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天是我参加高考40周年的纪念日。
40年前恢复高考，是文革后刚刚出山的邓小平同志顶住文革派压力、力排众议，废止推荐上大学的重要举措。77届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和众多走进考场的年轻人一样，就此开启了新的人生。
日历翻回到1977年，在当年7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抓科学教育并全力支持立即恢复高考，但中央及教育部的反对派声音也很大，两个“估计”如鲠在喉。几经周折后，最终在9月25日结束的，在北京历经了史无前例44天争论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正式定调：立即恢复高考，77届推迟半年招生！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正式播发了重新恢复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当天的头版特意刊发了《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
在坚冰初破、百废待兴的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特大喜讯一扫阴霾，极大地震撼着中国这个刚刚从梦魇中苏醒的国家，并鼓舞着一代年轻人去实现他们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理想。
◇复习
通过恢复高考制度来改变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对一位冤案尚未彻底平反的老知识分子来说，寄予了无限的期待。在西安交大教书并在文革中受到极大冲击的父亲，在得知喜讯后立即分头给我们姐弟三人写信，他在信中坚定地告诉我们，恢复高考是顺应历史潮流，也是必然的。他老人家殷切希望我们三人从现在起，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能挤出时间做好高考复习的准备，叮嘱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
当年，我们姐弟三人因工作关系都不在父母身边。我姐姐因随铁道兵参加襄樊铁路建设后，被分配到距铜川40里外半截沟里的一个保密单位任档案员。我弟弟在西安交大异地的农场里负责给干农活的教职员工做饭。我1975年底意外被招工到陕西省西北电业管理局后，在宝鸡市电业局生产技术科下属的通讯组领导“不惜一切代价”的强烈要求下，于1976年底转到了宝鸡电业局所属的眉县汤峪口微波站工作。我是宝鸡电业局“不惜一切代价”交换过去的，这也就为后来我的高考历险埋下了伏笔。
1977年11月，西安交大基础部的老师为了本校的子弟能够有效地复习，专门在校内最大的教室—1200阶梯大教室开了大约四周的高考数学补习课（后来交大又陆续开了其它科目的补习，但我已经回单位了）。我母亲帮我搞到听课证，希望我能回家补习功课。起初领导不准假，后已母亲摔伤为由才获准回家休假，这样既照顾母亲，又听课复习。
听课第三天的晚饭后，我单位通讯组组长XX师傅带着他的外甥女找到了我家。原来他的外甥女也想考大学，希望能到西安交大上补习班。闻听来由后，躺在床上养病的母亲一口就应承下来，帮孩子办听课证。XX师傅当时特别高兴并对我说：王巍，国家选人才，你就在家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复习功课，顺便帮帮我外甥女。
XX师傅走后，可把我父母激动坏了，能请假留在父母身边复习功课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父母一再交代说，高考结束后回单位一定要好好地感谢XX师傅。
然而理想的状况仅仅维持了三天，XX师傅外甥女的数理化基础实在太差，听补习班的课如同听天书，她第一天还勉强坚持，但第二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她没打招呼就走人了。我下午追到她家去询问，她说因为基础太差根本听不懂老师讲授的内容，考大学的想法就此放弃。
◇报名
我万万没有想到，XX师傅外甥女放弃追求的同时，就是我一系列麻烦的开始。紧接着连续两天省电业管理局的朋友来家告诉我，XX催你马上回单位上班咧。之后又是接连三天三份电报到家，内容一致：速回单位！
我真不情愿，知道一旦回到单位高考之事如同肉包子打狗。但是为人心地善良的父母一再劝我，你的领导XX师傅是好人，他也知道国家借恢复高考培养人才，你回单位办完急事后领导一定会让你回来复习功课的，复习、报名及参加考试不会有问题。
殊不知，当我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单位后，当即被派往距宝鸡市区160里以外的汤峪330变电站（当年全国最大的变电站，由于战备需要所以建在了山沟里），参加工期预计为一个月的架空通信电缆施工。最要命的是，XX师傅对我参加高考的态度已经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仅从工期来算，施工结束高考也就结束了。因为陕西省的高考日期已经确定在12月的9-10日。在考试之前还有报名及填写履历和志愿等一系列事情，而我窝在山沟里，信息不灵，而且未经许可不得外出，大学深造之梦基本破灭。
父母得知情况后比我还焦急。知道我手头没有各校的招生表，为了能感动XX师傅，我母亲居然将各大院校的校名及所招专业等用加急电报的方式发给XX师傅并请他转交给我。
要知道，当年普通人工资在30-40元/月左右，加急电报0.06元/字，这份奇葩电报居然花了上百元，相当于普通人4个多月的收入。我母亲是希望借此能打动XX师傅的心，放我出山报名及参加高考。
然而铁了心的XX师傅并没有被打动，他将加急电报交与我时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父母真舍得花钱。
是啊，为了让受到父亲冤案尚未平反影响的孩子们能抓住这次公平竞争的高考机会，做父母已经竭尽全力。眼看着大儿子可能与高考失之交臂，他们对XX师傅的出尔反尔真是万般无奈。为此，母亲急火攻心患上了心脏病（后来，母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件事就是最早的诱因）。
随着高考报名截止日期的临近，在电业局通讯组总机室上班的好友兼同事孟建章，不断地打电话到330变电站或微波站，向在山沟里的我和XX师傅传递最新消息。但只要说到报名，XX师傅就搪塞说：你们帮他报名填表不就行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当年政审极其严格，履历表必须本人仔细填写，再说别人哪里知道你家还没摘的帽子是哪一顶？
时光来到高考报名截止日的当天中午，已经彻底不抱希望的我，吃完午饭后坐在汤峪330变电站的台阶上发呆，这时XX师傅从楼里慢悠悠地走出来，看了我一会儿后说了一句话：王巍，国家选人才，咱也不能耽误你，你现在回市里去报名吧。
什么？？？我没听错吧？还在我愣神之际，XX师傅又说了一遍。这时的我如梦方醒，回过神来后立刻撒丫子往外跑，同时回头大声地喊了一句：谢谢X师！
机会真的来了吗？未必！从汤峪330变电站距山口有15里山路。出山口后能不能有去宝鸡市区的长途汽车？即便有，140多里的路程走走停停，天黑前能进市区就算快的。我在往山下狂奔的同时大脑在不停地盘算。
苍天有眼，当大汗淋漓的我狂奔出山口时意外地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宝鸡电业局尾号746的解放牌卡车，司机正好从小饭馆里吃完饭出来准备开车回电业局，我和司机很熟，之前经常坐他的车外出办事。就这样我万幸地坐上报名的顺风车。
至今我都感恩那位已经忘记姓名的司机朋友，当他得知我要赶在当天回市里报名高考时很是帮忙，一路上车开得那叫一个疯狂。我回到局里先开证明和介绍信，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班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来到金台区距电业局最近的高考报名点。
看到我一身尘土、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正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说明情况后他们表示十分同情并以十二分的热情指导我填写报名表格。当我手捧盖着宝鸡市金台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鲜红大印的高考准考证（准考证号200392）走出报名点大门时，天色已暗，我的耳边不断地回响着招生办工作人员的话：你是我们报名点最后一位报名的考生。
人从绝望中被拉回来的感觉就是庆幸、后怕、激动。又看到希望了！也感恩未来自己还有机会把握。
到此读者必有疑问，你的领导XX师傅为何在高考报名的最后时刻对你的态度再次反转？
应该说无巧不成书。那天中午好友孟建章担心我失去最后的报名机会，趁我们施工队中午在汤峪330变电站吃饭休息的时机，他在局总机室给XX师傅打了电话，汇报工作的同时也提醒领导这已经是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了。XX师傅当然还是坚持他的立场不变。
正巧在这个时候，局中层干部，电业局高考领导小组成员XXX(抱歉，实在不熟悉，所以记不起姓名了)正巧来总机室串门。因知XXX官比XX师傅大两级，而且两人有些私人矛盾，孟建章灵机一动立马搬救兵，手捂着电话把XX师傅不让我报名参加高考的事向XXX作了简要汇报。
XXX一听这事那还了得？随即接过电话命令XX：XX，你马上通知王巍，让他立刻回来报名，如果王巍的报名耽误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随后不待XX师傅辩解，直接挂机。
这就是XX师傅在我高考报名最后时刻态度反转的真实原因。
◇备考
拿到准考证后我立刻又赶回山里继续干活，为了能赶上高考，我和小伙伴们干活真是拼了命，清晨带着干粮进山，晚上天黑出山。施工期间高强度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所带干粮基本不够吃。在山上，饿了就爬到树上摘柿子充饥（很多年后才知道空腹吃柿子有损健康），渴了就到小溪旁喝生水。由于施工既是高压电线下的高空作业又是大量使用麻醉剂乙醚（为了检查数量众多的铠装电缆漏气孔在哪里，我爬在高空电缆上赤裸裸地用鼻子生闻啊！），所以危险性非常大。更有甚者，某天早上我们几个学徒工将绑满铁丝的竹梯子误甩到了五万伏的高压电线上，后被我跳起一脚踹开，大家算是捡了条命。师傅们得知后都吓得不轻。
可惜我当年不懂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否则心里也能有些安慰。
通过大家极其努力且卓有成效的工作，工程终于提前完工。由于整个施工过程中我的表现非常突出，此时领导才不得不准许我回家休假和准备高考，此时距高考日还剩余可怜的12天。
这个时候再全面复习所有科目时间真的不够用了，和父母商量后决定主攻数理化（这是父母的强项），不得已将政治、语文放在了一边。
在高考之前我家有分工，父亲在西安陪我弟弟参加高考，母亲带伤陪我去宝鸡参加高考，我姐姐身处铜川郊外大山沟里进出不方便，只能靠自己努力。12月7日我和母亲坐火车一同前往宝鸡，在火车上遇到不少前往宝鸡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由于母亲那些年在西安交大负责给工农兵大学生教数学课，看到火车上同去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有不明白的数学题，她老人家都会主动解答，结果一路上如饥似渴的考生越围越多，母亲根本顾及不到我。
大多数考生都会有这种体会，临考前会紧张而睡不着觉，我弟弟在临考前晚就是这样，我姐姐也是考前紧张，直到凌晨才眯着，结果一觉睡过头被人敲门叫醒，差一点错过了需开十几里山路赴考场的大卡车。而我正好相反，12月8日晚上我啥复习材料都看不进去，9点过后就哈气连天想睡觉了，母亲气得直说我没出息。
1977年恢复高考是唯一一次命题权下放，由各省自行命题，自愿报名、择优录取。陕西全省的高考定在当年12月9-10日两天。高考顺序是：9日(周五)上午数学，下午政治；10日(周六)上午语文，下午理化（当年物理和化学两门考试题合为一张考卷）。
◇应考
初冬的12月9日艳阳高照，考生们也因激动而紧张的心情并没有感到丝毫寒冷，大家早早来到考场，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全国自“文化大革命”后已经11年没有举行高考了，面对首次高考大家难免紧张，陕西省的高考不知道是哪位大师的馊主意，第一天的第一场考试就给大多数考生来了个下马威。数学考题的难度远超出考生们的准备，就此败下阵来的考生不计其数。
前两天我在新浪微博上晒出1977年陕西省数学高考题后，有几位对文革史缺乏了解的90后对考题不屑一顾，说这么简单的题你还好意思晒出来？这种题都懒得动手，要做最多20分钟解决。
他们不了解，文革毁掉了国内长达11年的教育和科研体系，不仅科学研究基本瘫痪，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就连基础教育也已经全面荒废了。这才有了轰动当年的白卷先生，小学生里也冒出了黄帅。
文革期间上大学的标准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上大学不用考试，黑箱操作，仅有小学和初中水平的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较多。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水平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大学的授课带来很多问题，而很多家庭出生不好和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却无法迈进大学校门。1977年拨乱反正后首届高考出这样的考题，对当时本身就没有扎实的基础又荒废多年的应考年轻人而言绝非容易，即便搁到现在训练有素的考生面前，两道参考题也未必能做出来。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附在文章中的陕西省1977年高考试题，是我好友的同学父亲收藏，与我实际印象略有差异，年代久远，我不敢确认是否是当年考卷的真迹。
也许放松的心态更有利于发挥水平，考卷一发下来我先不自量力的挑战两道参考题（一道微积分，一道常微分方程）。在浪费了近半小时无解后才放弃，老老实实从第一道题开始做。一共10道必做题，我最后完成9.5题（第10题最后一部分还没有完全理清思路就到时了）。
数学考试遗憾之处有三：一、不该在不计分的参考题上浪费时间，导致第10题最后较复杂部分没有时间分析；二、其中一道题我知道应该有双答案，但我只得出一个，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后半段的计算中反复寻找差错但无果（实际上是由于我粗心，在前面的公式中少写了正负号），最后只好用文字来说明，目的是希望减少扣分；三、第8题是最后做完的，当时考卷用纸写完后我向监考老师要了一张白纸，第8题的解题过程全都写在那张白纸上，并且是压着铃声在全体起立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符（事后对题，该题解答准确无误）。遗憾的是这张白纸我忘记写姓名和准考证号，这道题我本应得的10分就在粗心中丢掉了。
走出考场，眼见多数人都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对了一下题，我觉得自己还考得不错，几位老三届的大哥哥也都夸我、鼓励我。到了下午考政治的时候教室里开始出现空位，部分考生陆续弃考，这在当年也是挺可惜的。我有一位同窗好友刘XX，数学无比生猛，甚至自学完了高等数学的微积分。他就是因为第一门数学自认为考砸了，当天下午即弃考，家长老师再怎么鼓励都无济于事，后来只好再备考78届。
下午考政治对多数人来讲是个抢分的好机会，但对我就没什么帮助。被打倒的臭老九家的孩子平时就不喜欢政治，高考前也没时间做多少相关准备，所以本应抢分的政治反倒考得一塌糊涂（上大学后才知道我高考政治不及格）。
真是祸不单行，高考第一天再出意外。当天真正让我和母亲担惊受怕的倒不是考试的好坏，而是当晚正准备备战第二天的考试时突然发现，我的准考证丢了！！！
母亲闻听也大吃一惊，准考证丢了非同小可。准考证上的第六条清楚地写着：准考证在考试期间丢失不补。准考证找不到就意味着我77届高考之路就此玩儿完！
啥事也别干了，翻遍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准考证，母亲让我仔细回忆从下午进考场起一直到回家的所有细节。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离开考场时过于沮丧，忘了拿放在考桌上（为监考老师备查）的准考证。祈愿如此，但这一夜，我在忐忑的心情中失眠了。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匆匆吃了两口饭就摸黑赶往考场。我是第一个到达考场的人，教室有铁将军把门，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借着模糊的晨曦仔细往里瞧。真真切切，我的准考证静悄悄地躺在考桌上。
一块石头落地，我放心地躲到一边背公式去。
上午考语文也是我的弱项，中学期间不重视文科，天天打球，作文总是赖到不得已才交。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对我的评语是：轻视文科是思想薄弱的反映。
陕西省1977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有两个，二选一。第一个题目是《难忘的一天》，看到作文题目我心里那个悔哦。原来，在复习备考期间，我弟弟的语文老师曾给我们兄弟俩出了10道作文题，其中恰好就有这道题。复习期间，我们兄弟俩人将其它题目都完成了，唯独《难忘的一天》百思不得其要领而放弃，谁知道老天爷会开这么大的玩笑！
如果选择第一个作文题目，料当年绝大多数考生都会写《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内心情感描述。我煽情绝对是弱项，思前想后，最终决定还是写我最熟悉的上山下乡中的轶事。
什么事情让人难以忘怀？我认定只有借助死人。于是我特别不厚道地把尚还健在的、我下乡时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写去世了（只是换了个人名）。作文从书记出殡的那天写起，然后用倒叙的手法介绍了老支书光辉的一生。在考卷上，凡是能想起来的赞美词汇都堆了进去，甚至不惜把当年歌颂国家领导人的词儿都用上了。
无奈咱文学底子薄，再好的题材也出不了彩。书到用时方恨少，更何况我还没有临阵磨枪。哇咔咔，在考场上我提着笔不断地酝酿感情，寄希望情感的决堤能冲刷出来一些灵感，直写得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作文总算对付出来了，只是堆砌的词汇太过生硬，估计帮不上啥忙。
我语文的基础知识丢分不少，语法知识完全空白，有些名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很简单的题就是干瞅着拿不到分。古文翻译部分倒是能凑合完成。总之语文的考分好于政治但也属于拖总分后腿。
顺便交代一下，当年第二个作文题目是《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这个题目我更写不了，我一直在山沟里埋头干活，一点也不了解与此相关的事宜。用提建议的方式写？我还没有那个水平。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欢呼祝贺？写这种热情洋溢的文章我也不在行。所以第二个作文题目我扫了一眼也就放过了。
倒是我姐姐好牛，在她心里最“难忘的一天”是不愉快的，故不想写了伤感。虽窝在铜川大山沟里的她倒是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凭借心中对恢复高考的喜悦，以及当年强大政治宣传的“道听途说”，超常发挥，一蹴而就了一篇《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据说她语文成绩居然拿了当年铜川地区文理考生的第二名，弥补了第一天数学和政治的丢分，顺利地被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大医学部)录取。
最后一门是理化考试，我自知已经容不得半点闪失了。在自己的强项上我也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考卷前一半是物理，我答题流畅，唯独第一道很简单的力学题做完后犹豫半天并反复核算花费了不少时间。简单不是主因，关键是计算出的结果有点出乎常识。
物理的答题顺畅导致了思想的麻痹，再答化学试卷前几题时都不加思索，答题飞快。结果有一道小题就掉进了陷阱而答错，之后还有一道考题忘记了公式，无奈之下只好参照考数学时的应急办法，再次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列出整个解题过程（事后看于事无补）。
考完最后一门，很多人主动前来找我核对答案。最终结果我的物理考了满分，化学大致错了一大两小题。此时我已经预料到，大学在朝我招手了。
我母亲为了我的高考带病陪我来到宝鸡，由于她是利用无课期间的“擅自离开西安交大”，所以在高考期间根本不可能像现在的家长那样护送孩子去考场并守候在考场外面。当年父亲的冤案还没有完全平反，父母做事极其谨慎，生怕万一有疏忽被人揭发导致影响到孩子们的前途。在宝鸡地区的考生中有一批“老三届”的西安交大子弟，母亲陪我来宝鸡高考不能让他们知道，同时也害怕碰见其他熟人，一旦消息传回西安交大则后果难料。
10日中午，我吃完饭返回考场进行最后一门考试后，母亲便收拾利落赶往火车站，利用这最隐蔽的时段坐火车返回西安交大。母亲在临走前再三叮嘱，考完就立刻赶回单位上班，别给领导留下把柄。我第二天(周日)即赶回了汤峪口单位上班。
◇体检
按照正常思维，既然领导及单位都已同意我参加高考了，那接下来我只要等待体检和录取的通知即可。涉世不深的我哪里知道，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年高考与现在不同，我们是先填写志愿再参加高考，然后按照高考成绩初选出一批考生参加体检，之后结合政审、成绩及身体状况择优录取，最后由各大专院校发录取通知书。我结合我的工作性质和之前的经历，在高考志愿栏填写了北邮载波和微波、复旦生物学及南邮微波。
时间一天天地逝过，我在山里一点新消息都没有，电话问过孟建章几次，他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我曾经自问自答过无数遍：难道我的高考成绩没过初选线？不可能啊！
就在外地逐渐传来体检消息后的一天上午，我接到孟建章的电话，他说10点工休时听到有人在议论今天下午2点高考生体检之事，咱们局里共有7人过了初选线并参加体检，但是好像没有你。
不可能！我对自己的成绩还是很有信心的。是哪里出现差错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心里想，别说7人了，哪怕只有3人参加体检也应该有我一份，局里其他考生的情况我清楚，我有这个自信。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必须先赶在下午2点前回到市里搞清楚情况，免得留下遗憾，擅离职守挨领导批评的担心甩到了脑后。我请孟建章继续打听消息，然后立即给汤峪330变电站打电话询问上午有无回局里的车。也是我上大学的命不该绝啊，又是746号车刚刚离开变电站下山。我匆忙和闻胜利站长请假，用最快的速度跑到路边，等候片刻便坐上了我的幸运车返回局里。
我大约12：45左右回到局总机室，一边吃孟建章打来的饭菜，一边听他叙述。原来是领导对我具备参加体检资格的消息予以封锁，希望我错过体检而自动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在场的几位师傅听着孟建章的描述，再看看我的狼狈相，都替我劫后余生感到庆幸。
此时，XX师傅正巧推门进来，看到我在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怎么擅离职守跑回局里了？XX师傅劈头就是一句。我解释道，我意外得知局里有7人今天下午参加高考体检，我想7人中一定有我，所以我也来不及细打听，就先和站长闻胜利师傅请了假，正好又有顺路车回局里，所以才赶了回来。
听完我的陈述，XX师傅盯着我半天竟然没说话，最后硬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真是个大学迷！说完掉头离开。
可以想象出我当时的心情吧？只能说他XX师傅倒霉，碰到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下午体检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其它指标正常，唯独血压高(青春期高血压)。我有点沮丧，坐在内科检查室门外的栏杆上不知所措。这时我们局另一位参加体检的老大哥看我情绪不高，就关切地问我体检结果咋样？我说其它都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他听后立即拽着我的胳膊返身来到检查室内对大夫说：医生，这是我们局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娃，可不能毁在身体上。大夫听后心领神会，说：没事，刚才娃太紧张，休息一下我再给他测一次。休息片刻后再测血压，大夫笑嘻嘻地对我说：没事了，一切正常！
真是一块大石头落地！我知道，大夫违心地帮了我的大忙。
此时已经万事具备，就剩下等待某个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书了，由于近两个月经历了太多的惊险，这时候能被哪所大学相中我已经无所谓了。没想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却来得格外地早，早得让人不敢相信。
◇录取
12月28日我外出办事，下午3点回到单位后孟建章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收到一封落款北邮寄给你的挂号信，不知是啥。他接着说：我当时想，会不会是北邮的录取通知书呢？但是整个省电力微波干线上的所有微波中继站的同事们都说不可能，还没听说有谁收到录取通知书呢。他们怂恿我拆开信封看看，我没敢。
我问他信封的地址是怎么写的？孟建章说完后我肯定地说，这个就是我填写高考志愿时专门留的超长地址，你把信封打开，里面一定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不出所料，信封内果真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专业是载波（后更名为多路通信）。在接受大家祝贺的同时，我也很感谢急于回家过元旦的北邮招生老师。
29日下午我坐长途车回到宝鸡市内，在拿到北邮录取通知书后，去电报局往家里发了一份一字电报：“载”！载即载波，父母收到“一字”电报后一定知道我已被北邮载波专业录取的喜讯。发完电报后碰到我发小的哥哥，他在恭喜我被录取后也说，我是他知道的第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
挥挥手与过去告别，我的人生就此开启新的里程。
资料显示，当年全国走进考场的考生共有570多万人，而被各大专院校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仅仅29：1，录取率4.7%，是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全世界都没有(这句话股民最熟悉)。
1978年的元月份是西安交大家属区最欢乐的时候，家长们在碰面的时候，问候语不是“吃了么”？而是“你家孩子被哪一所大学录取啦”？当年据说西安交大的子弟在各个单位被大学录取的总人数超过400人，更有很多家庭一届出了两个或三个大学生，我们家当年的春节过得最舒心，父母最开心，因为我们姐弟三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次高考即全部考入大学。
不过据当年的可靠消息，陕西省针对77届的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做出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决定，将全省高考成绩排名靠前的考生档案分成四份，分别留在了陕西省的四所部属高校(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为此，清华大学等院校在抗议陕西省的高考录取做法无果后，遂放弃当年在陕西省的招生。大名鼎鼎的中国科技大学（其少年班名扬全国）无奈，只招到平均分数60多分的考生。
我中学同届同学兼好友刘兵，学习成绩非常优秀，1977年参加高考后，对因高分被瓜分到了西北轻工业学院十分不满，一怒之下于1979年9月直接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后出国深造。1980年陕西省的媒体还做过专门报道。
我弟弟也未能幸免，他考前填报的志愿分别是北大数学、浙大应用数学、复旦数学，并没有填写服从分配。他虽以高分名列西安交大职工参考第一名，但最后他也被“无情”地分配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数学师资班。
福兮祸兮？我高考因政治和语文拖了后腿，不然我的大学生活有可能在陕西度过，人生轨迹也会被重新改写。
1978年元月份我回到局里办理入学前相关手续时得知，数千人的电业局最后拿到77届录取通知书的仅我一人。在当年，大多数单位都会像欢送员工参军一样，敲锣打鼓地欢送单位员工去上大学，这是单位的荣耀。而我只能在单位办完各种手续后悄悄地离去。
◇结语
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当未来的子孙后代们翻阅中国近代史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现代教育史、现代金融史、现代科技史、现代工业史及文化史等等各类子目录下，一定会看到大量77届学子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77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届。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这一代充满豪情和使命感的人已经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但正是他们及后来者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忘初心，肩负使命，对历史有担当，对未来有交代是他们永远的追求。对他们而言，牢记使命远远不够，不辱使命才是这一代为理想奋斗的学子们的真实写照。
恢复高考是一代人的人生分水岭。人生曲折，记录于此，是为留念。
◇后记
也许有人会问，XX师傅为何如此与你过不去？为何如此百般地阻挠你上大学深造？在这里我应该解答大家的疑惑。
这件事起因于1976年，我们一批1975年底招进陕西省西北电业管理局的知青并没有分配到各个单位，而是编成一个50多人的班，集中在现在的西安电力大学培训。培训期间我被宝鸡电业局的师傅们看中，他们不断地与陕西省西北电业管理局调度所的领导交涉，希望把我分配到宝鸡电业局工作。由于他们以“不惜一切代价”为条件，最终省局调度所的领导(我父亲的学生)找我谈话说明了难处，我也非常识大体地无条件答应了，随后我即被分配到宝鸡地区工作。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也给当年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很多机会。1977年，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某厂的一位姓胡的二级钳工被破格提升为六级钳工，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在电业局领导看来此事可以效仿，也想在局里放颗卫星，XX师傅自然锁定了我。我当时还是学徒工，我们同一批的学徒工应该在1978年5月转正。事后我得知，局里准备在我们转正考核时开放各级标准，同时也会邀请目前的二级工们参加升级考核，谁能考上哪一级就承认哪一级。XX师傅太想放卫星了，他寄希望我能一次考过六级，超过北京的标杆而被大张旗鼓地宣传。
事情已经明了，XX师傅指望我给他和局里放卫星，我考大学走了，他们岂不白忙活？再说，我考大学走了，他们当初的“不惜一切代价”岂不成了冤大头？退一步说，如果真推到1978年再恢复高考，那对XX师傅而言也许就圆满了，放卫星、上大学两不误。真是那样吗？我能如他所愿放一颗大卫星吗？我看悬！
我从心底里还是很感激XX师傅，他一直对我很好也没有私心，而且我的高考历程中缺少他将失去很多精彩。挫折就是历练经历的利器，难道不是吗？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好友孟建章，正是他的不懈努力我才有了77届的荣耀。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会是78届的学子，人生轨迹将被改写。
我也要感谢那几位叫不上名字的领导、司机、体检大夫及师傅们，我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登上开往大学的列车。我还要感谢陪伴在我身边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鼓励，沉睡了40年的经历也难以浮出水面。
人生能有几个40年？往事如刀，是它雕塑了你的一生。
王巍（新浪微博：中正鹰）
2017年12月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