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屏：世界科学中心的四次转移

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性、反对神性的思想解放，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像达·芬奇这样跨越艺术、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旷世奇才”。随着“大宇宙”和“小宇宙”信念的兴起，自然科学独立的宣言书向神学发出了挑战书：1543年，哥白尼临终前发表《天体运行论》，提倡日心说、反对地心说。而维萨里发表《人体结构》则指出，男人的肋骨并不比女人少。

到16—17世纪，意大利成为第一次科学中心。奠定(地面)近代力学之基础的伽利略，“天空的立法者”开普勒，以及第一个明确从事科学研究的山猫眼研究会相继出现。研究会由一位贵族支持，伽利略于1611年成为会员。不过。此时的大学尚没有发挥作用，教会的力量仍然阻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伽利略就因捍卫哥白尼学说而受到宗教审判。

1633年“意大利科学失去了活力”。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成为了第二次科学中心。

▲17世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大力倡导将科学应用于社会的思想。

英国皇家学会于l662年成立，标志着科学活动获得了“政府”承认(不过皇家学会还主要是靠会员费维持运作，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皇家学会对于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创立了种种皇家“科学中心”，1666年创立的《哲学学报》，开创和奠定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传播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得到迅速发展，实现了以牛顿《原理》(1687)发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学大综合，但科学与技术总体上是互不相干、各自发展的。就技术的发展而言，在英国同期发生了以纺织机械为起点、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及以蒸汽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了工业时代。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指出：政治影响了科学，法国革命对科学进步强有力的促进就是一个佐证。

18世纪末，科学中心转移到了法国。法国当局任命一大批科学家为革命政府的重要官员。创办了一系列新的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技工学校和一些新的大学，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其间，还对皇家科学机构如巴黎科学院进行改造，使之从宫廷走向社会，院士们成了真正的职业科学家。此外，还形成了集中型科学组织。

19世纪下半叶，德国成为科学中心。这一时期，实现了第二次科学理论的大综合，发生了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及以电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值得指出的是，在德国出现了两项重大的体制创新：一是教育与研究的结合，研究型教育、研究型大学开始出现；二是科学与产业的结合，产业实验室也开始出现。于是，科学与教育、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特性开始显现，科技、工业和社会发展的互动更加明显。

进入20世纪，美国因是以自动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以电子技术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而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美国的崛起与其不断地促进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内在相关。

科学教育受到高度重视，起源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在美国进一步发展出创业型大学；同样起源于德国的产业实验室在美国发展为科学园区、高科技园区；金融资本体系的建立、风险投资体系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与知识资本化。

此外，从政府大规模支持科学技术，到建立起发达的科学基金体系、国家科研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从硬科学的高度发展，到其与软科学的结合；从科学管理到管理科学；从文化繁荣到文化产业的兴起，如此等等，无不推动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的交叉融合，引领着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

撰稿/编辑：东方

审核：小清

部分内容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