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⑩ | 斯乔平：科学哲学如何塑造更好的“后人类”社会

科学哲学如何塑造更好的“后人类”社会

“无人文与社会科学控制的‘后人类’使得人类社会的毁灭变得不可避免……”长达1个月的邮件采访互动，俄语翻成中文2万字有余，84岁的俄罗斯科学院教授斯乔平分享着60余年的学术思考，每个话题均直面着当下人类社会的危机——科学知识是如何构成、基因技术与传统社会所折射出的两类文明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兼容、哲学如何在文化的世界观共相中引领未来、人文思考怎样联手会聚技术将“后人类”危机降到最低……缜密且严谨的理论推理，博大而深刻的人类关切，将这些问题由点到面串联起来，这位坐镇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家的洞见让人惊喜，治学态度让人动容。

斯乔平出生在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布良斯克州，该地南接乌克兰，西邻白俄罗斯，是连接东西方的兵家必争之地，与其故乡一样，他也历经了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变迁沧桑。早年求学时曾面临教条主义，工作后被官方哲学家们扣上“实证哲学的软弱性”的帽子，很长一段时间，他被禁止出国学术交流。尽管如此，斯乔平不改哲人应有的自由思考，其30部著作涉及科学方法论、科学理性、文化共相以及技术文明等论域，且极具原创性。

乌云总会被太阳赶走。当俄罗斯走出停滞时期之后，斯乔平一跃成为俄罗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2004年，他获得了俄罗斯联邦科技领域的国家奖，同时，国际哲学学院（巴黎）、国际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学院（德国）、国际科学哲学院（布鲁塞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均授予了他院士或外国院士的称号，其著作也被翻成多国语言。

“请不要让灵魂懒惰……灵魂应该劳作。日日夜夜，日日夜夜。”当哲学成为生活方式后，勤思而富于创新的斯乔平本身就是自己的杰出作品了。

哲学之缘与轨迹

文汇：尊敬的斯乔平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哲学家，从早年的科学基础、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机制、科学理性的类型、理论与经验的相互作用，到当前的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共相（cultural universals）以及技术文明论等诸多话题，您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建树。我们非常感激您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丰富的理论财富！

在当代哲学家中，您的视野和深度是不多见的。我们不禁对您的哲学探索之路充满好奇，您可否向我们介绍下您的治学经历？

斯乔平：我于1934年8出生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个教师家庭。二战后，父亲退伍并前往白俄罗斯工作。1951年我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哲学专业。中学时代，我既喜欢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时也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但哲学的发展史，我则知之甚少。也许是出于“希望更多地了解哲学”这个动机，我在大学时代选择了就读哲学专业。

大一时，我为自己制定了一项任务——学习和了解伟大哲学家们的主要著作。不久我才明白，这项任务已经超出了必修课的范畴，甚至涉及到了西方古典哲学史。但在第五个学年之前，我完成了这项任务。

大二时，我选择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作为我的专业。当时“科学哲学”这一术语尚未被采纳，而是被划分为实证论的范畴。那时，物理学是自然科学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我起初采用物理系教材自修，后获准在物理系听讲。同修两门专业，学习负担相当重。但我当时精力充沛，还是学校篮球联队和白俄罗斯大学联队的主力队员。我所有科目均为5分（五分制），只有一门课得了4分。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

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哲学教研室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储备高等学校的教员，必修科目比当今俄罗斯大学要多一倍。我的论文题目是《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性分析》。我研究了石里克（Moritz Schlick）、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弗兰克（Philipp Frank）、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等人的著作。我也啃了弗兰克的大部头著作《因果律及其边界》（Das Kausalgesetz und seine Grenzen）的俄文版。我越深入研究这些资料，疑问就越多。20世纪新实证主义流派创立的科学方法论作为严格的科学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它在当时的苏联官方文献中则被批判为违背科学认知的客观性。

那时，我没能发现新实证主义方法背后的基本假设。我写了论文的第一稿，虽然自己对此并不满意，但获得了教研室普遍的认可。但是我没有对文稿进行答辩与加工。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白俄罗斯理工学院哲学系当老师。我研究了艺术发展史的主要阶段，由此，我发现了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独特内在联系，以及文化的系统完整性。科学发展的所有特点和自治性都无法脱离科学所处的、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它使我意识到实证主义那些最隐秘的假定是什么。在写作论文第一稿时，我没能清晰地把握住科学的绝对自治的假定。我将科学视为超越科学的历史与实践发展的。基于这一立场，我重新修改，写出了题为《科学认知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与现代实证主义》的新论文，并成功地通过了论文答辩。我已经看到，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知识不仅仅是作为科学活动的产品，而且是手段和方法；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业已成为全球科学哲学的主要命题。

大约在60年代中期的七年时间内，我成功地研究了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成因等新概念，并发现了前人尚未论述过的理论建构。进行论证与分析需要对一系列经典物理学和非经典（量子相对论）物理学阶段进行历史重构，此处有两个论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磁场理论形成的重构与量子电动力学形成的重构。我的博士论文《物理理论的结构和成因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七年工作的总结。当时我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在哲学界非常著名，我的论文发表在苏联核心物理杂志上，以及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苏联科学院自然科技史所的集体专著中。此外，我还受邀在有一定知名度的研讨会上做报告。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通过的，并获邀在该校历史系哲学部任教长达12年。这12年，我获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我提出了科学基础结构概念，提出了科学世界图景、研究的理想和规范、科学的哲学基础等研究论题。这些新结论更为深入地诠释了哲学在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功能，全面地分析了哲学作为本体论化的条件在勾勒世界科学蓝图中的作用，以及论证科学合理性在从经典哲学走向非经典哲学变化过程中的科学理想和规范。

上述分析着重强调了哲学的预测功能需要新的文化认知。我建议将文化视为复杂的人类生命活动（人们的行为与社交）和超越生物进化的历史发展系统。

如此宽泛的科学哲学任务是哲学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科学的社会决定论预设了在文明与文化不断变迁的语境下，科学知识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这个问题成为我新一轮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1987年我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出任苏联科学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一年后，出任苏联科学院（从1992年起改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此任共18年。1994年，我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从2006年起至今我一直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工作，负责协调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六个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总结一下我如何走上哲学之路：我想不是偶然的。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逐渐地变成我的生活方式。我得到的一些新结论通常无需长久思索就会出现，甚至有些是需要花费许多时间进行论证的推理假设。也许，这就是某种创造力吧。20世纪一位俄罗斯著名诗人扎博洛茨基在自己创作的一首诗中写道：“请不要让灵魂懒惰……灵魂应该劳作。日日夜夜，日日夜夜。”

文汇：您的经验可以复制给当今的俄罗斯年轻人吗？

斯乔平：我想每代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经验和问题。今天考入大学的年轻人将生活和工作到本世纪中叶，如果考虑到今天社会的迅速变化，很难预测他们将面临的具体生存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的深刻变化将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关注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涵义和价值取向。这一问题已是哲学分析的对象，需要进行系统的思维推演。这种思维本身不会自己出现在日常的意识中，它是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括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特殊学习过程。

我这代人能够看到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富有成效的平衡，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量学时培养了学生论证和推理判断的能力。

在担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期间，我根据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教务处的建议，开设了“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认知”这门专修课。通过观察，我发现具有系统思维能力的年轻人真的变少了。

许多大学新生热衷于辩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论证能力极差。对此，我不得不多次提出哲学需要区分意见和知识——古希腊思想家早就教导我们，“我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意见”之类的言论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个观察是：在考入哲学系的新生代年轻人中，掌握足够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且有志于专攻自然科学哲学的学生人数急速下降。毫不奇怪的是，最近20年，哲学知识领域的答辩论文数量减少很多，这同样是被不成功的教育改革打压时代下的结果。

人类对会聚技术（编辑注：指当前迅速发展的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认知科学这四大科技领域的协同与融合，四大领域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NBIC）的掌握正在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但是与此同时，该技术会产生危及生态与人类的新地带。因而有思想、有责任的人物的诞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学者曾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理性思维及其表现模式正逐渐被压缩，绝大多数居民热衷于简单知识、娱乐和个人休闲。

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形成于人们的“短期意识”中。人们带着这一意识轻松地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不经过任何推理，经常不会发现自己语句中的逻辑矛盾。现代信息工具广泛采用的电脑、网络、手机、因特网与“短期意识”完全和睦共处。持这种意识的人善于幻想，但不愿意思考。用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的话来说：“幻想容易，思考难”。

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破坏文明生活根基甚至于人类自我毁灭威胁的今天，探索新的、有希望的教育途径将成为保护和发展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个因素。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不少中国学者是通过《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这本英文译作了解您的思想的。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部代表作和相关研究成果。

斯乔平：200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理论知识》是我第11本哲学论著。之后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和英语。它是我20多年的研究总结，除了科学认知结构和历史进程等论题之外，还增加了新的观点。

两本著名的俄罗斯杂志《哲学问题》和《科学》联合举办了有关这本书的圆桌讨论会，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圆桌会议。相关的讨论结果发表在《哲学问题》杂志2004年第一期和《科学》杂志2003年第三期。

评论者认为，《理论知识》一书的作者制定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三个原则结合在一起：1）认知的活动环境原则；2）认知的社会文化确定原则；3）作为复杂等级系统的科学知识研究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地体现于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动态的新方法之中。在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里面，理论与经验是相分离的。然而我的立场是将科学学科（包括与之相关的经验主义知识）的整个理论知识系统视为一个基础单位。不仅在某一特定学科内部，而且在跨学科的互动中，该方法均可促进新的科学理论分析。

评论家意识到，我提出了一个分析科学理论形成过程的新进路，即理论形成的过程是通过遗传建构的方法来实现的，该方法建立于思想实验与理论建构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视角出发，就必须考虑提出假设，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主义论证过程。分析过程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的操作流程，该流程保证了作为未来理论核心的假设模型（通过有相关领域的真实实验做支撑）与诠释该理论所需的测量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该套操作称之为：假设的建构论证。它在此前的科学哲学文献中尚未被描述过。

建构的基因方法论不仅澄清了理论的建构过程，其后续运用将进一步解释和预测新的事实。这些解释和预测并非理论的演绎，而是基于提出和解决理论问题而得到的。这一点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理论研究的范式作用中已有定论。库恩指出：在解决理论任务时，研究者依赖于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典范样例，并且这些样例内在于理论之中。

但范例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包含在理论组成部分之中的呢？这个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中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考虑“假设的构建论证”——由于构建一个发展理论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解决问题的范例——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过程在我重建麦克斯韦电动力学构造史时曾演示过的。

虽然在《理论知识》上系统陈述了，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得出上述结论。在注意到库恩科学革命研究中的积极方面后，我提出了新的研究进路：范式转换应该借助发现的逻辑来加以描述，而非依托心理学。此外，不同于库恩的解释，我认为科学范式的历史类型之间的接替关联是能够被严密地观察到的。

评论家们强调，该方法导致了两个新的方法论结果。其一，在论及不同科学领域成就之间的范式转型时，分析了库恩“没有异常的科学革命”和“科学学科中的危机”这两个理论中未能覆盖到的学理。

其二，区分局部科学革命（只是修改了科学基础的特定部分）和全局科学革命（彻底地重组了科学基础的所有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世界的科学图景，研究的观念、规范及其哲学基础）。全局革命的特点是几种科学理性之间的更替。在我看来，科学理性的类型可以区分为：经典理性、非经典理性与后非经典理性。

在界定各自研究对象的系统组织的本性时，不同类型的科学理性亦存在着差异——经典理性中简单的机械系统、非经典理性中的复杂自我调节系统，以及后非经典理性中的复杂自我发展系统。相应地，当我们从事解释活动的时候，每个研究的观念、规范及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所反映出的理性类型差异，都可以被我们追踪到。

文汇：可否谈谈您的其它作品？

斯乔平：我共发表了约800份学术作品，其中有30本书（24本专论，6本教科书）。这些作品中，有些书籍和文章以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形式，在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丹麦等国发表。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科学哲学问题的。《理论知识》出版后，我的研究重点放在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问题上。今年年初，圣彼得堡出版社出版了我最近写成的一本大部头专著《人类、活动、文化》，共计800余页。这部专著总结了我在上述哲学知识领域里的研究成果。

在本书开篇，我首先将“社会现实的现代图景”解释为“世界的科学图景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中，“自然发展”的观念与“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化”的观念被整合在了一起。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该系统通过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这三个主要的子系统的互动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此外，本书还讨论了文化在人类生活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在社会生产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并探索了它们的内在逻辑。

本书特别强调了文化遗传密码的问题，明确了不同形式文明的特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发展之间的融合。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明发展形式”的概念。在1992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人类学和科学哲学》一书中，我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概念。《理论知识》里亦有一小段相关的提炼。在《人类、活动、文化》中，我对该概念做了新的补充。

文明发展的不同类型预设了文化认同以及文明类型之中某些不变的、核心的基因代码。它们可以确认一系列基本的世界观意义和每个文明发展形式的价值观。

社会历史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传统形式，产生于从氏族社会向第一次古代文明过渡的时期，持续了几千年的历史。第二种文明发展形式很晚才形成，以历史学的标准来看，该文明产生于几百年之前。西方总是根据产生的地区提及这一文明，但是现在该文明已经遍布全球。我将其称之发展的技术基因类型，因为技术和后来的科学技术进程在该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交系统。

技术基因发展形式的基本价值观形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这些价值观包括：1）将人视为积极改造其周遭环境的行动主体，把实践看做一种创造性活动——创造人类消费所必须的新对象、新状态和新进程。技术基因社会的文化明确了创新之于传统的优先性；2）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将自然视为一块可以无限耕种的自留田地，里面的资源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理性价值观被科学理性所统摄；4）形成了主权自治的个人思想；5）人类对客体（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的权力控制思想。

所有传统文化都无法接受这些重要的思想和价值观体系。在他们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解方式是把世界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人类是有机体当中的一个部分，其任务是努力与世界和平相处，而非沦为自身权力的附庸。居于首位的不再是创造性的工作，而是可再生的活动。传统在创新面前具有不可争议的优势，科学理性不再主导所有类型的理性。在此，科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图景，而是将自身的知识与当时盛行的宇宙宗教神话以及哲学图景协调在一起。个人的身份通过所属的种姓、氏族或财产来确立。权力被诠释为一种个体依附性的状态（例如，家族首领的家庭成员，或是君主国家的臣民）。

技术基因社会与传统社会共存了很长时间。但是随后，技术基因社会在发展中超越了传统社会，并开始对后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结果，许多传统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赶超升级的措施，将自身引向技术基因发展道路。于是出现了俄罗斯之路、日本之路、中国之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没有消灭这些社会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在技术基因文化的价值观影响下进行的。因此，传统价值观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主导意义。

文明发展的技术基因类型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生态和人类学层面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这些危机的激化可能会导致文明生活基础的破坏，甚至毁灭整个人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必须对发展战略进行彻底改变，也就是说要寻找新的价值观。本书从常识、艺术、科学、哲学、法律意识和宗教的各个侧面分析了技术基因文化的现代转型，并论证了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了某些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本书也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文化的当下发展趋势。“文明变革时代和俄罗斯文化传统”这一章节便论及了该问题。

我认为，在《人类、活动、文化》一书中，我对于社会发展的相位变化（phase transitions）的新解释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种转变通常用现象性的、整体性的方式加以描绘，犹如从动态混乱中突现的秩序。这本书尝试在自我发展系统中对此类转变进行描述，我区分了相位变化的三个连续阶段，并确定了它们的显著特征。

文汇：在您从事的具体研究中，谁的理论和观点对您的思想产生了积极作用？

斯乔平：如果是指俄罗斯哲学研究领域，那么我可以说，首先是“行动进路的发展理论”（格里高利·谢德洛维茨基和埃里克·尤金）。从上世纪后半期开始，苏联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逐渐融入世界哲学研究中。后实证主义出现后，我们和西方开始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部分是相似的。我非常了解60-70年代后实证主义文献，尽管这些文本在形成问题方面对我有些影响，但是很难说其中的某一个概念左右了我的研究。

文汇：您是明斯克方法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请问您可否结合亲身经历，谈谈您对学术共同体的看法？

斯乔平：上世纪60-80年代，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一些合作紧密的研究院校，它们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罗斯托夫、基辅、第比利斯、埃里温、阿拉木图和明斯克。

明斯克方法论学派形成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的核心主题是研究认知活动在社会文化决定论方面的特点，重点是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和基因组。参与研究工作的不仅仅是来自明斯克的学者，苏联许多城市的学者亦有加入。这些研究成果基本发表在哲学核心期刊和白俄罗斯大学出版的“文化体系中的哲学与科学”系列丛书上。该系列丛书是名副其实的，刊载过许多苏联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文章。从事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们所展开的交流水准非常高，各个学派之间合作紧密，促进了高凝聚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很遗憾，苏联解体后，学者之间的联系减少了。90年代，我们与欧美国家同行的私人交往要多于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的哲学家们之间的联系。9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这些联系开始增加，但是过去那种凝聚力很强的学术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了。

文汇：有关“俄罗斯哲学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俄罗斯哲学是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哲学”的争论总是出现。可否结合俄罗斯哲学的当前现状，谈谈您对俄罗斯哲学未来的看法？

 斯乔平：现代俄罗斯哲学已纳入世界哲学的发展之中。俄罗斯哲学有许多流派和种类。我认为，之所以提出“俄罗斯哲学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是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哲学”这些问题，其本身是对我们时代的俄罗斯哲学研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我们时代的俄罗斯哲学研究中，可以找到保持科学合理性传统的近似后现代化、批判后现代化和反后现代化的研究内容。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完成的系列丛书之中就体现了这些内容，这套系列丛书的标题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哲学》，共达20卷。第一部2010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俄罗斯哲学的继续：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第二部2014年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哲学问题和讨论：现代观点》。今年，该系列书最后一册的英文版已由美国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思考现代文明的挑战、形成防止生态和人类学危机进一步恶化的策略，以及构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之基础的新型价值观。今天，俄罗斯哲学在哲学研究的所有主要领域，都成功地取得了发展。

最后，应该明白的是：制定新世界观的核心任务是庞大和艰难的，没有人可以独立完成。它需要东西方国家的哲学家们（包括俄罗斯哲学家）一起通过共同合作来实现。

我看世界哲学大会与中国哲学

 文汇：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 (Learning to be human)。您对这一主题有何看法？

斯乔平：如果我们思考现阶段文明发展遭遇的危机和不确定性，以及今天人类面临的危险境遇，那么本届哲学大会的主题便是极其现实的。从1988年至今，我参加了所有的世界哲学大会。今年，我收到了来自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科学、技术与环境（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圆桌讨论会的邀请，将以受邀报告者的身份做报告。届时，俄罗斯学者们将组织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文汇：您在已发表的文献中多次提及了中国思想，尤其是“道”（Tao）、“无为”（Wu Wei）和“阴阳”（Yin and Yang）这几个概念。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文明，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中国哲学或文明有什么期待吗？

斯乔平：我多次去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中华文明的特点应考虑其发展的两个阶段，一是传统文明的发展阶段，二是技术基因文明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向技术基因文明的发展阶段过渡，采纳了一系列能够保证该发展进程的有价值的理论，这些理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中。我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拥有自己独特的、带有文明发展技术基因的独特价值。

原则上，技术基因文化的主要价值与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不相容。但是，我们却在现代中国发现了相容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儒家思想的补充。在解决技术基因发展的危机中，可以从探索新价值的角度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结合。在今天，追求急速创新改革进程的理念被可持续的理念所取代，但是那些创新方案并没有破坏传统，而是有选择性地、逐渐地改变传统。

还有一个观察是：许多过去推翻技术基因文化的传统思想，例如与科学相悖的谬误，突然开始与科学前沿新思想产生了共鸣。

我通常会分解为三个方面：其一，东方文化（与大多数传统文化类似）总是从人类生活的自然世界角度出发——人类的栖息之所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而非一块能够被反复耕种与翻新的客观无机之境。关于全球生态系统的现代观念得到发展后，揭示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完整的、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有机体。

其二，符合人类发展系统的客体，要求特殊的活动战略。这些系统具有协同特征，在这些特征中非强迫性互动与协作效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微小的影响都有可能彻底改变系统的现状，产生新的可能发展轨迹。

在这种系统发生作用的情况下，用人为外力去改变客体的行动并不会总是有效。在单纯扩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系统可能会复制一套相同的结构，而不是产生新的组织结构和水平。但是，在非稳定状态中，对称点中经常会有微小的影响，犹如刺在一定的空间时间位点上，通过合力能够形成新的结构和组织层级。这种影响方式让人想起“无为”原则，该理论认为，任何微小影响的产生，都与世界节奏的感知相一致。

其三，在复杂的、符合人类标准的系统活动策略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真理与道德的整合形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合理理由是道德基础。当人们问苏格拉底如何过上有美德的生活时，他回答说：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美德。换句话说，关于美德的真知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标准。

中国的文化传统则完全是另一种方式。此处，真理没有脱离道德，理解真理的条件和理由完善了道德。同样，中国古代文化中“道”的意思就是法则、真理、道德和精神生活方式。

在技术基因文化中，人类活动主要是从外部改变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另一种人类活动方式，它是克制和自我教育，它们符合保持人类与世界之间的传统和和谐思想。

我认为，现在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价值，应该是将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方向协调融合起来。哲学中体现的中华文明和文化能对这一进程做出积极的、可贵的贡献。

文汇：您曾指出“哲学是对文化的世界观共相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您可否多谈一些？此外，您如何看待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关系？

斯乔平：“文化的世界观共相”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主题。

人类活动会受到两类程序的调节：第一种是作为先前生物进化后果而产生的遗传程序；第二种是在社会进化中形成的调节人类活动、行为和交流的超越个体生物层面的文化程序。

文化调节积极地反向作用于生物程序。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保证了文化的系统整体性？质言之，构成其系统性的基础又是什么？

在我看来，答案是文化的世界观共相（在不少场合，它们也被称之为“概念”或“文化范畴”）。具体而言，是“人”、“活动”、“自然”、“个性”、“合理性”、“权利”、“传统与创新”、“善与恶”、“自由”、“公正”、“希望”和“爱”等等。

世界观共相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领域。它们贯穿于所有文化，出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它们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方的前提，进而编织成一个整体的网络系统。该系统既展现了在相应历史时代中人类的生活图景，同时还定义了当下人类日常意识的范畴结构。

世界观共相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职能，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之中的基因，共相之间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类社会生活的基因组。正如新的生物物种的出现离不开基因组的变更，社会有机体的彻底变革无法与那些表征着世界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意义的文化基因代码相分离。

马克思主义社会原理里，经济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生产力的发展是技术革新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生产力水平和过去旧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两者的更迭、促成旧有的宏观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代表了特殊社会组织类型的新型社会与经济构造的出现。

在这一社会变革的图景之中，许多社会进化的现实特征展现了出来。先前处于主流的价值观会发生改变，进而生成新的价值导向和世界观共相的新意义。在上述变革结果转换为群众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生活世界新图景的基础之前，不稳定的局面、矛盾状态以及诸多社会力量的角逐将会长期持续。相对于改变社会的宏观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精神革命总会先发生。

在社会的发展中，总会出现一些时期——先前建立的、用以表达普遍的文化共相系统的意识形态不再能够保证社会必要活动的再生产与融合——届时，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在新的世界观意义之中寻求出路。

哲学的社会使命在于解决上述问题。哲学借助理性地理解文化共相、批判性的分析方法以及在这条路径上构造新的世界观观念，来探寻新的世界观指向。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共相被转换成了哲学范畴。

哲学知识会导致新的意识形态观念形成，进而促成文化的突变，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革做准备。为了形成新世界观的理论核心，哲学就要引进一些更够服务人类的、描述生活方式的新观念。当我们将概念表征视为价值观，并为之做出论证时，这些概念便像意识形态一般起作用了。当转折时期出现的时候，这些观念便获得了实践意义。于是，它们成为了政治评论、艺术批评、文学作品、新型宗教以及将道德、政治和司法观念引入社会实践的动力和催化剂。所以，从哲学抽象的高度的角度出发，新的范畴意义渗透至文化基础之中。哲学观念与情感内容共生，并且相融于文化的世界观共相。

美国宪法的创设者们对洛克思想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洛克的诸多想法（人权、权力分立等）在美国宪法创设之前就已经形成。

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自觉意识，它积极地影响着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如果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类比法，那么哲学可以被表征为一项基因工程——创造社会生活之未来状态的可能性基因。

哲学的结构预测功能清楚地体现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变革时期和新型文明发展的形成时期。近三十年来我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证明：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彻底变革的时期，将会出现一个调节人类生活实践的新型价值系统（精神性模型）。就彻底转型的程度而言，该时代可以与“传统类型的发展向技术类型的发展的转变”相比较。但是，如果第一阶段的转型持续了一个世纪，那么在当前的条件下，转型将会加速进行。

在现代文化的变迁之中，哲学必须找到新价值的增长点，并使这些新价值能够成为未来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此时，主要的目标出现了——一个对现代哲学，甚至不仅仅是哲学，而是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系统而言都异常重要的任务。

文汇：您在分析生物技术与人类文化时，曾谈及“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请问您可否就此概念，以及人类的未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斯乔平：今天在谈及包括现代生物技术在内的“会聚技术”的发展前景时，我们往往会将其与实际应用的取向相关联。比如治愈那些早先让医生束手无策的遗传疾病，再比如培养各种不会被免疫系统所排斥、能够代替受损器官并进行移植的干细胞。医学领域正运用现代技术，展开了延长人类寿命的现实前景。

但是当前的技术发展并未对风险形成足够的重视，其中最为危险的，莫过于对人类进行极端的生物-控制论转换。所谓的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便应运而生，该立场基于信息和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仅仅将人类视为追求更高思维进化阶段的中介。接着，这条进路开展出了新的向度，即“后人类进化”（post-human evolutionary）的线索。

超人主义者对于人类未来的预测，存在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遗憾的是，此类可能性是无法被排除的。

运用基因技术，设计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生物个体，用以执行那些既严苛又精细的任务的研究趋势，将会彻底地改变公共生活的结构。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转变成类似于蚂蚁窝这样的昆虫族群。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均由基因程序控制着，就像兵蚁、工蚁和蚁后等等。

人是生物社会性动物，其生活行为被两类相互关联的程序所规定——生物基因程序和文化程序。如果人类生命活动的生物基因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变更。人类在成千上万年间的社会演化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也将遭到破坏。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指出：如果生物转换彻底地创造出一类不同于任何“后人类”的“准-种族”，那么法权平等与人权的价值就失去了意义。

仅仅把人类理解成市场关系的对象和手段，无异于替最危险的“生物-控制论的现代化”技术开辟了道路。现代市场原则上已经准备接受这种人类的“生物-控制论式的完善”技术。该技术既能收获巨大利益，又可以在工程、新材料制造和计算机研发等领域里带来技术创新。

在此情形下，分析风险与评估意义的重要性便急剧增大。在探索和掌控那些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复杂发展系统时，专门的审查就成为了研究与技术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

人文与社会专业知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知识中是否应用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现实成果，由此形成了以解决具体研究和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综合体。

在不久的将来，当人类熟练地掌握了会聚技术之后，仍然需要用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人类在那时候将面临的新问题，而问题本身应该由所有的人类生活实践领域来共同定义。

由是观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著名民俗学家和文化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断言：“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世纪，或者它将根本不存在。”

文汇：非常荣幸聆听您的见解，期待您在世界哲学大会的“科学、技术与环境哲学”专题会上做主持和报告。我们北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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