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是L型、U型，还是W型？

编者按

未来的十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要创新政策自上而下的落实，也要中央、地方、城市、创新集群等各个层面的互动与竞争。

文 / 孙黎  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全球创业与创新助理教授 

中国经济的未来是L型、U型，还是W型？一个最大的挑战是：

能否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实现新经济模式的转换，发现新的增长动力，从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创新的挑战》，集结了多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思考与对话，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从乐观与悲观的角度将该书中多位学者的思想总结如下（表1）：

乐观论与悲观论谁赢？《中国创新的挑战》未给出单一的答案。

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则以翔实的调查与数据、精巧的理论，描绘出过去三十多年民营企业的兴起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制度，揭示出中国经济过去发展的“洪荒之力”。

这一原始而自然的力量，逐渐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创建出新的行为规则，例如私有财产、诚信、交换、信任、竞争、创新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作者是康奈尔大学的倪志伟教授与瑞典Lund大学的欧索菲教授，从这本书的理论出发看中国的未来发展，无疑是非常乐观的。

《自下而上的变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一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出民营经济在旧制度的夹缝中，如何从合作的社会规范、企业的资金运作、组织结构变化、产业集群的形成等，创建出新的合作制度。这些被冯仑誉为“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坚韧而执着，展示出不墨守成规的冲劲。

经济学家哈耶克称道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是人类合作文明的基础，这一自然发展、没有设计的秩序，可能在无意中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原始，即使这些民营企业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其他人也并不喜欢这种野蛮的力量，但这一扩展秩序不断学习、吸收乃至超越个人的能力，不自觉地成为中国经济体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

哈耶克说：“道德规范，尤其是财产、自由和公正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倪志伟与欧索菲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扩展秩序的演变过程，该书提出一个制度变革的多层次因果模型，有很强的解释力，例如中国正式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例如《物权法》，都是民营企业兴起多年后，在私有产权领域建立起合法性后，国家才正式出台的。

关于制度与个体之间是如何影响的，社会学家Coleman在1987年提出一个著名的“澡盆”机制，将宏观与微观联系起来，例如宏观的制度与微观的个体行为如何互动：例如，在图1中A→B是承包制开启了农民追求个体利益，如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卖傻子瓜子；B→C 是众多企业家的行动形成市场机制的基础；C→D 是这些非正式的机制上升为国家的正式政策。

倪志伟与欧索菲发现了区域内的企业间是如何发展出信任与合作的商业规范的，从B→C，再由C→D，对长三角涌现出的“市镇”规模经济活力提出了解释。自从马歇尔发现集群效应以来，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都认为发展非正式的制度，例如以信任为基础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对合约的守信、反对“流氓”行为、解决企业间的冲突或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机制，是集群发展、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基础。

Amin认为，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制度厚度”的支持，也就是社会网络中代表不同利益、调解冲突和互相协作的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商会、创新中心（孵化器）、金融机构、培训机构、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等等。这些社会企业的高度互动，可以调节各种冲突，造就一种集体文化，并在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代表地方利益的政治主张。

中国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民营经济的发展，未来就在于我们如何接受这件创新的礼物、制度的礼物，并将这件礼物从A→ B→C→D→A，转化成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

例如最近网上热议的深圳与上海的城市经济总量之争，深圳大学魏达志教授认为，深圳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将超越上海，这是因为深圳比上海的创新动力强：深圳90%都是民企和个体，而上海的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比重各占1/4。上海GDP在2015年虽然比深圳超出42%，但深圳在创新体制、企业素质、人口年轻化等上都已经建立起优势，长远看，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将超过香港与上海，成为中国最创新的城市体。

如果我们回到“澡盆”宏观-微观机制图，这场争议会看得更清楚：深圳在微观B→C的创业机制形成、建设与发展中，自袁庚精神、蛇口精神以降的创新基因，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创业胎记；从而在C→D中深刻地影响群体行为以至整个城市的创新政策，而这些创新政策在下一个循环A→B 中，将进一步影响来到这个城市的创业者信念与行为。

对比之下，秦朔认为，上海也有历史积淀的守信、规范的社会资本，会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发展，会展示出不同的城市发展路径。同样，阿里巴巴为杭州打造的电商创业基因，也引导杭州这个历史名城导向一个新的发展渠道。

这个动态的宏观-微观模型不仅可以预测中国未来各个城市的发展、竞争动力，也可以回应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未来的十年，既要创新政策A→B自上而下的落实，也要中央、地方、城市、创新集群等各个层面的互动与竞争。在万物霜天竞自由中，有多种制度模式共存、相互竞争、相互取长补短，创造出不同的激励结构，使各种最能激励创业家的政策在各个地方生根发芽。

从过去20年中国发展的历程看，中国的创业家只要给一点政策窗口，就能在B→C 激发出洪荒之力，打破许多禁锢，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然后在C→D 中改造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根本面貌。

为此，中国经济增长落后的黑龙江、辽宁等省份，也可以从宏观-微观，A→ B→C→D→A的循环中，思考如何激发自身地区创业家的洪荒之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中国大型企业的研发数据进行分析合成，发现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从2007年至2015年，这些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增长了120％，预计在未来五年在多个行业还会加速。

许多企业都在投资设计研发中心。中国在制药、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等创新密集型行业的全球营收份额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在高速铁路和风力涡轮机行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分别达到41％和20％。中国手机厂商，已经集体攻陷印度及东南亚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面向为当地市场而开发产品，转型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创新（见表2）。

忘记过去，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在这场各个省份、各个城市、各个产业集群、各个企业、各个创业家的共同赛局里，我们在寻找谁能胜出时，还可以听一下李宇春充满洪荒之力的舞曲《野蛮生长》：

天大地大

顾不得优雅

推倒最高的围墙

坚持野蛮的生长

他们都歌颂玫瑰香

我偏开出仙人掌

超越平庸的想象

不按逻辑的闪亮

……

本文全文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6年11月刊，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