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解放思想，下山改造社会：1984年莫干山代表谈改革与青年

        今年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国内海外重量级学者再上莫干山。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9月18日于莫干山举行。

        1984年莫干山会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这次会议让一批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建言为政府所采纳，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这一次，依旧云雾笼罩的莫干山除了再度迎来新一批的青年学者外，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代表们重新聚首于此。昔日他们只是初入江湖的热血青年，无意间踏进了历史的转折点；如今他们多已功成名就，成为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政府领导、著名经济学家、投资公司董事长……

        独立学者柳红认为，1984莫干山会议应界定为自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支持的会议，并由于其献言献策对改革决策发生实际影响而成为传奇。但柳红同时强调，那次会议更加弥足珍贵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个个青年学子激动地发现，自己肩负起了探索中国未来的担子。

        2014莫干山会议开幕大会，特别请出这些“昔日青年”讲述他们的回忆与经验。以下为他们在莫干山的云雾之中，迫不及待地要告诉这个时代的话：

当年，青年人把莫干山打造成了一个思想市场

        贝多广（一创摩根原CEO）：30年前，我还是一个上海财经大学的普通研究生，当时比较学院派，老师很多是海外归来的。有媒体来学校征稿，我有幸被选为学校的唯一一个代表。就这样，一名书斋学生被拉入改革的大潮。一到莫干山，讨论的居然都是总理部长关心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张维迎等北方来的人口若悬河，我甚至有点对不上话。我回去之后，像一个火种，把思想带到了跟社会改革有点距离的地方。第二年我们学校去了三个代表，大家不光研究美国英国的问题，还研究中国的问题，这对这一代年轻人带来很大影响。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30年前，我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1984年，黄江南等人来南开跟我们沟通，南开表示支持他们办会。我们送他们到天津东站返京，就在返程路上，莫干山会议的开会通知被起草出来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不讲学历、不讲职务职称，全部参会人名录上，没有职务职称那一栏。

        黄江南（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我们曾经以为，改革是长辈们的责任；而从那天起，我们年轻人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开始思考，这个国家能不能搞好，要怎么搞好。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被称为中青年了，但是就我和我周围朋友的心态来说，我们还是把自己看做中青年。今天谈莫干山精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组织和参加的一批朋友，都是有上山下乡、去农村、进工厂的经历的。长期的基层经历，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着力于思考如何推动改革来改变现状。寻找出路、参与变革，这就是我眼里的莫干山精神。

        蒋泰惟（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当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没什么职务，只有一腔热血，都是热血青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虽靠征文入选，但在会上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即兴发言。小组日夜激烈讨论，再把精彩观点汇集起来，再到大会发言。我讲的是浙江企业改革的经验，不是很抽象，比较务实。在我看来，莫干山会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双轨制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渐进式改革。中国不像苏联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这是中国社会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

        柳红（独立学者）：在我看来，莫干山最重要的价值还不是献计献策，而是思想解放。如今媒体强调比较多的是双轨制等实际政策，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上呈的报告，而是当年这七个组的报告文件中，没有任何陈词滥调，是年轻人自己为自己争取的舞台，并进而推而广之。莫干山不是小众的，而是大众的；不是小圈子的，而是五湖四海的；不是从概念出发的空谈，而是接地气的；莫干山会议是一个思想市场。

今天，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依然需要青年人的探索

        黄江南（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上一次改革是通过从制度改革来完成工业化，而现在的改革则面临着从物质生产到观念生产的转化，这一转化面临着三个障碍：

        一是这一转化的相关研究，缺乏经济理论前提。我认为“服务业”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这说明我们在观念上不把非物质的产品生产当做生产，而当做服务。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已占到生产总值的40%，而我们面对这一现实并没有合适的理论。现在的改革已不能再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改革开放时，我们还能够摸着搞工业革命时英美留下的石头过河，而现在连石头都没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年轻人适应新的经济转型，拿出我们转向非物质发展方面的理论。

        第二，由于我们缺乏相应的理论，政策转型也就缺乏依据。例如在国际市场上对光纤进行风险投资时，我们就没有赶上。如今看来，光纤产业涌入风投、继而破产，这是新经济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一轮破产，就没有今天信息产业的繁荣。当时很多人认为避免了经济崩溃，事实上是我们错过了一轮更好的发展机遇。

        第三，我们对企业行为的研究也相对落后。举例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花钱去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但新医院的审批依然十分困难。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医疗当做生产。我和朱嘉明教授在努力从理论上开拓新的领域，试图开拓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崭新课题，提出“观念经济学”。我认为这个领域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跟上来，拿出新的理论、观念、政策，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顺利的转型。例如，我们即使换用更高效率的设备，依然不能解决产能过盛的问题，我们真正的转型在于扩大观念产业的比重，把我们建设为一个在物质生产与观念生产两个领域都发达的大国。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都说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我认为与1984年相比，“深水区”的说法有三个原因：一是当年的改革者有激情和热情，社会也相对开放；而现在社会已经分化，形成多个利益群体。坦率地说，现在就算是农民也有他的“利益群体”。例如，最近党中央决定要进行户籍改革，其实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年了，并不新鲜。但如今的农民因为地权等复杂问题，并不一定都愿意转为城镇户籍。这说明目前改革的复杂的程度明显提高了。

        第二，“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为了打破“大锅饭”的局面，特别要强调效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十年之后，社会明显进步了，所以现在更多强调公平，但同时也不能不讲效率。这二者怎么平衡，难度更大。

        第三，如今我们已经基本建成法治社会，有了庞大的法律体系。当年的改革是不破不立，如今的改革必须尊重这个体系。深化改革必然涉及现有法律体系的改革，比如公司法、行政法的修改，更深入的问题甚至涉及宪法。这些情况都注定如今的年轻人要改革，难度确实比我们当时更大。

        黄江南（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如今，我们要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主题，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要由一个文明的单元，走向文明的交融；我们要研究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华文明和世界先进文明怎么互相包容。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当年上山的那批人，即使学了一点经济学，也是东拼西凑。那时候能看到什么书就拿什么书来读，有马克思就读马克思，有萨缪尔森就读萨缪尔森。做研究时，我们也没有多少统计年鉴可以用，要找数据很困难。激励我们前进的，是改变、突破的迫切愿望。现在的中青年就很不一样了，你们有正规的教育背景，知识完整丰富；你们应该以更好的条件、更开阔的视野，同时以有接地气的精神，把研究联系到老百姓的实际需要。

        今日的青年人似乎依然有着不输给老一辈的讨论热情。就在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中，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凌斌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令人意外的演讲——凌斌高呼：“我认为今天这个会没有莫干山精神！”

        继而凌斌发出了诘难：“台上台下的各位朋友，你们开会愿意这么开吗？愿意听一些大佬讲他们三十年来一直讲的东西吗？我认为，如果这些大佬没有新思想，他们就应该从台上下去，年轻人应该坐到上面来！”在一片掌声和哄笑声中，台上的当年改革豪杰们，纷纷笑着离开座位，回到台下就坐。

        然而，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又是否已经做好来到前台的准备？本次2014年莫干山会议设置了多个青年分会场，由青年学者领衔、以8-10人的圆桌会议方式，就城镇化、地方债、边疆民族、劳资问题等多个影响当代中国的关键问题展开讨论。澎湃新闻后续将推出本次莫干山会议青年圆桌的相关报道，或许，这些论坛讨论水准的高低，才意味着今日的青年学者是否已有资格“坐到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