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 伍秉鉴

提起世界首富，你想到谁了呢？

微软的比尔盖茨？

金融之神沃伦·巴菲特？

再往把时间往前推进前一点

福特汽车的亨利·福特？

标准石油的洛克菲勒？

银行巨擘罗斯柴尔德家族？

再往前一点呢？

在19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尚在闭关锁国之时

有一个中国商人

他的财富，让各国商人竞相猜测

它的商业帝国，遍布世界

它的名字——伍秉鉴

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伦敦画报上，伍首富的私家花园 供图/广东省博物馆

这两句中文式的英语出自大清广州十三行的怡和行商人伍秉鉴之口，说这话时，他撕掉了一名美国波士顿商人7.2万银元的借据。

这个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毁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而那时，一艘远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值也不过10万元左右。

这个举动让伍秉鉴豪爽的名声、惊人的财富，在美国为人所津津乐道达半个世纪之久。

1834年，伍秉鉴对他的各种财产做了一次估算，共约2600万银元。这个时期的美国首富，也不过资产700万银元。

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

2001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明朝大太监刘瑾、清朝权臣和珅、民国大资本家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伍秉鉴是谁：大清行商

广州十三行中的四位行商：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叶上林——“广州四大富豪”。注意他们都穿着大清官服，为了保证地位和与方便与官府打交道，行商们一般都会捐官。所以时人称伍秉鉴为“伍浩官”

简单地说，伍秉鉴致富的基本因素是他的身份“行商”，即广州十三行的商人。

大清康熙皇帝收回台湾后，设立四大海关，开海禁，允许通商。后来，为减轻洋人对内陆的影响，将他们尽可能限制在帝国的最南端，1759年，朝廷下旨，规定广州为向海外商人唯一开放的口岸。

广州一口通商，垄断全国贸易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清政府并没有专业的外贸机构，对西方商船和说各国语言的商人招架无方，难以管理。

于是粤海关在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洋行商人中，公开招募其中有实力者，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代理。政府指定他们代为征缴关税，负责商务往来，并担保洋人行为端正。

如果洋人违反大清律令或任何“有伤风化”的行为，行商作为担保人要为此负责领罚。行商也需要每年向朝廷捐资，以保证商业垄断特权。

这种代理外商贸易的洋行“行商”其实从明朝就有存在，在明末之时，广州的行商数量下降到十三家，于是有了“十三行”的称呼，他们的实际数量其实是一直在变动的。

清朝一口通商的政策，真正奠定广州了“十三行”的地位。无数中国广大内陆出产的优质丝、棉、茶、刺绣、瓷器，只能汇集在广州这个黄金口岸，通过“十三行”的代理，销往世界，而伍首富的“怡和行”更是其中佼佼者。

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富甲天下，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邦。

典型的茶叶仓库。从17世纪起，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从这里，中国茶销往世界。

伍首富之所以能走出中国，成为世界首富，除了他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度、精明和对同僚行商的仁义，更重要的是他超出当时一般中国人的全球化视野。

当帝国尚在沉睡之时，伍首富已经开始睁开眼睛，赚世界。

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就是那个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就征服了印度的公司。而伍秉鉴便是它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

东印度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

19世纪初，伍秉鉴就通过曾在广州经商的印度商人在印度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换句话说，如果伍秉鉴作为行商是外商在中国的代理，那么他在印度也拥有了自己的代理商。

到19世纪30年代初，伍氏在孟买的代理商詹姆塞特吉已经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销售中国物品、购进印度货物的贸易网络。

詹姆塞特吉受伍秉鉴之托，购买珍珠送到美国旗昌洋行，所需的款项用孟加拉政府的卢比支付。受托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丝和肉桂，并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账目中。

美国、孟加拉、印度、英国，这仅仅是伍首富全球贸易的一个小角。

1829年，24岁的美国人福布斯来到中国学做茶叶贸易，伍秉鉴认他做了义子。8年后福布斯回国，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借助与福布斯的关系，伍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正在发展中的美国，把资金投向建设中的美国铁路。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顿和密苏里河铁路都有伍家的资金。

伍秉鉴还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买有美国的证券。美国股票投资公司的建立、波士顿矿业公司的运营都曾借助于伍氏的资金。有资料表明，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达20余万两白银。

伍秉鉴的怡和行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19世纪初广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馆大厅的“涉外”审案场景，伍秉鉴等行商首领须列席，却没有发言权，如果审讯结果外商有罪，则对行商处以巨额罚款。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广州禁烟。限期三日，要求各国外商呈缴烟土。

行商作为外国商人在中国行事的担保人，收缴鸦片自然是责无旁贷。然而，主要靠鸦片赚取顺差的商人怎么可能愿意合作。

伍秉鉴不得不承诺以自己的财产来赔偿外商损失，希望换来外商与政府的合作。即使如此，也只有那些夹带鸦片较少的外商表示愿意交出鸦片，而最大的烟商英国人颠地，则顽固地拒绝合作。 

三天期限到了，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00多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这点鸦片显然是九牛一毛，林则徐盛怒之下认为英商的顽横是与行商串通。

林则徐将伍绍荣逮捕入狱，其后更将伍首富套上枷锁，威胁鸦片大亨颠地和英商团体，如不交出鸦片则将伍浩官处死。显然，在财富和国家面前，英国商人们并不关心他们的好朋友，伍首富的安危。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他不仅纵令颠地逃跑，还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义律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调解纠纷，而是扩大事态，直到挑起战争。

对禁烟志在必成的林则徐决定不再通过行商与外商交涉，直接封锁了外商的商馆，断绝了全部外商的粮、水等供应。

义律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开始了。此时，义律和颠地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密函正在去往大不列颠的路上，一场影响中国历史的战争已经风云掀动。

对于这段有关鸦片的历史，因为行商所处的特殊位置，一直被后人打上“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印记。

1856年十三行被烧前所画的场景。供图/香港艺术馆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所到沿海城市几乎都是势如破竹，只有广州一城英军不攻而退。是因为广州守军英勇抵抗吗？

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准备发起总攻。守城将军奕山令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随同广州知府出城讲和。

一纸《广州停战协定》，英军答应退出虎门炮台以外，条件是清军退出广州城外200里，并且在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的赔款。

这600万元赔款，实为广州城的赎金，这是近代中外战争中，中方付出的第一笔大宗赔款。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资200万元，伍怡和洋行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正是这次赎城之举，让人们对十三行的商人更添恶感。不少人认为，国难当头，十三行商人同入侵者讲和，充当清政府屈辱投降的中介，与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相悖，是有损国体的耻辱行为。

1842年，清政府战败，《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1470万两。伍家被勒缴100万元，广州十三行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这是行商团体最后一次为清政府效力。《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1843年9月，伍秉鉴在屈辱和无奈中去世，享年75岁。第二次鸦片战争，十三行被焚毁。

19世纪，中国商人叱咤世界的历史就此落幕。

微信编辑、排版 / 马晓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