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统计表明：哲学高潮是科学中心的前导丨科学学说

自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用统计方法发现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以来，探讨这个谓之汤浅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一直是科学史、科学学、科学哲学各方面工作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课题。汤浅本人在分析科学中心的兴起时，指出“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里有无可否认的关系”。同时又认为“可以用一个国家科学人员的老化来大致解释科学活动的衰落”[1]。我国近年来也开始注意和研究汤浅现象了[2][3][4]。有的认为汤浅的前一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把量的描述当成数量规律进而外推去预测今后科学中心的转移则是错误的[3]。有的赞同汤浅的后一结论，认为科学中心转移与科学家社会年龄密切相关[4]。有的则认为汤浅在分析科学衰落原因时，没有注意政治经济根源，人员老化是科学衰落的伴生现象而不是原因，其原因都要从政治经济根源上去寻求[2]。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科学中心转移的原因，除了社会革命的作用外，还可以从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由生产决定的观点、从科学思想受哲学支配的观点加以剖析。但是论述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著作和文章数不胜数，不过大都是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着眼的，尚未见到从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关系上去分析汤浅现象。

本文试图用定量统计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的关系做一粗浅的探讨。

近代世界哲学史上，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哲学高潮的兴起和转移，是为大多数哲学史家所公认的客观现象。大体说来，十五至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十七世纪在英国，十八世纪转移到法国，十九世纪则在德国。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概括的说明。如何更科学地比较准确地描述这一客观现象呢？大家知道，科学中心转移的现象也早有人注意到了，但只是汤浅光朝在一九六二年才用统计方法从量的方面作出近于科学的表述。文献[1][4]是用重大成果数来描述科学中心转移现象的。显然，这种方法对于评价哲学高潮也应该是适用的。但由于资料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对哲学成果本身的统计和评价都较为困难，因此，我们只好另辟蹊径。

从文献[1][4]得知，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与科学家队伍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推知，哲学高潮转移现象也必然与哲学家队伍的组成和变化相关联。但用哲学家队伍的人数作为评价哲学高潮的一个函数，会带来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最容易引起质疑的就是，哲学家队伍不同于科学家队伍，因为就对人类的贡献来说，后者都是“正数”，而前者中不但有“正数”，而且还有“负数”，即哲学家队伍中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分，而且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消极的阻碍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笼统地、全部地苟同于通常的理解。因为，从哲学史上看，所谓哲学高潮实质上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及各自派别内部激烈斗争的产物。就是说，由于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对立和斗争，造成了一种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以致各种独特的思想和见解竞相涌起，其中许多可贵的思想精华和哲学见解（不为唯物主义所独有），必然波及到社会、科学等各种领域，并将产生持久的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而各种落后的以致荒谬的思想见解和哲学观点，虽然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但它会从反面刺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发展。因而，从总体效应上来看，哲学高潮乃是一个国家思想活跃或思想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它是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后面将会从统计结果看到，促成哲学高潮的主导思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据此，我们认为，按照一般数学方法，撤开质的规定而从量的抽象上统计各时期各民族的哲学家人数来描述哲学高潮，即把哲学高潮转移的周期作为哲学家人数的函数是无可非议的。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根据苏联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对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共456人）进行了统计 。统计中考虑到哲学家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性，我们引进“成熟年龄”（即出生年代加二十岁）的概念作为统计的起点。统计时，每十年一计，把各个国家哲学家人数占同时期全世界哲学家总数的百分比按不同年代的统计分布，经三点平均处理后分别做出图表，便可以得到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形成和转移的曲线（图1）。为了印证这个统计图线的可靠性，我们根据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著《科学史》和高清海等编的《欧洲哲学史纲护》对两本著作中所列的哲学家数目（《科学史》71名，《欧洲哲学史纲》经过用《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法》中所列哲学家作了补充，共113名）分别进行了统计，得出与图1相近的（曲线图3、图4）。这三张图显示出，在二十世纪以前世界的哲学高潮转移曲线具有很好的重合性，并且图形的各个波峰波谷也大体上相似（图3、图4中30%以上部分与图1中15%以上部分）。诚然，三个图在细节上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趋势并不因统计材料不同而改变。可见，用统计方法揭示的哲学高潮转移现象确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考虑到文献[5]提供的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数量较多的哲学家总数，统计会准确些。所以，我们的分析和讨论都以根据文献[5]统计绘制的图1所示的曲线为基础。

 按照上述统计图线，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结果：

1.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哲学家人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5%称为哲学高潮，便依次得到下列国家的哲学高潮期(图1)：

意大利：1480年-1640年

英国：1600年-1730年

法国：1710年-1820年

德国：1790年1880年

由图1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哲学高潮的平均周期约为120年。以峰值年代计算，从一个国家的哲学高潮到另一个国家的哲学高潮的转移周期平均为80年。这就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世界哲学高潮渐次发生和转移的生动图象，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信息。

2.如果把哲学高潮转移曲线与科学中心转移曲线、各国科学家人数编年曲线三者加以比较（图1、图2、图5、图6），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一对应关系，甚至它们之间波峰波谷也大体上是一一对应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对应关系中，哲学高潮对科学中心和科学家高峰都要超前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哲学超前期”由表2、图5可以看出，以开始年代计算，对科学家高峰的哲学超前期平均约为40年，对科学中心的哲学超前期平均约为60年，以峰值年代计算，对科学中心的哲学超前期平均约为30年（科学家的峰值年代与科学中心的峰值年代相接近）。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以定量形式，定性地向我们揭示了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表明哲学对科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哲学的高潮往往是科学兴盛的一个先导。顺便指出，从表2、表3和图5可以看到，

科学家高峰的起始年代对科学中心的起始年代也有一个超前期，其平均值约为20年，说明造就一支强大的科学家队伍是科学兴旺发达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同时还可以看出，科学家高峰终了年代都比科学中心要延迟20年左右，说明当一个国家科学高潮已经低落和转移时，虽然仍集聚一大批科学家，但多数已处于老化状态。

3.从前面所述得知，尽管哲学高潮平均周期较长，而高潮转移的周期平均却为80年，这与科学中心转移的周期80年是相同的。同时，从表3所列的各个国家在科学中心顶峰前后哲学家的相对数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临近科学高潮（起始年代以前）和处于科学中心极盛期（峰值年代以前）时，哲学家所占的比例与其他时期相比都是比较高的；而在科学中心的顶峰之后，哲学家人数都急剧下降。这些现象暗示着科学中心转移与哲学高潮转移是相一致的，一个国家哲学高潮的盛衰与其科学活动的强弱是密切相关的。

以上事实雄辩地向我们昭示：哲学是促进和影响科学发展的诸因素之一，近代世界哲学高潮转移现象与科学中心转移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哲学高潮转移现象与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之间究竟有哪些内在联系呢？在这种联系中哲学到底又是怎样作用于科学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1.意大利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时期

意大利既是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最早的国家，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发源的国家，发端于这个国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复兴和繁荣，也是近代哲学史的开篇和近代自然科学的起点。有趣的是，图1上的意大利哲学高潮曲线呈现为两个高峰，与实际发生在意大利的哲学活动是非常契合的。第一高峰（大约为1480年-1530年）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在人文主义运动基础上，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和斗争，以及自发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复兴和发展。它不仅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熔铸了坚固的基础，而且在哲学和科学方面，通过复兴古希腊哲学思想，反对经院哲学的教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智识发酵和科学探索中可贵的自由探讨精神，为使科学开始摆脱宗教学神恭顺婢女的地位，从虚幻的彼岸世界引到现实的自然界和有血有肉的尘世间打开了通道。

然而，人文主义运动毕竟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伦理方面，而对与科学相关的自然观、认识论等问题却很少顾及，因而还不足以把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在意大利哲学高潮的第二个高峰（大约为1550-1630年）完成的。

一五四三年，伟大的波兰科学家哥白尼（1473-1543）临终前发表的《天体运行》一书，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开始。但是他的祖国并未因他而成为科学中心，而意大利成为科学中心却得益于他的“太阳中心说”在意大利所唤起的思想革命和哲学革命。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哥白尼的崭新学说，既受惠于意大利的先进哲学思想和科学探索精神，又反馈给意大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哥白尼在青年时代，有六年时间在意大利学习。此间，他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研读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哲学著作，深受古代哲学家和同时代的巨人达•芬奇（1452-1519）关于“地动说”的天才猜测的启发。而他死后，他的事业的勇敢捍卫者和直接继承者是两位意大利人：一个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战士布鲁诺（1548-1600），一个是近代物理学的伟大奠基人伽利略（1564-1642）。前者为传播、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伟大学说，彻底摧毁借助于“地心说”而苟延残喘的宗教统治和陈腐日说的理论体系，在哲学和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比哥白尼本人更为坚决的斗争，以他新的科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把意大利的哲学高潮推向顶峰。后者作为哥白尼的忠实信徒，用他自己开创的近代物理学新方法，把望远镜第一次对准被教会描绘得光怪陆离的宇宙天体，发现了木星的卫星等一系列新天象，从科学实践和理论上证实了哥白尼学说，从而把意大利的科学中心地位引向最高峰。这两位伟人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酬却是教会的残酷迫害、囚禁和火刑。至此，意大利的哲学和科学从顶峰上衰落下来。然而，他们的新思想却禁不住、烧不灭，反而越过国界，传遍整个欧洲和世界。就这样，自然科学在意大利哲学革命的推动下，从刀光剑影中挣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昂首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人类认识史上最壮怀激烈的一章，也是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相互促进最典型的一幕。

2.英国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时期

整个十七世纪，工商业，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中心都相继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还在十六世纪末，资本主义关系在英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从发展生产出发，倡导和资助探索自然物体的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技术研究。但此时，僵死的经院哲学在英国仍很盛行，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科学的发展。这样，搬掉科学技术进步的障碍，就成为时代的要求。首先敏锐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是英国的一些唯物论哲学家。其杰出代表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

培根的哲学活动，标志着英国哲学高潮的到来。培根立志“做科学上的哥仑布”。一方面，他继承了从其先辈罗吉尔•培根（1214?-1294）以来重视实验科学的英国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他吸取了当代自然科学的新鲜养分给以哲学概括，从而创立了以强调实验方法和归纳逻辑为其基本特征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诚然，培根过分夸大归纳法而忽视演绎法，而且事实上科学研究很少遵循纯粹的培根规定的逻辑格式。但是他摈弃了经院哲学那种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和在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真空中翻跟头的认识方法，为科学界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探索自然界指明了一条基本正确的新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正确地指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9]

继培根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和约翰•洛克（1632-1704）等唯物主义哲学家涌现出来，造成英国哲学高潮的顶点。所以恩格斯说“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10]这些伟大哲学家所掀起的英国哲学革命，对英国的科学技术走向繁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波义耳（1627-1691）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对牛顿（1642-1727）创立科学的力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的延续，科学的承替是极有趣的。就在伽利略这位科学巨人去世那一年，降生了另一位科学巨人牛顿。像伽利略直接继承波兰科学家哥白尼的事业，把意大利引向科学高潮一样，牛顿也继承了德国科学家刻卜勒（1571-1630）的科学成果，把英国科学推向极盛期。这样，以哥白尼为开端，经过伽利略、刻卜勒，到牛顿建立起完整的经典力学理论体系，终于完成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革命。由此形成科学史上的牛顿时代，强烈影响尔后长达二百年的科学思想。然而，牛顿构造科学体系的方法与培根倡导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采取的完全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和以归纳、分析、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可见，在英国，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对科学的影响，是在以牛顿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身上以结晶的方式，凝聚在他们的科学思想中而起作用的。并且，这种哲学在少数卓越科学家身上的结晶和升华，通过他们的科学成果对以后的科学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可是，有些科学史家往往看不到哲学的这种深远影响，而断然否认培根等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试图寻找哲学对当代科学“立竿见影”的直接后果，显然是片面的、徒劳的。

3.法国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时期

十八世纪法国的哲学高潮，是三股思想洪流一浪接一浪汇合涌起的结果。这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以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等为代表的提倡理性反对封建蒙昧的启蒙运动，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以狄德罗（1713-1748）、达兰贝尔（1717-1783）、拉美特利（1709-1751）、爱尔维修（1715-1771）、霍尔巴赫（1664-1729）为代表的提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百科全书派和以梅叶（1664-1729）等为代表的反映劳动人民要求的反封建反神学活动。在这三股力量中，对科学影响最大的是把机械唯物论推向高峰从而把法国哲学高潮引到顶峰的百科全书派。

如果说继文艺复兴之后，法国启蒙运动所掀起的资产阶级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一切置于理性法庭的面前加以审视和批判，为自然科学摆脱蒙昧和迷信而引向坦途的话，那末百科全书派的机械唯物论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自然观，则为自然科学按照自然过程的本来面貌揭示自然之谜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武器。百科全书派中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唯物论哲学，一方面继承了以往哲学的积极成果，汲取了笛卡儿物理学中的唯物论因素和洛克的唯物论经验论，另一方面又概括了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用唯物论的哲学思想统率科学材料，以科学成果的哲学结论武装科学本身。

这场哲学革命对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不独在于从自然观和方法论上给以思想武装，而且开创了哲学家和科学家结成联盟的先例。百科全书派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广泛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直接成果便是从1751年开始编写、到1780年完成，共三十三卷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参加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的编篡和写作的，不但有唯物论哲学家狄德罗等为核心，还有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政论家、文学家、航海家、军事家和医师。著名的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达兰贝尔是狄德罗最亲近的助手，主编《百科全书》的数学部分，并为该书写了序言。杰出的科学家毕丰（1707-1788）、勒卢阿也是主要的编纂者。在编纂《百科全书》过程中所形成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联盟里，彼此交流思想，共同探讨，相互启发，大大促进了科学认识的发展。比如，百科全书派首领狄德罗在其哲学著作中提出了生物进化、物种变异的猜测性思想，带有辩证法因素。毕丰在他发表的四十四卷百科式《自然史》（1749-1804）中，进一步阐发了物种变异的思想，还提出了人猿同源的观点。他们的可贵见解对法国的生物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导致后来拉马克（1744-1829）提出生物进化论，成为达尔文学说的先驱。他们都比主张物种不变论的同时代瑞典科学家林耐（1707-1778），在自然观上要高得多。

因此，可以说《百科全书》这部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唯物论观点，普及科学文化的划时代巨著，不但震动着当代，而且影响于未来，陶冶了法国几代科学人材。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百科全书》使唯物主义在不同形式下成了法国一切知识青年的世界观。百科全书派所促成的法国哲学革命，对于把法国科学引向世界中心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样看来，法国的科学中心时期（1760-1840年），是在法国哲学高潮峰值之后即百科全书派开始活动之后，就不是偶然巧合了。如果说，百科全书派直接影响的同时代科学家把法国科学开始推向兴隆期，那末它所熏陶的后来的一些杰出科学家则造成法国科学的鼎盛期。其中有拉瓦锡（1743-1794）的化学革命，拉普拉斯（1794-1827）的天体演化学，拉格朗日（1736-1813）、蒙日（1746-1816）的杰出数学成果和居维叶（1769-1832）的古生物学。要问哲学怎样从科学获得生机，又怎样给科学以启迪，法国的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也许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

4.德国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时期

由德国的哲学高潮所反映的哲学革命，无论在形式、内容和地位上，与前三个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法国的哲学革命是以战斗的唯物论为主导，是由富于革命的唯物论哲学家们发动的，因而受到官方的摧残和迫害，而为科学家们拥护和接受德国的哲学革命则以唯心论的辩证法为核心，是由古典哲学的代表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1770-1831）这些具有深刻辩证法思想的唯心论哲学家发动的，他们受到官方的保护，以至封为“国家哲学”，但却为当时多数科学家所厌弃。然而，不管它们形态表现有多么的不同，而在实际效果上，德国的哲学革命同法国一样，不但作了政治革命的前导，而且也促进和影响了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说德国古典哲学既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漠视，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岂不是太矛盾了吗？确实矛盾。这里需要从头作一番具体的分析。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哲学高潮逐渐从法国转移到德国，机械唯物论让位于唯心辩证法。这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外，还有着自然科学的背景和哲学本身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自然科学已开始从搜集材料的经验阶段向整理材料的理论综合阶段过渡，客观上要求一般自然观和方法论，来一个变革，从而从静止地、孤立地、分门别类地研究自然界各个运动形态，过渡到系统地考察和理论阐明各个自然过程的联系和变化。然而，当时在大多数自然科学部门中，却是机械的自然观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居于统治地位，束缚和困扰着科学家们。这样，对当时科学成就加以独特概括，并且以唯心辩证法为基本特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尽管它的辩证法是以歪曲为颠倒的形式包含在唯心论外壳之下，但它明确地把辩证法作为科学认识的最高思维形式，却客观地适应了理论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受到科学家的冷漠以至反感呢？这种矛盾，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内在的。一方面，它重视对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概括，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自然科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是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的科学家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它却轻视经验自然科学，而精湛的辩证法又被神秘的充满思辩色彩的唯心论外衣所笼罩，不能不使开始致力于经验科学的德国科学家所厌弃。然而，如前所述，德国古典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所起到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现实的和深远的促进作用与积极影响，却也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我们的统计表明，德国进入哲学高潮之后五十年，即1840年科学开始进人世界中心地位，为此提供了一个总体例证。至于具体事实，也是不乏其例的。康德把历史方法引进自然科学，提出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在僵死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其后，谢林的自然哲学提出许多充满辩证法的见解，更是对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他根据阴电和阳电的发现提出“原始的两重性”构成一切自然过程的观点；他对电和磁之间存在联系的预见，二十年后为丹麦科学家奥斯特的发现所证实；他在生物学方面关于无机界和有机界相互联系的许多观点受到当时著名自然科学家奥肯等人的拥护。至于后来把德国哲学推向顶峰的黑格尔，对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和范畴所作的系统、全面的阐述，其最大功绩就在于第一次揭示了整个自然，社会和思维世界是一个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辩证过程，无疑是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从康德提出“星云假说”和“二律背反”以来，随着德国哲学愈益闪烁辩证光辉，德国的科学发现也愈益充满辩证色彩。这里我们只要提及构成德国科学光辉星座的几个重大科学成就，如李比希的有机化学和维勒第一次从无机物中人工合成尿素，施莱登和许旺的细胞学说，迈尔和赫尔姆霍兹的能量守恒原理，黎曼的非欧几何等等，也就够了。或许德国哲学革命，包括后来费尔巴哈（1804-1872）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哲学，在德国民族中造成的空前未有的理论感对科学的作用，远比这些哲学本身对科学的影响要大得多。它给德国科学之树后来居上而超前施下的“理论肥料”，是无法估量的。正因为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和以德国科学为中心的十九世纪世界自然科学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

1.关于哲学革命作用于科学革命的一般机制的讨论

综合以上对处于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就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和影响的一般机制做个概略性的讨论。一个国家在成为科学中心的时候，哲学革命所起的作用，大体说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哲学革命唤起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扫清道路。

其次，哲学革命形成的一般世界观，给自然科学发展提供总的指导思想。

第三，哲学革命中提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为科学探索自然之谜提供科学的认识方法。

第四，哲学革命给予人们坚定的哲学信念，给予科学可靠的哲学论据，对人们坚持和发展科学真理提供一个精神动力。

最后，哲学革命中概括自然科学成就所作出的哲学结论和科学预见，对科学发展给予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启迪。

这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前几方面作用同时产生的一种综合效应。哲学对科学的预见一般都以一种潜在形态孕育着科学的胚胎。这种超越时代的预见，往往不能被当代人所理解，同时主要地还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要把历史的预见变成现实，就要等待历史很久。恩格斯曾多次举例论述过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到近代科学的原子学说建立，经过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富有启发。笛卡儿的运动不灭原理比发现能量守恒定律整整早了两百年。前面提到过的康德的“星云假说”，到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历经四十年。恩格斯关于原子是物质无穷系列中的关节点的论述，如果从《自然辩证法》公开出版的年算起，到1955年被坂田昌一所接受并提出基本粒子复合模型，过了整整三十年。如果推而广之，可以说，一般哲学原理的新见解，往往要超前科学一段时间，即经过一个“科学潜伏期”，才能为科学家接受而转化为科学形态。显然，这个“科学潜伏期”，同我们前面根据统计结果提出的“哲学超前期”是相吻合的。这表明我们的统计结果，基本符合历史分析所提供的充分论据。诚然，这个“哲学超前期”或“科学潜伏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缩短，如同理论科学物化为技术，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会不断缩短一样。这恰恰表明哲学原理的新结论作为科学发展的新背景，显得越来越重要，如同理论科学对发展技术和生产越来越重要一样。

2.关于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相互关系的讨论

上面我们已经从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关系方面对汤浅现象发生的原因作了分析和讨论。但是科学本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运动规律是极其复杂的。要更深刻的认识汤浅现象的本质和意义，就必须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加以考察。

文献[1]把近代世界科学中心五次转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现代科学起源”的国家意大利；二是在“科学黄金时代兴衰”的国家英、法、德三国；三是显示“当代科学前景”的国家美国。统计表明，这种分法比较切合实际。因此我们着重解剖英、法、德三个同一典型的国家。

我们在比较英、法、德三国的哲学高潮、科学中心发生时期的基础上，再考察一下这三国社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的年代和事件（图7），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叹而有趣的现象：这三个国家几乎都按“哲学高潮-社会革命-科学高潮-工业革命”的模式顺序发生。诚然，各个国家尽管都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其中却存在一些共同性的带规律性的现象。

第一，每个国家的哲学高潮比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发生的年代要早半个世纪左右，并且革命高潮期往往发生在哲学高潮顶峰之后。这说明，不管哲学高潮主要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掀起的哲学革命，客观上起到了社会政治革命的思想舆论准备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时所说“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12]

第二，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的高潮不仅一般发生在哲学高潮顶峰之后，而且基本上在科学中心的峰值年代之前，说明社会革命（主要是政治革命）既是哲学革命（广义上为思想革命）的继续，又是科学革命的动力。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哲学革命不仅不如我们前面讲的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等方面比较直接地作用于科学，而且还可以通过它唤起的社会政治变革，间接地影响于科学。后者的影响作用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社会政治革命，摧毁旧制度，解放生产力，为自然科学发展创造了更广泛的条件。近代自然科学不仅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科学中心是随着革命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一句话，革命中心的变化是汤浅现象发生的诸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

第三，这些国家的工业革命不仅发生在社会革命之后，而且一般发生在科学兴隆期之后。我们知道，近代工业革命包含技术、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是生产力的革命，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它不仅以科学发展为前提，而且以社会革命为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革命反过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更大高涨。同样，科学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而科学的新发现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和技术的更大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一般在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兴隆之后的缘由所在。但是自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产生以后，各国资产阶级可以在革命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和科学尚未大力发展的情况下，从英国和其他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而掀起工业革命，甚至后来居上。德国就是这样，它的工业革命几乎和科学发展、社会革命同时发生。尽管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但由于善于学习英、法、美先开始的国家的技术，而且科学发展与工业革命结合紧密，比如它的有机化学和农业化学与煤化学工业以及染料工业、制药工业、香料工业相互结合，发挥了民族的优势，所以科学和工业发展都很迅速。但是它的科学和工业的更大高涨却是在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

综观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内总是按照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序一浪推一浪、一浪更高一浪地发生和发展的。这岂不是与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违背吗？不，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把各个国家总括到一起，从整个世界历史过程来看，那末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包括技术、生产之间便是一条首尾衔接并且交互作用的复杂链条，在这个链条中起推动作用的决定环节却是生产而不是哲学，而且对哲学本身起推动作用的，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并日益迅速的进步。”然而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智慧之花，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全部知识的结晶。当它从社会、科学、技术、自然以及哲学本身的资料加以概括集中，获得最一般的概念和规律之后，必然反馈于社会各方面，给予各个领域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如同随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反转过来推动生产更大发展一样。这正是人类思维的巨大能动作用所在。然而即使这样，一定历史时代的哲学，都要受到该时代所能达到的条件的限制，受到经济的最终支配。

3.关于意大利科学高潮后果、美国科学中心形成原因的讨论

意大利和美国是另外两种类型的国家。它们并不严格遵循着英、法、德三国哲学（思想）-革命（政治）-科学-生产（技术）顺序高涨的模式。这三个国家其所以成为这种典型性的国家，是因为具有形成典型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比如，（一）前面已述过的都处于以牛顿力学为主导的科学黄金时代；（二）都处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健全彻底的社会；（三）都处于全面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全盛时期，这就使我们能够在比较“纯化”和“理想”的状态下，探察汤浅现象发生的机制、揭示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由此获得的一般性认识和结论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如这三国那么典型的其他国家的情况，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可以进行类比的范例。

先讨论一下意大利的情况。从图7可以看出，意大利在哲学高潮之后并未立即发生社会革命，科学兴隆之后并未立即发生工业革命，意大利的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很晚，都在英、法、德、美诸国之后。原因何在呢？

众所周知，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最早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地中海沿岸城市，由于直接靠近西欧和近东贸易的交通要道，造船业、毛织业、丝织业等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由商人控制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开始出现。这就为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首先开始和持续进行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手工工艺技术发展和利用古希腊罗马的科学、中国的三大发明，迅速形成了科学高潮。

但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意大利的各城市远离世界商路，失去了独占东方贸易和西欧商业中心的地位，生产便日益凋敝。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虽然是一次广泛的思想革命，但并不能彻底扫除封建关系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使意大利长期处于几个国家封建关系大量存在的分裂状态甚至被外国奴役的地位。所以尽管意大利的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地位几乎同时达到顶峰（见图1、图2）（科学此时仍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自然哲学，尚未完全分离），却由于封建教会的残酷摧残和迫害而迅速地衰落下来，从而也就使刚刚开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迅速衰落。

再讨论一下美国科学高潮形成的原因。至此，人们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科学中心在美国，那么它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原因何在呢？在它成为科学中心之前是否出现过哲学高潮呢？图1的统计结果，向我们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它形成科学是否跟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相一致呢？历史也作了否定的回答。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范围内已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对我们前面的整个论述的否定吗？不是的。那么美国科学兴隆并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这里我们试作一初步的探讨。

我们知道，美国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科学兴隆期的，并在六十年代达到极盛状态。它之所以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确有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原因。大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美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为此起到进一步强烈刺激的作用。两次大战不仅未受重大损失，反而刺激经济和科学技术更大发展。如，为战争需要而建立的防空系统中所产生的控制理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所带动起来的大批新兴工业、技术和科学，就是极典型的事例。

第二，迅速起步和发展的工业革命，是美国科学技术兴隆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于1814年结束第二次独立战争后，即开始工业革命，除英国外比法、德、俄等欧洲国家都要早，并且完成得也早，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基本结束。此间，工业总产值增长将近九倍。1860年时工业生产仅次于英、法而居世界第三位，1870年即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在工业革命中，美国尽量采用引进外国和自己研制的先进技术，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广泛地在工业各部门使用机器。这种以近代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反过来又为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第三，引进和发展新技术，引进和培养科学人材，是美国科学兴隆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献[1]提供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材料（图8），由此图可以看出，英国的技术是在科学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而与此相反，美国是先发展技术而后开始科学革命的。美国一方面大量引进英国和欧洲的新兴技术，另一方面又利用殖民地时期即开始的手工工场条件独立地发展新技术，并且密切结合工业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而使技术发明和改革不断社会化，造成工业生产和先进技术的同时高涨。这就为后来发展理论自然科学打下了雄厚的技术基础。另外，美国注意培养和引进科学人材。1865年南北战争后，美国科学技术教育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到1880年大中技术院校就有四百五十多所，为三、四十年后的科学兴隆提供了大量的人材储备。与此同时还聘请大批欧洲科学家到美国讲学，并直接引进大量人材。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年到1960年，美国引进的杰出科学家达18%，到1976年以前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外国移居者则为35%（见表5），这个数字是十分可观的。特别是引进的这一部分人材绝大多数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费米、贝蒂、特勒、盖莫夫、冯•诺意曼等，对美国科学技术发展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至于引进的一般科技人材数量则更加可观，从1949年到年移居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师高达24万人。

最后，还须着重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哲学发展都不是科学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美国科学技术的繁荣并非与哲学发展毫无关系。前面已经谈到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比法国、德国早些，照理美国科学应当更早兴隆，然而由于美国没有象法、德两国形成哲学高潮，以至造成人们注重技术发明和对理论科学的淡漠。这不能不是美国科学比法、德迟滞的一个因素。另外，我们的统计表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著名哲学家人数占世界总数近10%的国家有英、法、德、苏、美、波兰等国家，显示出现代整个世界的哲学活动具有“多中心”的趋向，而这些“多中心”国家中，美国恰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哲学界的思想也是很活跃的（诚然，那里主要是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潮，尽管其整个唯心主义体系和社会政治倾向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但是科学家们往往能够从中吸取某些方法论上的合理东西）。

1.我们用统计方法描述了近代世界哲学高潮转移的现象，这一现象与汤浅现象呈对应关系，表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换句话说，哲学高潮转移是科学中心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2.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哲学活动的“多中心”趋势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如果说，近代世界某一国家的哲学高潮曾预示科学兴旺和生产高涨，那末，现代世界哲学活动的“多中心”趋向，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趋向和世界科学活动的多中心倾向。前一方面，即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结构，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后一方面，关于科学发展的其他统计材料也在逐步显露这个端倪。这是我们对今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如何预测的一个基本观点。

3.哲学高潮对科学中心的“超前期”的存在，及其与哲学预见到被科学发现证实的“潜伏期”相符合，说明对科学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从而向我们昭示：发展哲学、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史、科学学等一类“软科学”，对促进作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有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4.英国和美国的科学技术兴隆的不同途径，展示出构成科学繁荣的要素及其关系，并不象通常所说科学和哲学、科学和生产之间的简单函数关系，而是与哲学、思想、政治、经济、生产、技术、教育、人材等日益复杂化的多因素、多变量的交互作用。在我国经济、生产落后的状况下，一方面发挥思想、政治上的优势，一方面重视人材的培养和使用，技术（不单是技术设备）的引进和研制，从两方面促进、带动自然科学，或许是提前跃到世界科学技术先进行列的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1] 汤浅光朝：《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英文版《日本科学史研究》，1962年第1期；中文版《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79年第2期。

[2] 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1979年7月25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总第33期）。

[3] 查汝强：《关于科学学研究的一点意见》，《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

[4] 赵红洲：《关于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4期。

[5] 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米丁、特拉赫坦贝尔主编：《哲学史》第1-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6]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7] 高清海等：《欧洲哲学史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 《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法》（上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3页。

[10]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2页。

[11] 爱因斯坦《对批评的回答》，《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页。

[12] 同[12]，第222页。

[13]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14] 恩格斯：《致菲•屠拉梯》（1894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1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文章原刊于1981年第1期《科研管理》，原标题为“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三思派经作者授权发布。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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