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没有增长的城市化: 城市化率与人均收入关系变迁(15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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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富，现阶段世界各国城市化率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在任何收入水平下，2010年城市化率都比1500年城市化率高25-30%。同时，大量超级城市涌现。1500年时，世界十大城市，中国占四个，剩下有开罗、伊斯坦布尔、巴黎等。1900年，整个榜单排名天翻地覆，只有巴黎留了下来。新的前十还包括伦敦、纽约、柏林、芝加哥、维也纳等现代化大都市，这些城市直到今天仍是十分富庶。2010年，榜单再换新颜，前十有东京、上海、纽约和北京，也有德里、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开罗。

城市化率提高与人均收入提高是否始终同步呢？一些学者指出质疑，认为两者并不始终一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可能不一致。Glaeser在2013年提出了“穷国城市化”的概念，指出新的特大城市常出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但是，在很多量化历史研究中，城市化率或城市面积常常用作人均收入的代理变量。也许从当代情况看，这一点未必成立。那么在古代，这一点就必然成立么？从历史变迁视角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化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有增长的城市化”和“没有增长的城市化”，进而可以探究影响城市化变迁的因素。

Jedwab和Vollrath 2015年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发表的研究“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通过1500-2010年间1319组城市化-收入对数据，系统地检验了城市化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他们发现20世纪中叶前后，情况有不小差别。在此之前，城市化主要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最贫困国家的城市化率接近0%；在此之后，城市化，尤其是超大城市的形成主要出现在贫困国家。尽管历史上是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快速上升，而现今却是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较快上升。

作者通过以下渠道采集数据，人均GDP采自Bolt和Van Zanden 在2014年对Maddison估计的更新；城市化率有多个数据来源，包括最常用的Bairoch欧洲城市数据集，同时结合了Acemoglu, Robinson, Johnson(2002), Malanima, Volckart(2007), Jedwab, Moradi(2015)以及联合国2014年的《世界城市化前景》报告的成果。

在1500-1850年这段时间，大约只有每50-100年的数据，每一时点大致只有20个左右城市。1870年时有46个样本，到1910年样本数上升至70个，1910年之后的数据比较齐全。如果直接把所有年代，所有城市-收入对回归，结果是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且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能解释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异（见图1）。

如果城市化和人均收入的关系相对稳定，随时间变化不大，那么把这一千多组数据按时间段分组再回归，得到的拟合直线应该大致重合。只是越往后，有更多的点聚集在右上角——更多城市实现了高收入，高城市化水平的均衡，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将1500年、1950年和2010年三组数据分别回归，得到的直线非常不一致（见图2）。

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随时间变化。为检验这一点，作者将1500-2010年间数据按时间分成13组，每一组单独做了一次回归。结果发现，如图3所示， 1910年之前，城市化对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一路上涨，同时截距项一路下降。截距项是收入为0时，回归线的拟合值能部分反映最贫困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这一事实说明在1910年之前，城市化主要发生在比较富裕的国家，这些大城市与贫困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这一过程在1910年达到顶峰，随后趋于停滞。大致在1950-1960年代，变化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城市化对人均收入的系数下降，同时截距项一路上涨。在2010年，截距项接近0.2，这意味着接近一穷二白的国家，也有20%左右的城市化率。如果用城市化率作为人均收入的代理变量，1910年前后效果较好，1950年之后就比较糟糕了。

接着，作者进一步检验了大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大”定义为人口数量超过30万。结果和前述一致：1900年前，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数量占世界比例不断下降，在1900年时达最低点30%。此后回升，在2010年时已接近8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特大城市都位于发展中国家。作者通过将数量占比换成总人口占比，从数据集中去掉中国和印度及调整阈值为100万等三种方式作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

另一人均收入的常用代理变量是城市面积。当代部分，作者主要结合Chandler(1987)及前述2014年联合国报道来采集城市面积及居民生活标准数据。1910年之前部分，作者数据来源主要包括Allen等(2011), Allen, Murphy, Schenider(2012), Frankema, Waijenbeug(2012), 小Fracis(2013)以及Bassino, Fukao, Takashima(2014)，共采集了111个城市面积-居民生活水平数据对。

将城市面积对居民生活标准回归，结果发现，与城市化率得到的结果类似：相比1910年之前，1910年之后的拟合直线系数更小，截距项更大。不过，人均收入的差异对居民福利指数差异的解释能力明显要差一些。1910年之前的达0.2，1910年之后的只有0.07(见图5)。

最后，作者还对比了导致“有增长的城市化”和“没有增长的城市化”的各项因素，前者包括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资源革命和集聚效应等，后者包括城市科技的进步、对城市设施的偏爱、城市偏误（城市化进展不是因为收入增长，而是因为要素扭曲）、乡村贫困、城市内增长（城市化进展主要依靠本身人口增长，而非移民）等。

作者指出：一方面，我们不该假定人均收入和城市化必定同步变化，而是应该更细致地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应该用不同的因素去解释不同时期的城市化率。已有的理论尚不足以解释目前观察到的500年长期趋势，有待进一步研究。

对于正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本文研究结论无疑是有切实借鉴意义的。推进城市化应该是“有增长的城市化”，需要利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资源革命和集聚效应，让要素在城市集聚起来发挥高效率，让更多人分享城市高效率；而不能一味追求城市技术、城市基础设施，高楼大厦不等于城市化，更不能成为排斥外地人的城市内增长，这些都违背了分享经济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要避免“没有增长的城市化”，就要求避免要素错误配置的城市偏误，能够让乡村与城市协同发展，而其中的关键机制或许就是让市场在城市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文章来源：edwab, Remi, and Dietrich Vollrath. Urbanization without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8 (201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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