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做一个中国没人做过的事情,
我称之为重建中国的本土建筑学教育。”
王澍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面对 | 王澍
约访王澍时,正赶上中国美术学院建院九十周年。作为象山校区的设计者和建筑艺术学院的校长,王澍每天都要接待各路嘉宾参观。几轮争取后,我们的采访才得以落定。
主持人田川与王澍
二十多年前,王澍决定退出建筑界,隐居杭州一隅。重出江湖后,他做了宁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作品。这些看着有点复杂,有点古老,似曾相知,又未曾相识的建筑,一出现,便引起了话题无数。
但直到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时,很多同行依旧在问,王澍是谁?普利兹克奖素有建筑界诺贝尔之称,我们好奇这个偶然被世界发现的建筑师,到底在用他的建筑,叙说何事?
以“土”为核心
王澍创建了全中国第一个“以土为核心研究”的建筑实验室。
王澍的实验室
王澍:土是中国建筑的基本材料。中国传统建筑学,一定是先拿起材料闻一闻,你要知道你用什么材料做。全中国的建筑学居然都不教材料,不教工艺,只教画图。从图纸样式开始的那一套是西洋的,巴黎美术学院的。
2001年中国美院创办建筑艺术专业,王澍写了一本奇怪的教学大纲。从此,只要是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学生,都要跟着王澍一起“不务正业”。大一做木工、大三写剧本、书法是必修课,论文要写成小说。本科五年,似乎除了建筑不学,什么都学了。
王澍:我们在做一个中国没人做过的事情,我称之为重建中国的本土建筑学教育。
王澍:重新做一套中国的建筑学,一套新的建筑语言,这件事其实根本没有人认真当回事儿做过。我是探索比较早的。我当时认为,也许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试着教,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知识,是需要我先去试验。我大概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回试,试完觉得可以教了才开始教。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颠覆我曾受过的教育,一点一点忘记以前我曾学过的东西,我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
一个走路带风,风里藏刀的人
学建筑,教建筑,质疑建筑,王澍从来不是盲目的跟随者。恢复高考不久,王澍考上了东南大学的建筑系。刚经过文化运动洗礼,老师们还没缓过神儿来,读大二的王澍便高调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读研究生时,他又写了《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死屋手记》两篇论文,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从梁思成一路批到他的导师,有个老师对他说,你读了太多不该读的书,想了太多不该想的,做了太多不该做的。王澍答到:“你给了我们太多不该给的评价。”
王澍的论文
田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要求性格是不可以张扬的,您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何而来?
王澍:读书和思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从小的经历,比如说我6岁的时候,就坐在大人的腿边,听他们谈鲁迅;7岁的时候,整日躲在图书馆的库房里头翻上海30年代的画报;高中毕业为止,基本上国内在那时候出过的所有的翻译文学,我都已经读完了。我经常有种感觉,中学里跟同学们一起玩儿,我是恍如隔世的,因为我读的书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王澍:我当时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永远是第一名。我有一堆头衔的,但我是不说话的小孩,我是靠行动。全班同学放学,只有一个人在打扫卫生,那就一定是我。我就是这种人。
田川: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路带风,而且风里还藏刀的呢?
王澍:实际上是上大学。我觉得一下子就碰到好时候了。因为当时是80年代初,所有的人都在寻找最新的知识和精神状态。你能看到各路神仙都在学校里办讲座,整个社会是一个爆炸性的状态。当然可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校长训话。他是钱钟书的表弟,钱钟韩。他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在欧美大概十几个学校里游学,但没有拿过一本证书,很绝的一个人。他就鼓励我们,说你们必须要向老师挑战,因为经过文革之后,大部分老师都已经荒废了。他们其实不太有资格教你们的。
这个时代不属于我,因为太多钱了
读研时期那两篇论文,让王澍没能拿到硕士学位证。这之后将近十年时间,他和妻子隐居杭州。和当时大兴土木、忙忙碌碌的中国建筑界相比,王澍选择“自我失业”。那段日子王澍主要靠妻子养活,他偶尔打零工也能挣上一笔。每天都致力于研究一门对他来说很难的学问——无所事事。
田川:您曾经非常隐匿地生活了一段时间。
王澍:是,其实我是在深圳做出的决定。当时最好的职业未来面对着我,所有人都说你要发大财了,你这么能干,你一定要发大财了。但1992年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决定回杭州。
田川:原因是?
王澍:我说这个时代不属于我,因为太多钱了,他们不需要建筑师。这些甲方们都颐指气使,手里拿大把钱,指挥你这样做,那样做,那他们要我干啥。所以在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的时候,我决定回杭州,在西湖边上喝茶。
田川:那样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您会不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
王澍:偶尔会有。因为我原来其实是一个特别有奋斗感的人,甚至有人说我浑身都是杀气,对这个社会总有特别尖锐的观点。我后来意识到这种杀气,甚至是有点暴力的尖锐,是个问题。这个是中国从五四以来,几乎所有革命文人身上都有的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导致我们看不见生活。导致我们追求一些所谓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其实是有问题的。
于是,王澍开始了“重返生活”之路。
王澍:我怎么样能回去,并不容易。其实有一段时间心里会空落,但慢慢就发现有东西从心里重新长了出来。你开始看到以前不太看到的东西。比如坐在湖边喝茶,你就能看到有个长凳上,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我就特喜欢,边喝着茶边看他。到有一天我在象山校园画图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一刻了。我就开始研究,如果我在这儿画个长凳,阳光会怎么晒过来,他不完全被暴晒,但他有时候能晒到太阳。风过来他应该不会着凉。如果人从旁边走过,这个角是有点儿安静的,不会打扰到他睡觉等等等等。研究完我就在这儿画了一个长凳。
等象山造好后,有天我坐在一栋房子里喝茶,然后就看到在那个时刻,有个人躺在那个长凳上睡觉,我就特别高兴。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生活的循环,当我看到生活里这个景象,开始喜欢它,到最后我设计出一个条件,然后有人开始按照这个意思继续生活。真是有一种幸福感。
王澍的建筑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在无所事事中找到幸福感的王澍,决定重回建筑界,开始读博士。
田川:所以那会儿您再去读博的时候,是什么转变了您的一个态度?因为您这么反叛一路走来,感觉要做这样的决定其实不太容易。
王澍:其实有个我很少说的理由,就是重归体制。因为我有很多年实际上已经出体制了,我很自由。但建筑不一样,如果你真想做比较大的工程,建筑本身是严重的受限于体制的,你不在体制里你是没有办法做,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读博士了,我重新恢复了社会身份,我重新有了这个劳保、社保,我开始正式地面对这个社会,开始挑战和实验。
属于中国的建筑语言到底是什么?
田川:您想重塑的中国本土建筑语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材质的运用,形态上的改变,还是说结构上面的转换?
王澍:你都说到了。它没有办法那么简单地描述。比如拿象山校园作为例子,其实没有人规定这个房子要造多大,多高。但我会很自觉地把整个校园的建筑控制在一定高度上。我称之为比树低一点的高度。将来树长大之后,一定都比我的建筑要高,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王澍的建筑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王澍:我所有的建筑其实都是在和这个山说话。有的建筑是端正的对着它,有的侧面看着它,有的对它喃喃细语,它就像是一个合唱。因为它比我要先到这儿,我对它的尊重是起码的。另外每个建筑单体,都像是跟阳光风雨有关的器皿。我做建筑其实跟做陶瓷很像,基本意识就是一个器皿。它是以一个器皿的意识来做的,会有风从里面吹过,阳光会下来,水会进来等等等等。
王澍的建筑作品 宁波美术馆
王澍:还有就是建筑中间一般来说都有院子或者是某种这样的空间。中国的建筑,有院子和没院子是一个标志。中国人的生活一定是发生在院子里的。没有院子,中国式的生活几乎不可能发生。当然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把中国的院子和园林,搞了一个混合。它两边又像,两边又不是,完了它就出了一点新的意思出来。
王澍的建筑作品 宁波博物馆
王澍:建筑实际上是一个生存空间。你面对这个世界,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态度,什么样的观念而生存,这才是建筑的根本。那么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或者一种文化,你在这几个问题上做什么样的讨论和选择,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名人面对面】
| 编导:伊帆
| 编辑:刘梦琪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首播时间:
周日20:30—20:55
重播时间:
周一
04:00—04:30
13:30—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