨斯刚刚写完《人口论》时，工资就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无论是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李嘉图，还是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错估了当时的形势。

图1 Clark和Feldstein对真实工资的估计。深色线来自Clark，浅色线来自Feldstein。箭头标明了几本名著的写作时间。

图1中有两个序列，一个是Clark的估计结果，一个是Feldstein的估计结果，后者是Clark一文发表之前的主流。如果是按Feldstein的估计，1800-1860年之间，英国工人真实工资增长甚微。即使把时间段拉长为1770-1860年，工资也只增长了47%。而按照Clark的估计，90年间，工人工资增长了82%。

不过，Allen的文章认为，Feldstein的估计结果比Clark的更可靠。问题主要出在平减指数上。比方说，食品消费一栏，Clark给出的权重是27%，来源于12.5%（来自Vanderlint）、29.7%和37.8%（均来自Horrell）的算术平均。但是，三个来源中的第一个明显不可靠。Vanderlint调查的家庭，平均年收入高达54英镑，这几乎是当时收入前10%的家庭。根据Dean和Cole的估计，当时英国最穷的一半人口，收入才10英镑出头。用这么富有的家庭的食物开支做基准，会显著低估食物在篮子中的比重。Allen结合其它一些史料，调整了食物开支的比重。Allen还指出了照明、衣物、啤酒等多项开支在加权时出现的问题，同时结合其它史料做了相应调整。

调整数据之后，真实工资的走势更接近Feldstein的估计结果（见图2）。在1800-1830年间，工资增长率几乎是0%。Allen同时在文章附录中批评了Clark对GDP的估计，认为他低估了当时英国的GDP增长。相比之下，传统的Dean和Cole的估计，还有Craft的估计更为可靠。Allen提出了以下五点质疑：一是Clark的数据来源很特殊，不能代表整体状况；二是1800年前后，当时的学者有对该时期英国的总收入作估计。他们的结果更接近传统的估计，而不是Clark的估计；三、四、五都是近年来其他经济史学家的估计佐证了传统的研究，而与Clark的出入很大。

图2 Allen对人均GDP和真实工资的估计。蓝线为人均GDP，粉线为真实工资。

如果使用Allen对工资和GDP的判断，Clark的“工人阶级从工业革命中得利”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从1800-1860年前后，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一直在下降，最低时不足50%；资本收入占GDP份额同期一直在上升，从占20%一直上升到50%。1860年后的一段时间，资本收入甚至一度超过了劳动收入，这是非常少见的。

Clark和Allen的争论尽管只是针对工业革命前后真实工资的变化，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根据Karabarbounis和Neiman 2014年的估计，如图3所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下降。如果工业革命期间也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历史与当代的联系就又厚重了几分。

图3 Karabarbounis和Neiman对 1975-2015年劳动收入占总产出份额的估计。

文章来源：

1. Allen R C. Engels’ 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9, 46(4): 418-435.

2. Clark 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209–2004[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6): 1307-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