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第三编 古典文明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到处都在提出、探讨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的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巧合。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性联结是商业联络。这是一个不仅货物流通各地，而且也是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四处漂移的时期。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

希腊- 罗马文明

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智者派的杰出代言人普罗塔哥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上绝没有绝对真理可言。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知识分类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

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一神教的东方膜拜仪式。

奴隶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有害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

印度文明

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之类的基本观念和制度有些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

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

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司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份，坚持并实施自己的主张。

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无法抗拒的手段。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明了训练或者修炼（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一些修行方法。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考底利耶

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所证明的。

中国文明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

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始皇帝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保存了下来。秦的迫害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补偿。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修筑的驿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

汉帝国繁荣了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到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

考试分三种级别（乡试、会试、殿试）举行，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不过，科举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中国史学家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代表上天进行统治。当皇帝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

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