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在战场上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依靠手中的武器装备进行厮杀，但在战场之外，国共双方也在军事工业领域进行比拼，比谁能够在更短时间内整理抗战遗留的军工遗产，比谁可以依靠有限的资源制造更多的武器弹药，比谁真正有能力带领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
在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一面在正面战场上迟滞日军的攻势，一面将华北、华中、华南和华东的军事工业向中国西南深腹之地撤退。从1939年开始，在国民政府兵工署领导下，在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地，建立起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企业，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西南地区兵工署下属兵工厂共下辖87670名员工和22943台机器。
金陵厂迁往重庆后改为第21兵工厂，这个厂堪称抗战期间兵工署系统中最出色的兵工企业。
随着日本投降，包括金陵兵工厂等一大批被日寇占据多年的中国兵工厂得以物归原主，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兵工厂和机器、工人需要整理后才能纳入兵工署现有体系，同时西南地区兵工厂的过剩产能，也要通过复员来进行疏解。据兵工署计算，1945年光是兵工厂复员所需的费用达4495万元，其中人员遣散费为512万元，而整理沦陷区兵工厂所需的费用将超过1500万元。
即便如此，国民政府兵工署下辖的兵工厂的产能仍显过剩。据兵工署在1945年测算，经过整理和复员后，兵工署下属兵工厂每月可生产10000支步枪、300支手枪、400挺轻机枪、100挺重机枪、近200门迫击炮、400万发步机枪弹、5000枚75毫米山炮弹和10万枚木柄手榴弹，生产这些武器装备需要耗费210吨钢材、210吨生铁、40吨紫铜，3000吨煤、15吨无烟火药以及其他的原料。当然，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看，国产武器和弹药相当核算，每月采购物资大约仅需要18万元，而产生的总产值在127万左右。
相对于山沟里的人民兵工，国民政府兵工署下属各厂的生产条件已经算得上优厚了。
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发动内战，现有产能完全能够满足国防所需。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军开始大规模扩编，同时又要补充战场损耗，兵工署不得不进一步对下辖兵工厂进行整理。首先，是要满足美械部队作战的需要。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从美军处获得了可以武装33个师的装备，这些装备被分散交给国内的美械和半美械师，到1945年共编成了10个美械军和4个半美械军。这些部队装备了美制火炮、步兵单位装备美制轻武器，火力要比普通军强大很多。但是，美械武器的口径和弹药与当时国民党军常见的日械和国造武器并不通用，给后勤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例如国军制式步枪中正式和制式重机枪民24式均使用7.92毫米尖头弹，而美军的步机枪使用7.62毫米即著名的0.303英寸子弹，二者不能通用。
美方从加拿大为中国订购了大批7.92毫米子弹
其实当时在兵工署内部有技术人员提出应该修改美械武器的口径，统一以国军制式为准。但国军中大批接受美军培训的高级将领崇美心理严重，反对统一口径。而对于缴获的41万支日式步枪，国军将其中相当数量改造为发射7.92毫米子弹的版本，兵工署还专门组织技术人员研究如何将日制92式7.7毫米重机枪改为7.92毫米口径，这些尝试从没有受到过阻力。
为了满足美械部队的补给问题，国民政府兵工署不得不求助于加拿大人。1946年，兵工署正式计划建立一座月产枪弹4500万枚的新弹药厂，这座工厂的机器是从加拿大Vendure兵工厂拆解购回的，全都都能生产美制7.62毫米步机枪弹。兵工署为了满足国内7.92毫米子弹的生产，将其中一半以上的机器的模具改为7.92毫米式样。兵工署自出为建立这座弹药厂申请了480亿经费，后来由于运输等问题，预算进一步上涨。但即便如此，自行制造美械弹药，仍然比从美国人处购买，要合算得多。
从结果上看，抗战结束后，美方将大批过时装备倾销给国军的行径，给国民政府兵工署造成了相当的困扰。以坦克为例，美军当时提供是落后的M3轻型坦克和一批只具备纸面作战能力的废旧M4中型坦克。兵工署原定引进美制M24轻型坦克，对于M4A3给出了“不久或将逊位于更新设计”的判断，但又无法抵制美方的倾销。结果美军提供的M4始终没有能够完成检修，最终在上海的码头上被人民解放军全部缴获。
M3/M5轻坦比较适合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基建水平
当然，引进美械也对国民党系统的兵工厂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兵工署开始系统研究伞降空投装备，这一技术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西南兵工厂对美制“巴祖卡”火箭筒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及其弹药的仿制，最终在解放后开花结果，其产品在抗美援朝中给美军造成了相当损失，这一结果应该是1946年国民党兵工技术人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52式无后坐力炮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军最可靠的反坦克武器之一
在兵工署系统以外，国民党各地方势力派在抗战胜利，也掌握了部分兵工厂。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接受了沦陷多年的太原兵工厂，但是这座30年代中国最好的兵工厂在抗战期间多次遭遇美军轰炸。例如生产硝酸和硫酸的关键设备“铅塔”，在1945年美军的轰炸中被炸成一片废墟，结果导致太原兵工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生产硫酸。1947年阎锡山的技术人员终于从废墟中清理出了“铅塔”的核心部件，重新整修后才恢复了硫酸的生产。通过留用日伪人员，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 拥有了较强的设计制造能力。1947年，太原兵工厂在日制94式山炮基础上仿制了民36式75毫米山炮。而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兵工署下属兵工厂并没有掌握批量生产山炮的技术。
太原兵工厂正在制造的75毫米口径的火炮
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兵工厂对日伪兵工遗产的消化吸收是极为粗糙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在抗战期间始终以缴获作为主要装备补充手段，但同时中共特别强调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在各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土法上马的军事工业单位，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兵工人才队伍。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被迫进行解放战争。正在调整并开始转向民用品生产的根据地军事工业部门，不得不重新部署和恢复兵工生产，并按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进行整编，增加了机器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以保证解放战争对军火的需求。
日本投降前后，中共的兵工人才跟随大反攻的部队开始解放日伪占领下的工矿企业，收集一切生产资料。例如在1945年9月，八路军129师解放了已经沦陷7年的河南省焦作市。焦作作为当时河南省的工业中心之一，集中了大批工矿企业，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原驻河南新乡的伪军第40军此时已经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国民党军，他们随时准备窜扰焦作。在这种情况下，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将焦作工矿企业的部分设备和材料迅速运往形势相对稳定的山西省长治市，充实太行兵工生产基地。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对抢运工作十分关心，他一面给军工部的牛宝印交代任务，一面给太行8分区政委宋之春写信，请宋负责解决设备和原料搬迁中的困难和问题。并定下原则，即正在运行的设备不动，对停用使用的设备、机器和原料，全部搬运上山。
晋冀鲁豫军工部早就盼着能够多补充一些设备和原料，因此首先派技术人员李吉瑞赴焦作担任联络员，随后又精挑细选了常涛等三四十人，赶往焦作。经过讨论后，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首先将100多部机床运往长治，同时开始对焦作及周边相关物资进行全面清点。据亲历者回忆，这一次清点，发现了大量日伪隐藏的机床、钢材、铜材、铝材、木材、小五金和各种工具。通过发动工人，军工人员在王封矿找到了一台常年备用的350千瓦发电机组，在39号井北场找到了一台焦作解放前就停产维修、备足零件的1500千瓦发电机组，也搜寻到了配套的锅炉等设备。困扰晋冀鲁豫的兵工企业多年的动力不足问题，也因为这两台发电机得以迎刃而解。
除了补充设备和原料以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兵工在抗战胜利后，在日伪遗留的工业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一批新的军事。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北解放区军事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1945年9月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解放锦州，军区军工部在锦州一带接管日伪企业，收集设备器材，组建兵工厂。1946年4月，东北兵工企业迁往延吉，在迁移过程中，为了支援四平保卫战，军工部在通化组织工厂，突击生产手榴弹7.5万枚，掷弹筒弹3.3万枚，枪弹30万发，供应了参加保卫战的部队。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全面恢复兵工生产。到1947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重新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将东北境内的兵工厂划归军工部集中统一领导，军工部下设9个办事处，近50个直属企业，形成东北地区的兵工生产体系。
应该说，苏军对东北解放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八月风暴”横扫关东军，让中国抗日武装省去了很多麻烦。但随后，苏联对东北进行了堪称破坏性的掠夺，除了将大批物资运回国内以外，还将日伪在东北建立的所谓满洲重工业体系下属的工厂几乎拆成废墟，大量机器设备在运抵苏联后即被废弃。另一方面，部分日伪势力在日本投降后仍贼心不死，有意识隐瞒秘密仓库的位置，关东军在溃败中将大量武器装备弃置荒野。
苏联红军收缴了相当数量的日军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和人民兵工在东北进行了规模浩大的物资设备收集工作，当时称为“捡洋落”和“挖窖”。前者主要是收集被弃置在野外的武器装备、弹药和物资。后者则是通过摸排的方式寻找日伪隐藏的秘密仓库。“捡洋落”的过程中，军工技术人员和我军官兵一面要保证收集的武器配件齐全，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群众纪律。例如曾任延安炮校第2大队政委的张英，于1946年1月初奉命来到抚顺，负责指挥抚顺当地的部队收集散落在城内外的大口径高射炮。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张英等人共找到28门高射炮，这些高炮的备件基本齐全，却唯独缺了一件东西，那就是炮轮。原来日制火炮的炮轮制作精良，抚顺本地老百姓将其拆下作为大车的轮子。结果张英只得指挥人员使用粮食甚至是黄金将炮轮从老百姓手里买回来，这才将这28门高炮全部运往牡丹江。
在搜寻高炮的同时，张英指挥官兵从抚顺炮台、龙凤坎煤矿的秘密巷道中搜到超过50万枚弹药，从铁岭县起出关东军秘密埋藏的汽油，还找到一个储存有5万公斤大豆的日军军需工厂。在挖窖和捡洋捞的过程中，时常伴有战斗。当时东北的日伪军有很多拖枪为匪，或者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十分敌视。东北坦克大队创始人之一的高克将军，在从沈阳九一八工厂收缴人民军队第一辆坦克时就曾遭遇日伪人员的射击。
虽然捡洋落和挖窖为东北军事工业提供了最初的物资原料。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东北军事工业开始摸索自行制造弹药。粟裕大将在评价淮海战役时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这些大炮弹都是由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生产，这个看上去仿佛是民营商业企业的单位，实际上是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九办事处，从1947年正式成立到1950年结束，建新公司共生产了53.58万枚75毫米山炮弹、453吨无烟火炸药、82.9万个印信、60.9万个炮弹底火和1430门60毫米迫击炮。
苏联红军撤退后留下的东北工厂
在抗战胜利时，大连的工业基础在东北是数一数二的，但在苏联的掠夺下，大连机械厂仅剩下几台无法拆卸的水压机和百十台破烂不堪的车床。我们的军工人利用这些设备，以满铁机车的车轴为原料，从1946年末到1947年4月生产了7000多个山炮弹体，然后运往胶东装填。考虑到这样的生产意义有限，从1947年中开始，东北军区军工部通过整合大连及周边的工业企业，以黄金和粮食等硬通货从苏联手中购回各种机械，动员日本技术人员为我提供技术，先后突破了发射药、炮弹钢、弹体加工、自制印信和黄铜药筒压制的技术难关。1948年1月24日，第一枚由建新公司全自制的75毫米山炮弹问世，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建新公司的75毫米山炮弹被称为“124”型弹。
应该说，建新公司身上体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各解放区互相协作，为大局甘于牺牲小集体利益的优秀风气。最初建立建新公司班底的是华东根据地的人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建新公司的产品主要运往华东战场。而东北军区则负责提供原料、调配人员和设备，颇有些“为人作嫁”的意思。但东北方面却很重视，多次要求优先保证华东。
华东野战军曾报告部分124型山炮弹有膛炸的隐患，建新公司专门派出技术人员到一线炮兵部队调查。技术人员在前线人员那里了解到，当时我军炮兵部队同时混用建新制、国民党兵工署制和阎锡山太原制三种75毫米山炮弹，建新公司的产品质量可靠，但金属加工工艺并不比兵工署制更好，但远胜于晋造。实际上，建新方面对炮弹的质量始终相当重视，1947年9月，时任建新公司下属裕华厂厂长的吴屏周、副厂长刘振和和宏昌厂厂长吴运铎亲自进行弹体爆炸试验，结果出现事故，吴屏周牺牲，吴运铎身负重伤，但这些试验却保证了建新公司制造炮弹的质量。
应该说，包括建新公司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兵工，在解放战争中，想尽一切办法为前线提供弹药补给。例如晋冀鲁豫军区在解决了电解铜的生产后，1946年初在山西黎城县彭庄村建立了一条弹壳生产线，1947年生产全新枪弹52万发，山东胶东第3兵工厂建立半机械化子弹生产线，1947年生产弹药331万发。
在解放战争初期，各地已经能大量制造中小口径迫击炮弹，从1947年起开始生产大口径迫击炮弹和钢质后膛炮弹，晋冀鲁豫还研制了75毫米山炮弹和12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迫击炮弹，东北军区军工部下属的第2、第4办事处生产了76.2毫米榴弹和九二式步兵炮炮弹。
盖亮式步兵炮
各根据地兵工厂根据战场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大批“新式武器”。1946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兵工1厂生产出70毫米“盖亮式步兵炮”，9月胶东军区第2兵工厂生产出150毫米重迫击炮。1947年徐先前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称太行自制的120毫米、150毫米迫击炮在战役中“威力极大”。
从产量上来讲，国民党系统的兵工厂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兵工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仅1946年一年，兵工署下属各厂就生产了8778万枚步机枪弹、110万枚迫击炮弹254万枚手榴弹。而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民兵工总共生产各种枪弹6640万发，炮弹926万发，手榴弹2330万枚，无烟火药137万斤，炸药753万斤。
但从结果和意义上来看，国民党掌握的军事工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内迁企业回迁、沦陷区厂矿整理等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生产指标的完成。而且，国民党军队中派系和不同装备体系的矛盾也使得军工生产无所适从。加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有意识地破坏国民党兵工厂的生产，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掌握下的兵工厂的产品仅能勉强满足战争需要，并无多余精力根据战场局势有针对性调整生产计划或试制新型武器。
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根据地军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随着华北、西北、东北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一批工业城市回到人民手中，长期在山区和边远地区的兵工厂逐渐向大城市专业，并开始组建更大规模的成体系化兵工厂。这时期，根据地军事工业无论在生产规模、武器种类、产量，以及生产工艺、武器的技术技能和质量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因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52年全国兵工会议上高度赞扬了兵器工业是“工人阶级贡献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