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爱情有段趣评,他说爱情有五等: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终身相爱;四等是相守一生;五等是没有爱情,随便上床。照此说法,他和妻子唐筼只能算四等爱情,但这第四等爱情,却在柴米油盐间共享人间烟火，感人至深。

​​   陈寅恪13岁东渡日本,后游学欧美,潜心学问。在清华园,他以学识渊博著称,但他不讲究衣着,夏秋季他穿蓝布长衫,冬春季一身灰长袍青布马褂,腋下夹着蓝布书包。年近四十,仍未婚娶，急煞了父母。父亲先是好言催促,最后厉声警告:你若再不娶妻,我将马上代为聘定。陈寅恪看父亲着急上火,才感觉事态严重,只好请求宽限时日。

常言道，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一次闲谈中,陈寅恪的一位同事偶然提到,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听闻后竞先是吃惊,然后才沉吟道: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

　　原来,南注生是唐景嵩的别号,而唐景嵩就是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仰慕不已。于是,陈寅恪当即询问住址,定要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

　　这次相遇似乎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出身名门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所以,当那一刻才子遇见才女,四目相对,只剩下相见恨晚。

　　不久,已是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这两个大龄青年缔结了偕老之约。　　

　　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寰。尽管病体支离,唐筼却在之后几十年撑起了家的重担,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她将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献给了这个家。

​抗战期间，陈寅恪一家也历经颠沛,自北平、长沙、梧州,后辗转到香港。然而,香港的生活也不安定。1941年12月,日军发起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日本人以“日币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只好带全家仓促逃离。

　　长期的心力交瘁,让陈寅恪的神经衰弱症日益加剧,又因用眼过度,在抗战后期竞致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当时,陈寅恪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是唐筼安抚了他的创痛。不仅照顾他饮食起居,还为他查阅资料,诵读报纸,记录书信。甚至有一年,陈寅恪的助手不辞而别,他无法上课,也是唐筼,毅然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

　　为了给陈寅恪布置一个温馨舒适、充满情趣的家。柏树为篱,篱下栽一畦瓜果,两株葡萄藤,再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于是,春来秋至,总有长的圆的红的绿的花、果起伏跌宕。而那些瓜果,经唐筼烹煎炒煮,又是一美味素肴。陈寅恪情不自禁地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赞美诗句。

​　　在陈寅恪眼中,唐筼俨然是生命中的第一知己,他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结婚28周年纪念日那天,他曾赋诗赠她:“同梦忽忽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侏懦方朔惧休说,一笑妆成伴白头”。也同欢乐也同愁,这一对患难夫妻,情深意重,刻骨铭心。

据说，这对患难夫妻,却在解放前夕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当时,局势动荡,陈寅恪一家到广州后,亲友、学生都动员他去海外。唐筼也想举家外迁，因为她早已害怕战争离乱,更担心他的身体和安危,去国外,至少可有一份宁静的生活。但陈寅恪毅然决然的态度,让她伤心泪落,一气之下,她去了香港。可陈寅恪坚决不离开，放不下陈寅恪的唐筼,不久又回到他的身边。在后来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备受折磨,却再未抱怨过他的固执，总是坚定地守在陈寅恪身边，他的各种“声明”、“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陈寅恪的精神痛苦,她感同身受。更难得的是,她还在寻找各种机会给丈夫呈现生的快乐和美好。正是这种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料，精神上和风细雨的慰藉,使身残体弱的陈寅恪,凭借超人的毅力,在风烛残年完成了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述。　

​     1962年7月,已是古稀之年的陈寅恪,摔断右腿股骨,自此长卧于床榻。后来,他们一家又被迁至一所破旧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已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而唐筼的心脏病已相当严重,几近瘫痪，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知不久于人世,怜唐筼之不易,叹命运之不公,他给她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　　此挽联撰后一月余,1969年10月7日,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辞世。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而唐筼也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仅隔45天,同年11月21日,唐筼也走了。她好像是专门为陈寅恪来到这个世上,陈寅恪走了,她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寅恪,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然而,他的人生却颠沛多难,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幸运的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之女润泽了他的生命,甚至追随着他渡向生命的彼岸。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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