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战争与性别权力：解读现代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 （四）

 

对战争性暴力受害妇女的援助

文 | 北京理工大学 郑佳然

战争性暴力受害者通常面临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一方面，性暴力事件——如强奸——给妇女造成直接的心理压力。“许多强奸受害者，作为被强奸的结果，承受的是被欺辱的感情，它产生于直接攻击自我这一强奸的本质”。处女的失贞、怀孕、身体受伤需要医疗、HIV感染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等与强奸有关的直接后果也会给强奸受害者带来严重身体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强奸受害者将面临强奸偏见以及二次受害等继发社会压力。“强奸偏见”是指公众对强奸的有偏差的观念。一般认为强奸受害者会得到同情和支持，但事实上有些不同。公众、强奸者、甚至受害者本人都经常责备受害者。在许多文化背景下，人们甚至认为女性对挑起男性的性欲望负有责任。因此，许多强奸受害者不敢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遭遇，羞耻、害怕受责备和虐待使她们选择保持沉默。这将导致受害者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法律、医疗和心理的支持帮助，对她们的康复不利。

 民间女权团体的介入可以为其提供有效的支援与救助。女权主义者所特有的“性别关爱”精神可以使受害女性更容易减轻思想负担、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对受害者开展团体式治疗更会使治疗效果事半功倍。

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朱迪斯·贝斯（JudithBass）和她的研究团队也发现，战争中性暴力幸存者多患有心境障碍、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对其开展小组辅导最有可能有效地帮助女性受害者，尤其是针对饱受战争蹂躏和资源贫乏地区的受害女性，为其开展小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更为显著。贝斯团队的研究集中在冲突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在该地区，每5个妇女中就有一位是强奸受害者。研究团队为这些受害妇女分别开展了个人支持或小组认知行为治疗两种不同方法的治疗。在治疗6个月后，所有参与研究的妇女的抑郁、焦虑和PTSD症状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但接受小组认知行为治疗的受害妇女普遍比只接受个人支持的妇女康复得更快。很多曾因耻辱和恐惧而感到无法回归社区的妇女表示，在接受小组认知行为治疗后，她们认为可以再次成为家庭和社区的成员。

战争对于女性是残忍的。打击战争中对女性的性暴力刻不容缓。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都应为和平解决国际和国内争端做出艰苦的努力。因为只有实现和平解决争端，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中性暴力的滋生土壤；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应大力开展教育或干预项目，为促进性别平等观念的宣传共同努力，如减少公众的“强奸偏见”和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安全教育和人权保护；对接待受害者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对可能导致强奸的潜在社会经济因素（如贫穷、缺乏教育）进行干预；为女性提供生活技能和教育项目；鼓励发展女性强奸受害者民间的匿名互助团等。总之，只有真正提高妇女地位、全面实现妇女赋权，才能在冲突发生时以及冲突后重建过程中及时有效地为战争受害妇女提供良好的医疗、法律和心理健康等服务。

注释[1] 戒能民江（日）著，朱丽君译. 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社会性别规范[J]. 环球法律评论，2003:152.

作者介绍

郑佳然: 现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分别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性别教育、性别社会学，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性别平等事业。代表作有英文专著New Feminism in China: Identity Of Urban ‘Single-Child’ Generation Girls（中国新女性时代：城市“独一代”女孩儿身份认同研究）。该书将于2016年由外研社和斯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