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与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2005年，汤一介和乐黛云这对学者夫妇共同出版了一本随笔散文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上面的话是汤老在书中的序言。

2014年9月9日，一只鸟儿去了，乐黛云说：“他很累了”。

汤一介和乐黛云在法国Chantilly宫。

多少回，只要汤一介先生住院，乐黛云也会“住院”，只为陪伴汤先生。多少次，黄昏时，两位老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汤一介会死死地揪着乐黛云的衣服，生怕患有腿疾的乐黛云跌倒。汤一介和乐黛云，一个是哲学泰斗，一个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1952年结婚。两位先生在60多年的岁月中，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不离不弃、相携相依。

1953年的汤一介乐黛云夫妇。

几根小草的含蓄

1949年，汤先生22岁，儒雅内敛、才华横溢；乐先生18岁，热情奔放、充满激情。共同的追求让他们彼此欣赏，性格上的反差却让他们相互吸引。在北大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写满了他们至今记忆犹新的片段。

年轻时代的乐黛云 风华正茂时。

那一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汤一介毫不掩饰对乐黛云的欣赏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在一次采访中，两人回忆他们爱情的萌芽。那时候，他们一起在共青团工作，一个是是组织委员，一个是宣传委员，经常一起去农村义务劳动。“刚好是春夏之交，太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我当时穿一条工裤，胸前有一个大口袋。”乐黛云说。汤先生就“摘了几根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心里藏着一些模糊的、美好的梦想。”话语间、眉眼上都写满了淡淡的幸福。

乐黛云说：“他是一个含蓄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爱你这类的话，可是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情趣，而且特别内敛，又特别有学问，我当时就是很崇拜他。”

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汤一介还惴惴不安，“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汤一介和妻子乐黛云因书结缘，于1952年结婚，一起携手走过62年。

“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划成“右派”时，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来，直到她坐满月子的第一天，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文革期间，汤先生被打成了黑帮，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接受审查。那个时候，心力交瘁的汤先生最大的支撑来自妻子乐黛云。乐先生每天都坐在北大哲学楼侧面的石阶上等着汤先生接受审查出来。乐先生回忆，“当时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乐先生坐在台阶上等待的身影……

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好多夫妻迫于这种压力，大难临头，劳燕分飞了，而他们却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对此，汤一介曾说：“我觉得在我们之间，或者不仅仅是我们之间，在一对夫妻之间最基本的是信任。我信任她，信任她是一个好人。这种信任可以超出一切，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如今，他们的女儿和儿子都学理科，在美国工作。没有儿孙绕膝，宁静的家里多少有点冷清。汤一介曾说：“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但乐黛云却很看得开，她说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都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何不妥？但是“古板”的汤一介有时还是想不通，所以他拒绝到美国和儿女相聚，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1956年，汤用彤（右）给汤一介（中）讲授国学。

静默耕耘 建树高筑

9月10日清晨的7时，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先生生前居住的13号楼门前，已有人悄悄地摆放上了鲜花。花中有哀思，有敬重。

汤一介家学渊源，古文基础深厚，而乐黛云则外语好，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信息。他们在各自领域中静默耕耘，建树高筑，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让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相得益彰，比翼齐飞。

1936年，汤一介（前排左一）与父亲汤用彤（后排右一）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汤一介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汤一介，祖父和父亲处世治学的态度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他曾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以及“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的祖训，从父亲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的为人为学，立身处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

遵从父亲的教导，先生为学如此，为人如此，一生如是。

1980年，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与动荡年代，汤一介终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这一年，他已53岁。他以执着、艰辛的付出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让学术生命焕发光彩。

汤一介为《儒藏》呕心沥血。

从最早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汤一介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先后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多部著作，还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虽中国哲学的精华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他开创性地提出，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于是有了《儒藏》工程。

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乐黛云之父为贵州大学英文系教授，受到家庭影响，她从初中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例如《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飘》、《圣经》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等，深受西方文化影响。

乐黛云（前排左一）与家人、亲友在一起。后排右三为公公汤用彤，右五为汤一介。

乐黛云于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年轻时代的乐黛云，积极进步，充满了革命激情，当时的北大成了她展示才华最好的舞台。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乐先生所著图书。

他们两个耄耋老人，却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而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多年来，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午后，他们会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如果从1949年汤一介在北大第一次见到乐黛云算起，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2003年，汤一介在北大朗润园季羡林所栽荷花前。

“他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他们的回忆：他们在湖上无忧无虑的溜着冰；他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小径上，留下一张照着他们背影的照片；他们看着儿子在冰球场上横冲直撞；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年老的汤用彤先生绕湖观赏春天的美景；他们也常倾听着由湖边音响中播放的中外古典音乐，悠然神往；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的不知名的黄花。”

春去秋来，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静谧而幽静，但少了一只鸟儿……

昨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内，汤一介先生的灵堂已初步设置完成。

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昨天一袭黑色套装，平静地整理汤先生的生前物品。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 杜美莹 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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