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平津高校西迁史，思雄安高校来源

中国高等教育的巅峰在民国，相信很多人都认同这样的说法。

而这个巅峰的代表，当属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多牛，从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81位院士中，27人出自西南联大；建国后“两院”院士评选中，共有171人出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校友中，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这样的成绩，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空前的。更值得尊敬的，是这份成绩的取得是在颠簸流离的战争年代。

西南联大因国难而建，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而成。从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8月建立，到西南联大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在存在的8年零11个月里，西南联大师生从京津辗转近十个省到达云南，历经千辛万苦。冯友兰先生之女、著名作家宗璞的《南渡记》就记录了这一段艰辛的历史。

西南联大在战争时期易地再建，依然取得如此恢弘的成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很多人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就是因为三校西迁而取得的，这未免有失偏颇。诚然，三校西迁联合办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顶级的知识分子、名教授，但更根本的原因却不在于此。

长期进行西南联大研究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认为，中国大学在战争中的表现，关键还是之前的制度设计较为成功。当时中国大学的制度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基本形成，基本的大学制度是国立和私立有平等地位，私立大学中包含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抗战爆发前，恰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建立后开始成熟的时期。

而西迁，恰恰相反，它让中国高等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高校的西迁，首先损失的是物质财富。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教育部先后五次汇编《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战时财产统计表》。其中第五次《统计表》较为系统客观地反映了战时中国教育部门及学校财产的损失情况。《统计表》中，对高等教育的损失介绍得非常详细：

战前中国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计77所，被迫停办的有17所，分别占当时高等学校的71%与15%。因敌军轰炸，校舍被盘踞、搬迁等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惨重损失。

西迁过程中，校产的损失也极为严重。许多学校的仪器、图书大量散落丢失。严重影响了迁移至大后方复课后的正常教学。8年中损失总和包括：直接损失总计14,370,915,525元（包括建筑物、图书、仪器、器具、医药用品、现款等） ；间接损失为1,020,108,025元（包括迁移、防空设备、疏散、抚恤等）。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4,448,028美元。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大洋计算，其损失相当于14年的预算。金陵大学战前图书已达317839册，而据1938年5月31日的统计，仅剩16946册，这里面还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册。

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

在教育资源本就匮乏的民国时代，物质资源的损失，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战后各高校复校时，基本上都是百废待兴，很多高校到1949年都未恢复其战前水平。

据统计，战前全国大学与专科学校有学生4万余人，教职员7000余人。到1938年，学生数降至一半，教师数减少30%，减员最多的是山东大学，人员与物资在迁移中散失殆尽，只得在重庆宣布停办。

高校西迁过程中，总有一些教授和学生不愿意离开，不少人沦为汉奸，比如著名的周作人。他是北大教授，北大西迁后，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1939年1月后，他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沦为汪伪政权的汉奸。

虽然我们可以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但教育需要和平的环境，研究工作需要设备、资源和安宁。可以说，如果没有抗战西迁，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完全可能超过西南联大。

国难当头，学校当然无从选择。但和平时期，学校能不能安土重迁呢？

近日，由雄安新区的建设引发的讨论不少，比如雄安新区要承担非首都功能，那么迁往雄安的主要是什么类型的业态呢？

主要还是企业和高校。

企业还好办，支持新区建设，说不定是个机遇。但总部是很难搬过去的，从近日的中石化、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电科、中国中冶等八家央企表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来看，也没有说要将总部搬过去。前面的教训是有的，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首钢搬出北京，落户河北曹妃甸和迁安，从此这家赫赫有名的国企就失去了存在感。

那么大学呢？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大学会不会搬去雄安新区？要不要过去建个分校？这些都有可能。但没有如传言那样，哪个大学要过去，现在说这些都太急了。”有媒体开始猜测清华大学或首先迁入雄安新区。

如果现在到北京的高校做一个调查，愿不愿意作为“先行者”到雄安垦荒，到底会有多少人愿意过去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晋涛日前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就公开表示：目前当然不愿意过去。将来网络技术等发达以后，在哪里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非得要有高校去呢？教育部门在行政体系中，一直是弱势群体，在中国，比较容易搬迁的也是高校。截至2016年底，北京高校总数共91所，其中本科66所，高职专科25所，这91所高校中，又有15所是民办高校。如果非得要搬，按强弱程度，估计搬的可能是一些非知名大学、民办高校。这样的结果就是，各个高校在雄安新区组建一个大学城而已。

有几个问题，应该思考。

搬迁大学能解决北京的拥堵吗？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北京市在校大学生人数为60.36万人。从北京2172.9万（2016年底数据）的常住人口来看，搬迁大学对缓解北京的拥堵等情况影响微乎其微；从大学生的生活场所来看，其在校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校园，对交通等的影响更小。

北京的高校到了非搬不可的地步吗？很多人认为北京高校校园小，到雄安有更大的校园，但中国已经过了婴儿潮一代上大学的高峰期，现在的校园完全能够承载。再无休止地扩充校园，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而且建设雄安新区，最重要最首要的目的就是明确北京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其他北京无法承受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就是雄安。那么高校搬离，对北京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的影响几何？高校是不是北京无法承受的产业呢？

搬迁大学，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效果？

首先是对高校文化传承的影响。别说对于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些有百年传承的名校来说，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是记忆，即使是那些刚建没多久的民办高校，搬迁都是很大的损失。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高校将来另寻他处，原来的痕迹变成商业住宅楼。再次，搬迁给很多方面的人才培养会造成负面影响。比如某些专业，传媒、医科等，都高度依赖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真要搬去了雄安新区，估计学生来回折腾就是个问题！

少折腾，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

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中国大学的兼并、搬迁堪称一绝。从今天来看，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过“打散重组”、“兼并搬迁”的历史。1952年的院系调整，人为地对大学进行重组；改革开放后，为了做大规模评“211”和“985”，开始了兼并潮、新校区潮、大学城潮。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规模是上去了，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屡屡被诟病。

雄安新城远离都市，又在白洋淀旁，本是个建高校的好地方，比如很多人说中国古代的书院都藏之名山，美国的很多高校都在乡村或者小城市，但这种论调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都不折腾。

以中国四大书院为例，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何时因其他地方的繁华与否搬动过？

美国的名校，以8所藤校为例：哈佛在麻省，耶鲁在康乃狄格，普林斯顿在新泽西，哥伦比亚、康奈尔在纽约，布朗在罗德岛，宾大在宾州，达特茅斯在新罕布什，这些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跨州搬迁的；市内搬迁，唯一例外的也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哥大一开始学校位于纽约曼哈顿，后来随着曼哈顿的发展，地价飞涨，哥伦比亚大学的市中心校区面积小，发展受到制约。1896年，哥伦比亚大学从当时的市中心（49街）搬到了相对偏远的Morning Side校区（114-120街），不过这个位置现在也发展成很中心的位置。

美国很多名校不搬固然与其一开始就选择在乡村建校且占地面积巨大有关，但他们的坚守也应该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警醒。有什么困难非得要用搬迁来解决，或者搬迁又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说到底，大学和历史一样，都不应该是小姑娘，你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的。

有学者估计，未来雄安新区人口可达900万，GDP达1.4万亿。教育科技对于一城建设必不可少，城市化要配套专业化，兼收并蓄，也许中外合作办学、专家智库、高端实验室等多渠道创新是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