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友们

越普通的题目，我们越要想：这个题目，我自己可能写什么？

对普罗大众熟知经验的逾越，捕捉独属我们自己的意外和陌生，并在外表仍旧“其貌不扬”地把它们创造出来，——这是每个作者的心理常态。

这个被题为“球友们”的小说，五分之四的内容与“主题”无关，然后在你已经把“主题”忘记的时候，轻巧而自然地回到了“主题”。不有用一个奇怪的结构，使一个普通的题目具备了他的独特性。而“走题”与“主题”两条线索内在的某种一致性，则是读者追索和想象的无边空间。

球友们

李铮和李孟欣。这中间有两三年吧，我尝试去记住他们的名字，起码在心里提请自己去注意这件事儿，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着意问过了对方的名字之后，仍记不住，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得来一样虚无的许可。见了面，完全叫不出李铮的名字，我知道我忘了，不便再问；幸好李孟欣是有外号的，踢球的人叫他“莫愁”，可李孟欣的头并不大，是和曾经流行的电视剧有关吧。有时我就从楼上喊：“莫愁！”或者微笑着说：“莫愁。”

就是现在，我能说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吗？李铮和李孟欣，只是遵从了读音而写出的两个名字，笔画究竟如何呢？我们不是用名字踢球的。每个人站在场上，就有了各自的位置。开场前，最积极的几个人就把场地中的孩子哄走，给他们个球，或不给，那些追逐着会动的东西的小身影就一一消失了。

场地四周围着一圈馒头柳，摆动的样子很缓慢，踢球的时候注意不到它们，除非有人放了高射炮，击中的枝桠也仍然是缓慢地摇。

那么认识李孟欣已经有六七年了。那年他上小学六年级。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会和身边走过的什么人聊了起来，反而是在正经交谈时失去了口才。有个小女孩，捧着书一路读，走到我跟前，快要交错而过时，我抓紧机会小声说：“小心撞树！”她再怎么专注于书本当然也不会撞到树，我这样说，就变成脱口而出的暗号。

李孟欣在妈妈身边，带着球。我看他跑过来，就想，球要是过来，我一定把它截住，并且不碰到他的脚。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像真正的对抗那样。他过来，我伸了脚，把球拨开，挑起，颠了几下，最后一下冲球心使了力，将球踢高，因为踢在接近重心的位置，球在空中很稳，不转，我顺势把球卸下来，停在脚边。莫愁那时候就戴着眼镜。他现在也仍然是这些踢球的人里面唯一戴着眼镜上场的。

李铮要比我小上两三岁。但只比我晚一年工作。他在天伦王朝做西点，遇上西方节日就很忙，休息日不确定，常常不是周末也会不定时碰见他，相互都觉得很巧。特别是有一次，就在王府井附近，我从一家书店出来，他正坐在车站灯箱广告之间简陋的座椅上，头上顶着鸭舌帽，而那天的天气我记得已经可以称得上是“炎热”了。我们都背着书包，一副学生模样（我看不见我自己，我只是这样感觉），他一直低着头听歌，我走近，他才发现我，很惊讶，互相问好，问问在做什么，在等人。我也忽然想起似的，问：“这不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他笑着回应，这时他已经拔掉了耳塞，在手里摆弄，我看见他指头上的紫药水和胶布，又问起了他工作的情况，“很累吧。可最近没有节日啊。”自从频繁遇到后，我们之间总要聊聊各自的工作，很少聊到别的。然而工作，又有什么好谈的呢，不过恰巧逢上我失业，总还可以谈谈面试时的趣闻……算是趣闻吧。

而实际上，我们都不怎么踢球了。这让我想起，这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就没碰到过，如今的“重逢”真有种捡回来的味道。事实上，几年前在一起踢球的那一拨人都不怎么再见到了，在周末，在夏夜踢球的已经是新的一拨人，新的面孔。这全是由于那个“关节”的作用吧，人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两场考试——中考和高考。也就是在那样一个时间段，在那两三年间，踢球的人员有着一个固定的组合，而过了考试之后，学业的变更或者工作的安排，总有些人就不再出现了。新来的人则因为刚刚从身体、年级各方面赶上来而迅速取代了先前的人，就像我认识莫愁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人人看到他的成长，这成长也早就不限于“球技”。

还有一个孩子令我印象深刻。他也是刚刚高中年纪，每次骑单车过来，比赛前总要吸一支烟。人很老成，朴实的面相更容易让人接近。每次踢球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的，只是在场地上等，只知道会有人来。也有没人来的时候，很奇怪，在秋天，天气刚刚凉快下来，却没人来玩了。我们在场中无所事事地站着，他扶着他的单车，这次没有抽烟，我好事地问，他回答说他并没有烟瘾啊，只是想起来时就抽一支。场地上的小孩踩着那种前端有根直杆的滑板车，你追我赶，叫嚷着，滑轮滑的小孩则一般不叫，都很专注地低头，盯视地面，摆臂、蹬腿。我们竟也聊到工作，而他连大学都还没有上呢！不自觉话题引到那里，我讲了些什么，他是很认真地在听，也不时评论两句，我那时简直要为他喝彩了。在球场上，他球风很稳，和想像中一样。接触中我发现了更多我们相似的地方，例如身体上的僵硬，动作的别扭，和某种由来已久的胆怯。有一次他在我面前颠球，我注意到他右手的手腕总是不自觉地向后背，脚尖也不自然地向上勾着，和我最初踢球时一样，笨拙地坚持着某样东西。我告诉他我观察到的，他知道这一点，他说因此，他很少会在众人面前颠球。因为姿势太难看了。这不对，有很多次，在所谓“众人”之中，他也会颠起球来，也许是慢慢地有自信了吧，他也越踢越好，逐渐摆脱了最初的僵直状态。

有一年冬天，我父亲出去很久没有回来。妈妈决定去看他。她的一个同事开车带我们去。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这个同事比较远，而且又是一大早就出发（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前一天夜里，我们要临时住在这个同事的一所出租房里。

对于在我们要去的地方上所要经历的事，我当然是没有预期的。爸爸所在的地方那么遥远，是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了。我对于父亲正在做的事隐约有所了解，至少知道这次出行的目的，不是游玩。而其时，我又几乎是什么都不懂的年龄。

转了几次车之后，临近傍晚，我和妈妈到了那个同事所在的住区。他带我们去了那间平房，在一条胡同的最里端，位置偏僻；胡同里少有人走动，也闻不到生火做饭的油烟味。那时的我还不会懂得的寂静和落寞压在这间房子的四周，没有邻居，没有伙伴，“出租房”这个概念第一次来到我心里，它和它周遭的一切所造成的印象再也挥之不去。

房间分为简单的里外屋，因为只住一宿，并没有生火。屋里靠窗摆下了一支暖气片（是电暖器么？），双人床被一层白布遮盖，掀开来可以看到被褥，这样做是为着怕落灰的缘故吧。从前的电视剧里，长久无人居住的房屋，家具身上才会蒙着这样一层“白霜”。

屋里也没有电视和广播，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我和妈妈都没有去动它。出于某种考虑，我们早早和衣而睡。虽然是在胡同的里端，但入夜之后，从窗口里还不时传来大马路上汽车的“嘀”声。

第二天天还没亮，四点多钟，我们就已经在洗漱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熬过漫漫长夜，一宿无眠的结果，在迷迷糊糊和至少是我个人的不安中我们都睡着了，直到被闹钟唤醒。妈妈的同事也准时过来，送来早饭，是热腾腾的牛奶和刚炸好、金灿灿的油条。

没有停顿，我们上了车。一辆四人座的小轿车。我吃了预先准备的晕车药。车内温暖又紧凑，隔绝着外面世界的黑暗和噪音，它移动了，出乎我意料的平稳（之前很少有机会乘坐轿车）、小巧。在车上马上就能拥有新的视觉，车窗外，那些好像一下长高的事物从我斜侧方的头顶上掠过，无声地落后。方向盘正中央的位置有一只展翅的鸽子，翅膀划过的轨迹在平面上形成了一个半圆，那是一只飞鸽。我看着它在这位叔叔的手里不时转过一个角度，倾斜着，又回复到原来的位置，按响汽车喇叭的那只右手会贴在它上面，我要被它迷住了，就那么一直盯着它看。

路途的单调渐渐战胜了好奇。天也完全亮了，熟悉的亮度驱赶走神秘，仪表盘上的指针也不再吸引我。照顾到我有晕车症的毛病，车窗并没有完全摇紧，在空旷的公路上车速提到了100迈上下（在伙伴们口中就听到过“迈”的说法，现在总算验证了……），湍急的气流疾速掠过车窗的缝隙，发出尖利的啸音。在不得不摇上车窗后，突如其来的宁静中，我们的所在仿佛一所隔音良好的房子在空中飞行。

路上有隧道，或长或短，在昏黄暗色中，我一次次寄起希望，再过一个隧道就到了吧，还有多远呢？中间唯一一次车停下来，是在一个类似圆拱门的隧洞前，我们的车压到了黄线。叔叔去跟交警交涉。狭窄的道路上车辆排起了长龙，那些从另外的车窗望过来的目光让我感到了羞辱。

再往前走，道路更变得险峻，仿佛稍有松懈，车辆就有可能侧翻，掉进道路一侧山坡下无数的陡坡与草堆中去。在比路面低得多的地方，那些闪过的泥墙屋瓦，连同收获了的作物，孤零零的，形成封闭的院落。

在我以为快接近的时候，实际的路程大概才只走了一半。我不记得在路上我们说过什么话，在道路的拉锯中，我们越走越远。有一阵我们都离开了山，直到山又出现，却不到近前来。叔叔和妈妈议论着，我高兴到我们终于接近了父亲所在的村庄。

村子紧挨国道，小汽车从村西口进去，土路颠簸着，像缓慢的波浪。我看到那些土墙，大块圆石鼓突出来，黄色的泥土那么刺目，这些半人高的院墙，不，真正回想起来，村子里到处是这种因陋就简的风貌，“院墙”这个词太过隆重（那时的我又怎么能明白这些呢）。离开了暖风，脚下硬邦邦的泥土路仿佛凝固的尖利的风，刺透脚心。有人来接我们了，用浓重的口音打着招呼，他说得再快一点我就要听不懂他说的话。

穿过一道铁门，院子里零零乱乱地有人走动，我呼吸着这院子里的味道，跟随大人们走进正北的堂屋里。一进门未生火的灶台、暖炕、玻璃窗上的剪纸，我熟悉这一切，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它们了。然而却更陌生。我见到了爸爸。和屋里的那么多我不认识的人一样，爸爸也穿着奇怪的衣服，头上裹着什么，我没看清，爸爸那么高，用手拍我的头。

我还在等着爸爸会不会用他的胡子扎我的脸，就被别人领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甚至来不及去擦刚刚流下的清涕。在屋子里，他们想办法也把我打扮成那样，有人轻轻一托我，我就站到了炕上，是冷炕，他们七手八脚地装扮我，往头上戴东西，穿衣，我看着对面大衣柜镜中的自己，像极了一只兔子。我费了好大力气，不让自己笑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外面我才再次见到爸爸。大人们都神情沉郁，我不由得被感染，压抑住内心里的奇特情绪。在爸爸的安排下，我跪下来，身边是接我们进村的那位叔叔。我注意到他的脸冻得通红，甚至马上要起了冻疮。父亲跪在我前面，身上的衣服有不少破洞，脏兮兮的尘土相，我看到父亲撑在地上的手指，像一根根红棒子，我心疼极了。父亲带领我们一起向先人磕头，一次、两次，第三次正要进行的时候，一阵风把前面一团燃烧的黄纸卷起来，吹落到我们跪着的毡布上。飞灰向四面飘散，火星儿很快引燃了我们身下的毡布，父亲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深深地埋下头去。我无法知道我身边的叔叔是否注意到了，他在与我平行的位置。几乎是在我的盼望中，火势迅速增大，一大团火苗带着温暖的热气腾起来，这才引起我身边叔叔的惊呼。我再也忍不住了，颤抖着笑起来，那双略带浮肿而粗糙的大手伸来按灭了它。烟气向上升着，而父亲对这一切全无所知。

离午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决定出去在村子里走走。妈妈到哪里去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担心，因为很显然大人们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妈妈也不例外吧。他们派了一个小孩跟着我。说是小孩，但个子比我高，只是形容枯瘦，说不定是同龄。在后来的了解中，我发现他比我还小一点儿，一两个月的样子。

这个孩子有一只义眼，我不敢仔细看，但通过零星的观察，我还是觉到，那只义眼不仅假得出奇，而且在这颗玻璃眼珠上还有着瑕疵也说不定。我们很快就熟了。他带我去了我曾经去过的那座破庙，我看到那棵古木还在，只是更加地歪斜了。破庙里的残疾人出去了没有回来。村子里有养牛的人家，透过墙上的豁口，我们数着从棕牛两腿间漏下来的粪便，像是牛身上开了道小门，这些粪球就货物一样卸了下来，他很老实，说：“数不过！”

他又带我去杂货店，我看看都是些很过时的商品，有些已经在城里的商店里看不到了。他买了包香烟。我不知道他随身带着钱。出了杂货店的门，他点起一支，吸燃的一刻他隐约皱了皱眉头，随即问我要不要。我摆摆手，他的那只义眼仿佛在阴沉下来的天色中悄悄眨了眨。

站在杂货店的门口，村子跟随着电线（或者相反），两者相互依随着向山那边过渡。放羊的人从一个岔口出来，羊群漫过街道。他灭了烟。我问他从这里到山脚远不远。他看看山，“几里地吧。”我怂恿着让他带我向山那边去，他说夏天去才好，那边有条小溪，可以捕到小虾，现在，寒天冻地，什么也没有啦。“走一走嘛！”我说。他犹豫了下，随即又说：“好！不过你可别害怕！”“什么？”我在心里隐约感到什么，却没再继续追问。

两个人沉默着向着村后大山的方向走过去。随着房舍的减少，山却根本没有变化，地势微微抬升了，但也只是丝毫不必花费力气去照顾的慢坡。周围出现了一些藤架，我不知道那里面种着什么。在一面毁弃的墙沿上蹲伏着一只白猫，两眼的颜色一蓝一黄。从前方不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吠。我们停下来，望着那里，是一堵宽大的院墙（真正的砖砌的建筑），好像私造的监狱。“那是什么？”我问他。“狗舍啊，里面有几千只狗，一到晚上，叫起来没完。”说完他又侧身用那只好眼看着回去的路，我意识到他在留意天色。没等我问，他从裤兜里抽出手来摊在身体两侧，摸着上衣的下摆，对我说：“回去吧，不要再往前去了。前面不好。”“前面不好？”我问。“再往前走就是坟地了。”不知是因为语气还是温度，他说这话时冷飕飕的，我们都感到有几分不祥，但也不全是出于害怕。这时从狗舍那头走来一个背筐的农人，离我们渐渐近了。我们决定返程回去。

向回走的时候，越发是要下雪的光景。两个人都不时抹一抹鼻涕，冷得直蹦。任着我乱走，竟走出了村子，走到了国道的另一边，在一处地头田间，几个孩子围着圈打转。我直觉到那会是什么，控制住心底里的焦急，不紧不慢地踱过去看。

是足球。缺了气的皮球正在地上无精打采地滚来滚去，几个孩子有一脚没一脚地相互冲撞。看到我过来（我们两个显然比他们要大），他们便停下来。我那位有义眼的兄弟说：“把球拿过来。”几个孩子乖乖把球送过来，我接住球，在脚上颠。四周很安静，是冬天的风。

记起有一次，我从社区医院经过。佳琪他们在那儿，懒散地传着球。光看佳琪停球的动作就很喜欢。旁边两个站着聊天的过去的球友看到我，叫我加入。我想了想，说：“可我已经不踢球了啊。”他们憎恨地望向我，仿佛我犯了什么错。

手绘插图©烟囱

不有，本名王自堃，1985年生于北京。写小说、诗歌。获第二十三届、二十六届黑蓝小说奖。著有小说集《异禀》（黑蓝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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