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烈士纪念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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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中国军人有尊严地站着、有尊严地躺下，才能保障中国人民有尊严地活着
——对烈士纪念日的理解
1.近日，全国人大决定以法律形式将 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我们知道您在2011年担任政协委员时，曾经提出过“设立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的提案，当时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提出这个提案？如今这个提案变成了现实，您对此有何评价？
罗援：确实是这样的，我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2011年就递交了“设立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的提案，虽然这个提案与人大常委会现在通过的决定有细微差别，但在本质上应该说是高度契合的。
我为什么递交这么一个提案，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从文化上看：追终慎远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华民族历朝历代不乏岳飞式的精忠报国之士，特别中国近代史更有许多杀身取义的仁人志士，他们的功绩和精神彪炳千秋，值得世代传承、缅怀。
二是从现实上看：最近在物欲横流的政治生态下，一些烈士的名誉受到诋毁，一些烈士陵园遭到破坏，一些烈士的英名被淡忘，一些教科书中的英模事迹被删除，一些地方大搞迷信复古活动，但却对烈士置若罔闻，一些地方烈士的亲属陷于贫困，一些地方的老兵祭奠殉国战友竟被以“维稳”为由取缔……凡此种种，让我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感觉，不尊重烈士，就是不尊重历史，就是不尊重人性，就没有未来。因此，我们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把对烈士的尊重固化在国家大祭的层面，形成全民缅怀先烈、学习先烈、继承先烈的氛围，不忘历史，警示当今，传承未来。
三是从横向比较上看：世界上很多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早已设定了本国法定的烈士纪念日，虽然名称叫法不尽相同，但都是代表国家用以激励民众缅怀为国捐躯的忠勇先烈，唤起民众的爱国情操的重大举措。美国政府于1971年在其国内各地举行类似纪念活动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年的这个日子，总统都要和民众一起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纪念活动，各地的纪念活动也丰富多彩。我曾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从住处到办公地点，每天都要经过阿灵顿公墓，当你看到那白花花几万个墓碑和终年不熄的长明烛时，你会感到心灵上的一种震撼。当你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看到美国政要与民众一起向阵亡烈士肃穆致哀，当你听到那哀婉的安息号想起来时，你会感到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我当时就在想，也许我们在物质上，不能给我们的烈士们以超过美国的待遇，但起码在精神层面我们不能输于任何国家，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张扬和软实力的竞争。
当时，我就萌发了应该在中国设立“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应该“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滞韩朝烈士遗骸归葬回国”和建立“中国军人烈士公墓”的想法。这就是我提案的初衷。
值得庆幸的是，我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把这些想法变为政协提案，我更感到欣慰的是，其中前两个提案已经落到了实处。我希望后一个提案也能进入有关职能部门的决策日程。
如今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提案变成了现实，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欣慰和振奋，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中华民族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的烈士可以安息于九泉之下，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人将会踏着先烈的足迹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
2.您认为我国设立烈士纪念日的意义何在？
罗援：这次是以法律的形式将“烈士纪念日”固化在国家大祭的层面，使爱国主义教育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具有不可触犯、不可随意更改和随意中断的刚性。一旦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各级政府、社团、公民必须严格遵守，这将以一种强制的手段，结合国民教育，把感恩烈士功绩、尊重烈士尊严、弘扬烈士精神变成一种国家共识和国民意志，从而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一种尊重烈士、学习烈士的良好氛围，为继承烈士遗志，实现他们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3.在和平年代，对于烈士我们应该如何界定范围？
罗援：这次界定的“烈士”不仅应该包括共产党的英烈，还应该包括国民党的抗战英雄，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镌刻的碑文所写的那样:“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可见，“英烈”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一个概念。本次决定将纪念时间点定在国庆节前一天，与国家庆典连在一起，更有吃水不忘打井人，继往开来的用意，立意更加深远。
4.怎样理解烈士精神的重要性？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传播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弘扬烈士精神？
罗援：烈士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是核心，只有对祖国、对民族无限忠诚，才能义无反顾，冒死犯难，无怨无悔，视死如归。革命英雄主义是灵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应该是所有烈士们的同质，为了理想和信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有许多励志名言，比如“我自横刀向天笑”，“脑袋掉了最多碗大个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越挫越强的精神支柱。
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缅怀先烈，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习先烈，不知道何为先烈，就不知道怎样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我们必须继承先烈的未竟之业，说一千遍，不如脚踏实地地干上一件，这就是对先烈最好的慰藉。
5.烈士纪念日设立后，对我国纪念烈士工作和烈士亲属工作有何作用？
罗援：烈属是烈士精神的延续，是烈士们生前的寄托和牵挂，抚恤烈属，就是安抚烈士、尊重烈士、感恩烈士。是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一份责任，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应该尽的一份义务。抚恤烈属，也是在做给当代人和后人看，善待烈士，善待烈属的民族，才会是一个为了理想和信念敢于前赴后继的民族。只有让军人有尊严地站着，只有让烈士有尊严地躺着，只有让烈属有尊严地活着，整个民族才能顶天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有人认为弘扬烈士精神可能有些过时，您怎么看？
罗援：现在有些人扬言这种精神已经过时了，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而且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必将遗患万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重烈士，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历史，也是尊重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崇尚英雄的民族，不会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没有战斗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民族精神，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平时，无法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战时，必将亡国灭种。
7.您之前曾经提到过，有些烈士陵园被商业化，甚至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您认为应该怎样平衡保护烈士陵园与城市开发的关系？
罗援：这实际涉及到到底是拜金主义，还是拜人主义，也就是以钱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赚谁的钱，也不能赚为国捐躯烈士的钱，把自己的安乐窝建在烈士的坟冢上，是睡不了安稳觉的。这已经不是什么认识层面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基本的做人准则的问题了。
当然，烈士陵园是可以与现代化城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对烈士陵园要进行现代化改造，嵌入一些人文元素、美学元素，与现代化城市融为一体，甚至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美国在首都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建立阿灵顿阵亡将士公墓和越战纪念墙、韩战纪念墙的创意，对我们是有所借鉴意义的。
8.烈士的精神对于当代国人精神家园的塑造体现在哪些方面？
罗援：我去年到我的老家四川广元参加红军入川作战80周年纪念大会，我谒拜了设在巴中市的红军烈士陵园，你往那里一站，面对着白花花一片的纪念牌，就会感受到一种心灵上的震撼。这些纪念牌几乎都是无字碑，你都不知道是哪一位红军烈士在这里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面对这些先烈，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把我们的工作搞好？那些贪官们还有什么脸面搞贪污腐败！这就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和洗礼，这就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和完善。我认为通过举行公祭烈士活动，深切缅怀烈士的不朽功绩，还可以表达我们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坚定信心，这本身也是一种软实力的塑造。
9.对于烈士纪念日的解读，可能很多人都会将之与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最近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又开始鼓骚，沉渣泛起，您怎样看待国家在这个节点上设立烈士纪念日，是否有其特殊的针对性意义？在您看来这会产生哪些影响？
罗援：毫无疑问，我们现在设立国家纪念日，举行国家公祭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强化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是对一些国家挑衅行为的回击。日本对它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日本政要频频参拜供奉有14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不仅是亵渎历史，更是对中国人民的羞辱和公然挑衅，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日本在靖国神社敬奉的14名甲级战犯不简单的是殉国者，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被远东军事法庭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战争恶魔。既然你日本可以“拜鬼”，那我们就必须“敬神”，以钟馗时刻镇邪、降妖、打鬼。
10.作为一名军人，您曾经亲临前线参与作战，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上了战场可能回不来的情况？能否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谈一下您对“牺牲”和“烈士”的理解。
罗援：我参加过抗美援老挝作战，当我在边境线上换装，踏上战场时，还真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感。当时，出于保密，不让我们告诉家人具体情况，但可以通过军邮简短地写几个字，我记得我给父母写的是“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的一位战友叫陈伟，他给他父亲写了一副对联“成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他的老父亲是一位老军人，当时已病重，就守着这幅对联盼儿凯旋，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才瞑目。这就是我们这代军人和父辈们的家国情怀。
（以上为作者综合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全国政协《纵横》杂志专访的稿件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