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酒 , 摄影是饭

幼儿园时被我妈送去少年宫学书法，书法老师说我写字像画画，然后就转到画画班了（笑）。小学学了六年手风琴，画画也拿了不少奖。初中喜欢读鲁迅，开始写作，接触摇滚乐，听了很多唱片。高中写了一些诗，新体诗为主，和同学建文学社、印诗刊，同时还组乐队，最初弹贝斯，后来受大陆校园民谣和台湾80年代人文歌曲的影响，自学吉他开始尝试写歌，上大学后又写了几首，就想录下来给自己留个纪念。当时常和北京摇滚圈的老炮在一起玩，帮他们拍点MV和照片，跟何勇走得很近，他介绍幸福大街乐队的吉他手李维岩帮我录demo，在录音棚里被唱片公司发现，很快签约，然后就开始正式录制，前前后后录了一年多，赶在毕业前夕发的片。“小安”是我从小的昵称，当时觉得德戈金夫这名字有点怪、和我的音乐气质不太符合，就用了“小安”这个艺名。

200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个人摄影展

与摇滚歌星何勇在展厅合影

其实我从没打算要做艺人，和唱片公司签的是唱片合同、没签经纪约，做唱片算是完成一个梦想吧。当时传统唱片业受MP3的冲击非常不景气，成熟的音乐平台又还未建立起来，我的歌虽然在网络上反响很好，但并没有实际回报。而且我感觉我的自身条件和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并不足以支撑我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也没太积极地在音乐方面发展，偶尔在一些原创音乐的酒吧和Livehouse演出，2011年办了一场告别音乐会，就去日本了。其实到日本后“中国好歌曲”节目组还曾找过我，邀请我参与录制，被我婉言谢绝，因为那时我对音乐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只想踏踏实实在日本念书。这个节目现在没了倒是挺可惜的，因为它是众多音乐选秀节目里唯一一个支持原创音乐的，比的是歌不是人。

2009年7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接受直播专访

2011年，在微薄之盐酒吧举行告别专场

高中的时候我还在坚持学画，梦想是当画家，04年高考，阴差阳错地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摄影专业，方向是影视照明设计。我们班叫“灯光班”，是电影学院建校至今唯一一个本科的照明班，21个大小伙子，没有女生。当时在国内影视圈“照明”这个工种给人的印象就是体力活，主要都是师傅带徒弟学出来的场工在干，系领导原本打算靠我们这个实验班培养一批高层次的照明师，像好莱坞那种lighting director，可以和摄影师平起平坐、参与创作，但最后我们班全改行了，算是实验失败了（笑）。

大学时代的德戈金夫

我那会对灯光也不感兴趣，学的虽然是电影，但更喜欢拍照片，大二时还在校举办过个人摄影展。08年毕业后从事过各种影像相关的工作，但一直在坚持拍照，尝试过各种风格，后来接触大画幅，发现这种方式更适合自己，就开始看书自学，主要看冯建国老师的《大画幅摄影》和《黑白摄影》两本书。冯老师早年留学日本，师从日本著名大画幅摄影家原直久教授，回国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任教，开设了国内高校最早的大画幅摄影课程。我本想考冯老师的研究生，但他那时已调到清华美院，跨校考研难度不小，英语政治又学不进去，就想去日本，追根溯源，找冯老师的老师学。我是2011年去的日本，2013年成功考入日本大学研究生院艺术学研究所，成为了原直久教授的关门弟子。这里必须感谢要冯老师，他是我在摄影世界的领路人，我去日本考试的推荐信也是他写的。去年我幸运通过了清华大学博士生的考试，即将称为冯建国老师的第一位博士生，最开始本想做他的学生，却变成“师兄弟”，这回又要做回师生，想想还是挺有缘的，他看过我出国前的作品，对我说“日本算是去对了”。

和冯建国老师（中）、日本银版摄影家新井卓

我在日本大学的研究方向叫FinePrint，这个概念对中国摄影界还比较陌生，可以译作“高品质银盐影像制作”，它不光是拍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指对于从底片的拍摄、冲洗到暗房中的印相、放大、调色直至在画廊或美术馆中的展示、以及最后各种感光材料的长久保存等所有环节的精准控制。与此同时，我也跟随系主任高桥则英教授研究初期摄影史，对达盖尔银版法（Daguerreotype）、火棉胶湿板工艺（Wet collodion process）、安布罗法（Ambrotype）、铁板法（Tintype）、铂钯印相（Platinum palladium print）、碳素印相（Carbon print）、针孔摄影（Pinhole camera）等古典技法都曾有过不少实践。

用自制针孔相机摄影

日本国东京都八王子市高尾山，2014年秋

出国前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看了一场名为《原作100》的摄影展，展出了100余幅包括阿尔弗雷德·施蒂格里茨、保罗·斯特兰德、安塞尔·亚当斯、爱德华·韦斯顿在内的西方摄影大师经典作品的原作，那次是这些珍贵的摄影原作第一次大规模在中国展出，也将“原作”这个概念正式带入国内。看完这个展更坚定了我要去日本学习的决心，因为日本大学摄影系正是以丰富的原作收藏著称。冯老师早期受亚当斯影响很大，亚当斯拍美国西部，冯老师就拍中国西部，冯老师在日本大学上学时曾向学校借到亚当斯的原作，在暗房里一边比照一边制作自己的作品，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奢侈的。后来我也在学校享受过这种待遇，原老师在课上把我的肖像作品和尤素福·卡什的经典名人肖像摆在一起，让我从中发现差距。

钻研技法之外，我在日本的学习主要是“看的学习”。课上老师讲摄影史，涉及到哪一位名家，就会把他的原作拿出来展示。我每周也会去美术馆或画廊看展览，除了摄影，还看了很多西方的油画，有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的、也有印象派和后现代的。正是通过这种近距离接触原作的大量观看，把眼睛养尖了，以前学画画时老师常讲“眼高手低”，在那个语境里这是褒义词，意思是如果你的眼界和审美水平不够高、手法上也难以突破。对于学习摄影、特别是学习传统工艺而言，观看原作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经验。去年我曾在《中国摄影》杂志撰文详细介绍日本大学摄影系的这种“原作教育”，也应邀在一些高校和民间教育机构以讲座或工作坊等形式，为国内的摄影爱好者介绍日本先进的摄影教育理念和成熟的银盐制作工艺。

大画幅本应是摄影教育中最基础的一环，因为它是摄影术的“原点”。我心中理想的摄影教育应当是从大画幅和暗房开始的，然后再学中画幅、135、数码相机。现在却本末倒置，大家一上来就用5D、学Photoshop，其实Photoshop中的很多功能和动作都是从暗房技法演变而来的。即便现在到了数字时代，大画幅和感光材料仍是基础。通过大画幅摄影，我们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了解照相机的结构、感光材料的性能、成像的原理、还有基础的摄影光学与化学知识，掌握了这些再去学数字技术就会事半功倍。就像钢琴和键盘合成器之间的关系，合成器有更丰富的音色、可以很方便地在数字平台上编辑和修改，但它最基本的演奏方法都是从钢琴来的，钢琴学好了再去弹合成器就易如反掌。

我们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有幸赶上了胶片时代的末班车，虽然学的是电影摄影，大一的基础课主要都是在拍黑白负片、进暗房自己冲洗和放大、做感光测定、量密度、画曲线，拍作业用16毫米和35毫米摄影机、学剪辑都是扯着胶片盘对着阳光用剪刀剪。现在电影行业全盘数字化，连电影学院摄影系都不教胶片了，不能说不可惜。之前在五棵松摄影器材城偶遇解海龙老师，他问我你干嘛来了，我说买胶片，他就很惊讶，说你还拍胶片呐！解老师是胶片时代过来的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从数码相机开始接触摄影的学生了，许多人快毕业了连胶卷都不会冲、连一些最基础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就着急出去接活挣钱或者搞创作。

近年来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大画幅的热潮，这本身是好事，却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我遇见很多摄影爱好者，从不关心题材，只是迷恋大画幅的操作、暗房的湿度、胶片的质感、银盐的味道、以及各种复杂的古典工艺所谓的“手工乐趣”，一味地执着于各种器材和技法的小趣味中，对摄影的热情就变成了简单的“技术崇拜”。当然，像“直接摄影”、或者叫“纯影派”（Straight photography），是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流派，有其成熟的观念和鲜明的主张，他们的创作建立在材料与语言的基础上，强调摄影有别与其他艺术形式所特有的美感，但这些摄影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并非不关心题材，恰恰相反，他们是对拍摄对象最为在意和挑剔的一群人。而随着这些年各种名目的“原作展”层出不穷，“直接摄影”这一概念在国内摄影圈持续升温，出现了一批盲目跟风者，本身并未看过几幅正经的原作、对摄影理论一知半解、摄影史还没有捋清楚，就开始照猫画虎地模仿大师拍点黑白的石头和人体，以为这样就“艺术”了，殊不知是陷入了另一种庸俗的沙龙文化的轮回之中。

打个比方，学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但终极目的在于解脱，各式各样的修行方法无非是为了适应不同人群造出来的工具，就像过河要坐船，船本身只是一种交通工具，不是说船不重要，但乘船到达彼岸才是最终的目的，等上了岸，还要船干嘛？如果忘记了摄影真正的初衷，在摄影的世界里恐怕永远也“上不了岸”。回国后我被当做所谓大画幅银盐领域的“专家”讲了不少课，说实话并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其实我现在最想讲的是摄影史，我感觉中国摄影界最急需补的是摄影史这一课。我总是跟学生讲，先想拍什么、再想怎么拍。摄影史就像一座灯塔，学会置身于摄影史的坐标中去审视自己的创作，才不会轻易迷失方向。

其实摄影史也是一个轮回。摄影术是从固定在三脚架上的笨重的大画幅相机开始的，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研究一步步将相机小型化，莱卡相机和柯达相机的问世在当时更是激动人心的变革，直到后来数字相机的飞速发展和普及，这一切本来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迈进。然而现在大家居然又开“历史的倒车”，回过头来学习古老的大画幅摄影和各种化学的造像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美术的语境里所谓的“架上绘画”，指的是利用画布和颜料进行作画的传统表现方式，用以区别于后来使用影像、声音、身体甚至大自然进行创作的各种观念艺术和多媒体艺术。照此逻辑，我看大画幅摄影也可以叫做“架上摄影”，而现在“架上摄影”的复兴正代表了摄影史的轮回。

201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进修班同学上暗房课

摄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照相馆的证件照、影楼的结婚照、报刊杂志上的新闻照片、甚至医院里的X光片，都是摄影。现在很多人混淆了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概念，或者将其随意划入艺术摄影的范畴，其实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大部分时候是较为分明的。新闻摄影追求时效性和客观性，贵在迅速和真实；纪实摄影则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力求体现拍摄者的立场与人文关怀。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新闻摄影曾是最主要的摄影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握着话语权，而艺术摄影发展较晚，和世界摄影史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各种艺术思潮的洗礼、也错过了几次重要的观念上的更迭，用二三十年填鸭式地吸收了西方一百多年来的知识，必然导致消化不良、出现各种乱象。北京电影学院的图片摄影专业最早是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合办的，这注定了它的基因里面报道、纪实的成分多一些，而央美有很好的艺术传统和氛围，所以他们的摄影系也自然偏当代和观念。形态的产生、风格的形成是和环境有很大关系的。在摄影术诞生的初期，人们普遍认为绘画是更高级的艺术形式，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摄影师大半都是画家转行过来的嘛，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发迹前在剧场里画舞台背景和全景画，尤金·阿杰（Eugene Atget）那些伟大的作品原本也只是为了给画家们提供素材而拍摄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摄影一直被当做绘画的仆人或学生。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晚年不拍照、只画素描，我感觉他骨子里还是对摄影不够自信。不过话说回来，在今天，摄影是不是艺术这件事其实并不重要，摄影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它能做的事情绝不仅限于艺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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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戈金夫作品《草原照相馆》

《草原照相馆》是我在日本大学的毕业作品，拍摄时确实带有一定的人类学意识，但手法上仍处于摸索阶段，习作痕迹较重，量也不够大。若想形成人类学的意义，作品首先必须达到一定的量。现在进行中的《新草原照相馆》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摄影项目，它在形式上属于前作的延续，但将拍摄对象的范围从一个家族扩大至以巴尔虎蒙古为主体的、包括布里亚特蒙古、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在内的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这里的“草原”一词已不再只是简单地理上的概念，而变成一种具有符号学涵义的抽象背景。它不仅指代草原，也可以是山林、村落、戈壁或江河，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广袤的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古老游牧民族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当中既有牧民、羊倌、猎人这样寻常的草原百姓，也有摔跤手、弓箭手、民间艺人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还有萨满、喇嘛这样颇具神秘感的宗教神职人员，包罗万象，不一而足。我希望通过对这一群体进行系统性的肖像采集，建立一部比较完整的影像民族志。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摄影家都有过影像民族志的创作经验。爱德华多·柯蒂斯（Edward S. Curtis）和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虽然未必接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但工作方式都明显带有人类学的潜意识，而之后稍晚出现的欧文•佩恩（Irving•Penn）和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又在此基础上引入类型学摄影的概念、强化了作品的形式感和整体性。他们的作品因在人类学研究上的非凡价值和在摄影语言上的突破，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从而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我想每一位真诚的创作者都希望作品能比自己活得久一点吧。

人类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而影像人类学作为其分支学科还很年轻，目前我国有关影像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纪录片领域，对图片摄影的关心较少。尽管这些年也有各方学者开始从影像人类学的角度重新研究、梳理庄学本、蓝志贵等民国摄影家的作品，但在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上仍难摆脱各自的职业身份和学术壁垒。人类学家更多将影像作为记录和承载信息的工具，却鲜有人能够熟练掌握影像语言去从事创作，而影像工作者往往又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上有所欠缺，不能有效地利用田野调查等人类学方法论，所以作品在影像之外难以产生更多意义。我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让它们互为工具，在研究与创作中间达到一种平衡。

《新草原照相馆》拍摄间隙在呼伦湖边采风，2016年

放眼全球，摄影是当下最活跃的艺术形式、机会也是最多的。你看每年颁发多少摄影的奖项，奖金额度也水涨船高，同时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摄影节、摄影基金，对有才华、有抱负的摄影师起到了非常好的激励作用。和音乐、美术、文学这样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艺术不同，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还非常年轻，这也正是机会之所在。我们现在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踏入某个领域的空白地带，我们在创造摄影的历史，也有可能被写入其中。

2015年在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的评选中获奖，让我获得了很多的关注。2016年我又成功申报国家艺术基金，从而得以启动《新草原照相馆》这个项目。这是一个颇具规模且需长期持续进行的项目，除了照片，还有纪录片的同步拍摄，不仅涉及民族、人物众多，地理上的跨度也相当大，单靠个人力量很难完成，需要团队配合、还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次我拿来参加第一届映·纪实影像奖评选的这些东西，是去年夏天在呼伦贝尔第一次取材时拍摄的，虽然目前还是个半成品，但作为项目阶段性的成果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我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最终的面貌。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在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墨西哥壁画运动（Mexican Muralista Art Movement），它间接影响了罗斯福时代的联邦艺术计划（The Federal Art Project），这项计划不仅帮助了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纷纷失业的广大美国艺术家、也接纳了不少来自欧洲的艺术家，而这种政府对艺术的资助政策在二战后又通过美国国家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得以继承延续。今年川普上台，据说要取消美国国家艺术基金或削减其预算，引发美国艺术界一片哗然。其实对于欧美艺术家，借助官方或民间各种形式的资助完成创作是很普遍的事情。像摄影界比较熟悉的古根海姆基金（Guggenheim Foundation），就帮助过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沃克·伊文思（Walker Evans）、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等一批富有探索精神的摄影家。

在日本时原直久老师常对我们说“摄影是马拉松”。我现在也会跟学生讲，如果真想搞创作，应该去试着申请一个基金或奖项，如果能得到资助，就可以踏实下来用一两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个系列，那种浅尝辄止的拍摄很难出精品，而若为了生活拍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摄影的热情和敏锐度会被很快消磨掉，尤其对年轻摄影师来说更是种伤害。我在课上有时会讲吕楠的故事来激励学生，一个人可以用那么长的时间专注一个题材，他的勇气和信念都非常令人钦佩。总之，现在国内、国际上出现越来越多支持摄影创作的评奖和资助活动，包括咱们映画廊这两年主办的“少数民族摄影师奖”和“纪实影像奖”，对摄影人来说是大好事，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要戒骄戒躁、抓住机会。

目前受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委托正在翻译一本日语的艺术理论书，叫《关键词100》，通过100个关键词介绍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概念，类似工具书，十几万字。这是我第一次接手这么大部头的翻译工作，现在进度比预想的慢很多，因为牵涉到大量的专属名词和人名、有很多还是从英文、法文、俄文等语言转译过来的，所以需要逐个核对，检索和查阅资料很花时间。编辑虽然没有催稿，但我压力很大，这学期电影学院的课也停掉了，就是希望能尽快把这本书译完。

待翻译工作结束后，就要开始继续《新草原照相馆》的拍摄了。以目前预算，应该还能够再支持一次的行程，后面如果能获得更多资助，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加完整和深入。它最终的展示方式将是立体的：出版物、展览、互联网。首先想做一本好看的摄影书，但后期冲洗、修整、筛选和编辑的工作量也可想而知。展览的话，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过于强调“原作”的概念，这次想尝试做大一点的照片。底片面积是大画幅最大的优势，通过高精度扫描可以获得目前数字相机难以企及的巨大的信息量，然后在保证分辨率的前提下通过微喷打印技术可以输出更大尺寸，放在适合的空间里，相信效果会很震撼。还要利用互联网在传播上的优势，建立一个“高清在线影像民族志”，方便各方研究查阅。

还有就是9月份要去清华读博士。又有机会重返校园、成为冯老师的学生，我还是蛮期待的。回国之初给自己在摄影方面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创作、教学、研究”，希望能好好利用未来清华的这几年，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在学术上拿出一些成绩来。

如果艺术是一座阶梯，我想音乐应该在最顶端。其他艺术形式或多或少都要从现实中取材、或借助现实物来完成，而音乐则是完全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音乐风格和摄影风格、在气质上很不一样。音乐比较伤感、浪漫主义；摄影更严谨和保守。对我而言它们就像两个出口，音乐非常个人化，摄影承载了更多社会性的东西在里面。在外人眼里可能很难想象《草原照相馆》和《给郁结的诗》出自一人之手，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德戈金夫”和“小安”像两个人，理性与感性、现实与幻想、颓唐与忧郁、孤傲与热情、茶与酒、日与夜。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分裂感，使得我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十年没写歌，曾一度以为自己丧失了这种能力。最近又开始试着创作，写了新歌，慢慢找回一些感觉。写歌是一种对生活和情感的记录，一首好歌，会被一直传唱下去。作为一名词曲作者和歌手，我通过自己的歌曲收获了很多知音，离开音乐的这些年，他们一直在默默支持我、期待我的回归。接下来有一些新的音乐计划，包括录制一张致敬的数字EP和原创单曲、再版第一张唱片、筹备第二张唱片、将来有机会还想搞巡演。但对我而言，“音乐是酒，摄影是饭”。酒可以小酌怡情，但不能拿来当饭吃，眼下仍会以摄影的工作为重，毕竟音乐只是业余爱好，摄影才是我的专业、是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在。

我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暗房笔记里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摄影可能是通往艺术的所有道路中，最远的那一条。很多人想用摄影表达自我、展现个性，然而忠实地记录客观存在才是摄影天然的特征，主观表达并不是它最擅长的。音乐和绘画是童子功，骗不了人。可摄影得门槛很低，鱼龙混杂，加之所谓当代艺术带来的畸形影响，到处都是皇帝的新装。我追求的理想中的摄影，是一种无我的、克制的、平等的、从容的状态，没有侵略性和慌乱感，从中能体会到拍摄者对人、对世界的爱意与赞叹。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一切艺术最终都通向音乐。

在咖啡馆演出，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