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256 篇推送
哥伦比亚的地区不平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大多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各类不平等问题,它们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隐患。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角度探讨不平等的根源,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最常见手段;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中,殖民地的烙印持久影响着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变迁,使不平等问题的成因变得更为复杂,矛盾更为尖锐,解决更为棘手。
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的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家,国内地区发展也呈现长达百年的不平等格局。Leopoldo Fergusson等人(2017)的论文“The Long Shadow of the Past: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olombia”从制度分析视角研究哥伦比亚地区长期不平等发展的根源,认为哥伦比亚后殖民时代精英们的权力角力,最终建立的是一个国家能力弱小、且在各地区分布不平等的民族国家,由于政治平衡的惯性,导致地域间经济制度的长久差异,最终导致地区不平等的发展被固化。
哥伦比亚的地区不平等格局持续200多年,穷地区恒穷,富地区恒富。17世纪90年代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今天相对富裕的哥伦比亚中部和东部地区,在当时就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1918年哥伦比亚的人口密度和识字水平数据、1950-2000年的GDP数据和2005年的贫困率显示,哥伦比亚的地区不平等具有持续性,在殖民时期晚期相对最繁荣的地方,今天仍然是贫困率最低、识字率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图1 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的变迁图
数据来源:18世纪末的人口密度,是采用托瓦尔等人 (1994)的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数量,以当时行政区划的省人口总数除以平方公里的面积得到省级人口密度数据。1918年的人口密度,是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除以2000年的行政边界计算的省级人口密度数据。2005年的贫困人口密度,是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OPHI)中的数据,按多维贫困指数计算得到。
固化的区域不平等是地理或是资源禀赋的差异所致?从后殖民时期的黄金产业,到1890年之后的咖啡产业,再到烟草产业,以及本土近代工业的兴起,自然资源所在地不断变化,却不能改变当地繁荣或贫困的长期路径。是交通困难所致?1790年到1910年,波哥大与Honda的交通方式从水路演进到铁路以及公路,却依然无法缩短两者的经济差距。即使在地区教育、城镇化率等现代化指标的百年变化中,都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作者认为哥伦比亚境内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地区差异,是导致区域长期不平等格局的原因。
首先,经济制度与地区不平等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在哥伦比亚充斥着暴力、流离失所者的贫困地区,对应的是不明晰的产权制度、匮乏的公共物品供给和无效率的司法制度,并持久存在。从地区经济制度的变更维度看,地区的经济制度演变在长期中是具有延续性的。在那些历史上奴隶制度不盛行的地区,大多是当今财产安全保障较高的核心地区,居民流离失所的比例也越低,是贫困人口也较少的原因(见图2以及图1右图)。
图2 经济制度分布的变迁图
数据来源:奴隶数据来自Acemoglu, Garc'ıa-Jimeno 和 Robinson (2012),是每10万居民中的奴隶数。产权数据来自 Instituto Geogr'afico Agust'ın Codazzi(IGAC),是2000年至2009年之间没有正式所有权或登记的土地比例。流离失所者的数据来自 Unidad para la Atencion y Reparacion Integral de Victimas (UARIV),是每10万居民中的流离失所者人数。
从公共物品的供给变迁视角看,历史上疫苗接种率高的哥伦比亚东部和中部、考卡山谷和加勒比海岸的城市地区,也是现今获得安全保障更多的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地区间分配较为固定,这种持久性与贫困人口与流离失所人口分布建立起对应关系(见图3以及图1和图2的右图)。此外,从司法制度角度看,司法效率(地区的法官人数和判案率)的地区分布与公共物品供给分布也类似,哥伦比亚外围地区的司法效率低下,与贫困率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
图3 公共物品供给分布的变迁图
数据来源:1918年的疫苗接种率数据来自1918年的人口普查,是接种疫苗的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暴力事件数据来源于Centro de Recursos para el Analisis de Conictos (CERAC) and Universidad del Rosario,暴力事件是在控制了人口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的数据。
为什么哥伦比亚某些地区的经济制度长期比其他地方更好?作者认为政治制度是更深一层的原因,确切的说是在国家形成之初,后殖民地时代各地精英在政治上的角力,不仅宏观上抑制国家能力的建设,还造成微观上国家能力在中央与地方上的差异显著,导致全国性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不足、地区间不平等发展。
从哥伦比亚建国开始,国内其他原殖民地区的精英们在与昆迪纳马卡省(今首都波哥大周边省)精英们的竞争中,就形成了一个超级联邦国家,而非中央集权制的国家。200年来,哥伦比亚外围地区的精英群体保持地方政治自主性,当地的市政府机构及公务员数量远少于波哥大为代表的核心地区。但核心地区的精英们则控制了国家意志,从图4中可以看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来自哥伦比亚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卡尔达斯、桑坦德、博亚卡、昆迪纳马卡、安蒂奥基亚等核心地区省份代表当选内阁部长的人数,越来越多于外围省份以及未被殖民地区。
图4 内阁部长指数变迁图
数据来源:内阁部长指数是用一个地区出生的内阁部长与地区人口的比例,除以当年全体内阁部长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因此,指数高于(低于)100的地区,其部长与当地人口的比率超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九世纪,使用184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二十世纪,使用的是199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因此,理解哥伦比亚地区不平等持续存在的根本点在于:一方面,在哥伦比亚的政治核心地区,掌权精英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宁愿维持弱小的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外围省份被排除到国家政治核心权力之外(见图4),期望国家能力外扩的诉求无法实现。
国家能力被局限于核心地区,而无法外扩至哥伦比亚的其他地区,国家经济投资和公共政策的受益地域呈现持久差异,即国家能力强的地区,产权更明确、更稳定,公共产品供给更多。如图5所示,早期市政府官员少的地区,延续到当代其国家能力(以当地政府机构的数量衡量)也弱,非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低。作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危害,更在于阻碍哥伦比亚的制度变革出现。
图5 政治制度与贫困的关系
数据来源:1918年普查数据,杜兰和迪亚兹 (1794) 和 Acemoglu等人(2015)的数据。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从制度视角解构了形成哥伦比亚地区长期不平等发展的形成,更表明未来哥伦比亚国家的建设,需要塑造强大的国家能力,实施解决地区不平等、摆脱贫困问题的制度改革。
文献来源: Leopoldo Fergusson, Carlos Molina, James A. Robinson, Juan F. Vargas, The Long Shadow of the Past: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olombi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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