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由“技术立国”到“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文|周程

一、日本的“科技创新立国”

1995年已作为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载入史册。这一年的11月，日本国会罕见地一致通过了一个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在《科学技术基本法》提案理由说明书等文件中明确提出日本将以“科技创新立国”作为基本国策。

为落实〈《科学技术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内阁史无前例地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这份基本计划中，日本政府决定∶持续加大科学技术研究投入，逐渐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开发的软硬环境，切实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创造性的基础研究能力。该计划还明确了这样几项数字目标∶1、在今后的五年里，政府将把科学技术研究投入总额扩大至17万亿日元规模；2、至2000年底为止，政府将完成资助1万名博士后的人才培养计划；3、将在计划期间内尽早实现为每名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每2名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配备1名研究辅助人员的目标等。

第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期满后，日本内阁又于2001年3月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这份新的五年计划中，日本政府确立了新世纪初推进科技发展的三大方向，即以“科技创新立国”的实现作为基本国策，努力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以知识的创新和活用为世界做贡献的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能让国民安心、安全地过上高质量生活的国家”。据此，新基本计划突出了这样的思路∶在重视推进基础研究的同时，对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环境、纳米技术和材料等四大与经济发展、国民福祉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重点投资；在将今后五年的科学技术研究投入总额扩大至24万亿日元规模的同时，对日本的科技创新体制，例如研究开发系统、人才培养方式、产官学间的联系机制等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耐人寻味的是该计划还明确了这样一项数字目标∶今后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的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达到30人程度。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走“技术立国” 之路。为什么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要改弦更张、采用“科技创新立国”这一新提法，并积极行动、贯彻实行“科技创新立国”这一新战略呢？日本这一战略转变，对正在大力倡导科技创新的我国来讲，有何借鉴意义？以下，笔者想就这些问题做些粗浅的探讨。

 二、“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提出

 日本之所以于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矢志走“科技创新立国”之路，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人口的老龄化、产业的空洞化、赶超战略效力的衰弱以及改善国家形象的需要等。

 1 人口的老龄化

 如众所知，日本很早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由于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自1981年起持续负增长，致使15至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自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之后开始逐渐减少。这期间，虽然在提高社会劳动参加率、特别是女性劳动参加率方面，日本政府和企业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日本的实际劳动人口、或曰劳动力人口自1995年增至6666万后，仍不可避免地开始下滑。据日本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测算，到201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降至6188万，即减少近500万；2020年时，劳动力人口将大幅下降至5668万，即比1995年减少1000万（见图2.1-1）。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使日本很难依靠增加劳动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事实上，90年代，劳动量对日本经济的贡献度已经变成负数。这一点，在占据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一以上的制造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相呼应，日本社会中的65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正在不断增加。从图2.1-2中可以看出，2010年前，日本的老龄人口比例将会突破20％；2020年时，这一比例有可能攀升至25%以上。

老龄人口增加的结果是社会医疗养老支出日益膨胀，居民的储蓄率越来越低。据日本经济计划厅统计，1975年，日本的居民储蓄率超过了20%；但至1990年，居民储蓄率却降到了15%以下。由于日本的市场保护过严、生产流通成本过高，导致外国资本很难、也很不愿意进入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居民储蓄率持续下滑，那么日本政府想依靠加大资金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总之，对日本政府来说，可用做推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已经非常有限。由于加大劳动量和资本的投入难度越来越大，因此日本政府只得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Factor Productivity）上多下工夫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手段有两个∶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即进行结构改革，将资源由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即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使等量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得以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既然科技创新是推动日本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那么日本社会各界对其投以关爱的眼神、寄予特别的希望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2 产业的空洞化

近年来，随着以国际互联网为先导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普及以及空运、海运等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正在迅速走向一体化。受这股潮流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抢占新兴市场，纷纷将自己的生产据点、乃至研究开发机构转移到海外，从而使本国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浮出台面。

图2.2-1显示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近年来的海外生产比率推移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仍低于美国和德国，但是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步伐已明显加快。这一点，在那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日本电子与信息科技产业协会统计，1991年时，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的日本企业只有840家，但至2000年，则迅速增加至1263家，其中在亚洲地区由492家急增到871家。

企业在将部分生产据点转移到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之后，当然会将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转移到海外，当然会对国内的生产过剩人员进行精简。特别是那些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之后，往往还会削减在国内采购的零部件的数量及种类，从而导致国内中小企业的生产萎缩与人员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紧随大企业之后移师海外。中小企业追随大企业纷纷出走，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产业空洞化。

产业空洞化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国内的失业率不断上扬。从图2.2-2中可以看出，日本92年的失业率仅有2.2%，但是96年的失业率便急速攀升至3.4%。短短四年，失业率便增加了1.5倍以上。糟糕的是此后四年日本的失业率又增加了将近1.5倍。

产业空洞化还将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即使卯足劲扩大内需，因许多生产据点设置在海外之故，未必能有效地促进国内的生产。可以说，只要日本的大型企业仍在不断的减少国内的采购定单，日本中小企业接受定货不足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如果日本中小企业无法恢复生产活力，那么日本的经济就很难实现高速增长。

简而言之，日本的一些大型企业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众多中小企业和多数国民并未从中获取太多的实惠。相反，由于产业的空洞化，企业和个人还不得不承受由此造成的国内生产需求下降、失业率上升的冲击。然而，经济全球化毕竟是大势所趋，日本政府和国民无法逆向操作，很难对企业为了生存发展而将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的行为加以指责。他们能做的只是在承认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努力遏止产业空洞化的发展势头。怎样才能实现这两个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目标呢？答案是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孵化新产业。唯有此，日本才能在企业纷纷将落后产品、夕阳产业，甚至将部分先进技术转移到海外时，仍能依靠新兴的高技术产业来维持住国内的经济活力和雇佣需求。

3 赶超战略效力的衰弱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崛起，与其注意发挥技术后进国的优势，积极采取模仿欧美、追赶欧美的科技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为迅速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这一时期日本企业采用多种不同方式，引进、消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生产技术。

引进的技术虽然不能象自主创造的技术那样为日本企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但是它可以降低企业的研究开发成本，而且只要企业能够运用这些海外技术生产出比欧美更便宜、质量更高、功能更多的产品，那么企业照样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战后、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企业在引进欧美工业生产技术方面一直乐此不疲。

盖尔蒙（Gellman）公司曾应全美科学基金会（NSF）的请求举行过一项调查，其结论是∶西方发达国家1953至1973年的20年间形成的最有影响的500项技术创新中，由美国完成的占63%，由英国完成的占17%，由西德和日本完成的各占7%。这500项技术创新中，属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有100项，属于改良性技术创新的有121项。100项突破性技术创新中的65件是由美国完成的，25件是由英国完成的，3件是由西德完成的，由日本完成的只有2件。在121件改良性技术创新中，由日本完成的也只有10件，其余的则是∶美国98件、西德8件、英国2件。尽管这一时期，日本并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注目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就，甚至也没有取得多少改良性技术创新成就，但日本通过大量引进、消化、吸收欧美的科学技术成果，仍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于60年代后期超过了西德，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强国。

然而，进入90年代后，过去那种利用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节约研究开发成本、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

1、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在不少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欧美。由于在众多技术领域，日本已不再是追随者，而是一个领先者，因此可供日本引进、模仿的外国先进技术比重越来越低，需要日本自行开发以确保领先地位的技术比重越来越高。

2、世界已进入了以速度取胜、而不是单纯以规模取胜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当某种高新技术产品被投放到市场之后，别人再以其同类型产品、或其改良性产品同其竞争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一点，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微软公司的视窗系列产品可以说是其典型的例证。当改良性技术创新很难象过去那样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时，那么人们的视野便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突破性技术创新上来。

3、技术大国美国加大了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冷战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出于一致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美国对资本主义经济圈内的企业间的技术转移基本上持肯定、支持的态度。但是，进入冷战末期之后，由于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强大到足以对美国企业构成严重威胁的地步，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例如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扩大专利受理范围等来增强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这样，日本企业引进美国技术的成本和难度便随之增大。

    要而言之，对日本来说，依靠大量地廉价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来促进本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日本不及时地实施科技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彻底改变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和独创性自主技术开发的做法，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不可能再次恢复高速增长。

4 改善国家形象的需要

 1980年以来，日本每年的研究费投入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来没有低于过2%。岂止如此，进入90年代后，日本每年的研究费投入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还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单就研究费投入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项指标而言，日本并不逊色于欧美等国。但是，若对日本的研究费来源渠道和组成结构作一深入分析，人们便会发现日本在研究费的投入问题上与美欧等国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图2.4-1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推移情况。很明显，90年代前，日本政府投入的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重远不及欧美等国。尽管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是它们的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仍然高于日本。

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越低，则民间投入的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例就相对越高。一般来讲，民间研究费大多用于支援短期内能为企业组织带来高额利润的技术开发、或应用研究，政府研究费多用于支援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学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是故，一国的政府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例过低，则意味着该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偏少。图2.4-2显示了1998年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费分配使用情况，很明显，日本的基础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重低于法国、德国和美国。

 基础研究同注重投资回报、短期效益的技术开发不同，其成果往往都是以论文报告的形式予以公开发表，从而变成全人类都可分享的精神财富。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不肯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不愿意为增加人类共有的知识财富承担更多的义务，只在使用欧美的基础研究成果从事商品开发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因而自冷战末期开始不断遭到欧美等国的指责，并被戴上了“技术上的巨人科学上的矮子”、“搭便车者”、“创造力贫乏的国度”等帽子。显然，欲摘掉这些不名誉的帽子，日本不加强基础研究不行。

再者，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大国意识有所抬头。为了赢得各国人民的尊敬和信赖、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渴望能象欧美等国一样为人类贡献出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要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宣示在未来的50年里应力争使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达到30人程度这一数字目标了；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要强调加强地球环境问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的预防问题、能源和粮食危机等问题的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了。显然，无论是从事地球规模的科研课题研究，还是培养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巨匠，日本都有必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总而言之，对日本来说，加强基础研究，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既是国际社会的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加强调提升科学技术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的基础研究的能力。

 三、日本的启示

 通过上述考察，结合思考我国的科技创新问题，我们形成了如下几点认识∶

 1，虽然中日两国都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是两国在提出这一口号时所处的经济环境是不同的。由于日本已很难依靠加大劳动量和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它不得不集中主要精力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点上大作文章。换言之，对日本来说，强化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已与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一起成了推动经济再次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源供应充沛、居民储蓄存款总量持续走高、外国投资大量涌入。因此，我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靠加大劳动量和资本的供给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还有，尽管我国的失业率情况也相当严重，但是我国不存在产业的空洞化问题。相反，跨国企业正在争先恐后地纷纷进驻我国。因此，我国解决失业率问题的途径还很多，既可以利用孵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方式来增加雇佣，又可以利用国际分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来提高就业率。

总之，虽然我国同样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其紧迫程度与日本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追随别人。

2，虽然日本很难再继续享受技术后进国的利益、但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一段技术距离，因此我国完成可以象日本过去那样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技术跨越。日本今天之所以强调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致力由“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注重创新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是因为日本的整体技术水准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因为技术引进完全失效之故。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我国，如果能有效利用技术后进国的优势，积极引进、消化、吸收、改良西方的生产技术，在短期内迅速缩短同西方的技术差距是完全可能的。的确，在大竞争的时代，任何一个居于优势的国家都不会将真正的先进技术拿出来转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片面地认为只有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特别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力度，才能摆脱西方的羁绊、迎头赶上西方。石油危机前的日本的历史表明∶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有时比技术创新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3，虽然基础研究的成果能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并能促进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但是基础研究的突破并不一定能导致技术开发的成功，因此基础研究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有限的。如众所知，技术创新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线形模式（LinearModel），另一种是链形模式（Chain Linked Model）。线形模式给人的印象是技术创新起始于科学发现，然后经过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等阶段，最终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整个创新过程是单向直线型的。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森伯格（N.Rosenberg）教授等人提出了异议。非线形模式的主张者们认为技术创新肇始于市场需求，有了市场需求才有开发，开发过程包含着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若干阶段，为了解决各个阶段的技术问题，人们才求助于科学研究。显然，如根据线形模式，则基础研究才是最为根本的；若根据链形模式则基础研究远不如产品开发、工艺开发来得迫切。前已述及，日本战后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却获得了高速增长。如就此而言，链形科技创新模式更符合实际。

此外，一般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往往都以论文报告的形式公开，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可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信息和专利资源的机制，或许我们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科研投入。

总之，我国的科技创新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的研究力量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方面有一个合理的配置。

(来源：日中科技公众号，作者：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