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刘贺的命运和海昏侯墓的发现（上） / 辛德勇
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
谈“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这一话题，主要因为我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海昏侯刘贺》这本书，是以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为主线、或者说是以这一时期的宫廷政治斗争为背景展开叙述的。这样写，主要是因为刘贺本人的传奇性经历看似偶然，实则是由这条政治主线所决定的，其荣辱浮沉的经历是基于这一政治背景而产生的。我们看通行的历史年表，自古以来，就根本找不到刘贺这个废皇帝的位置。这主要就是因为他被隐没在身后强大的政治背景当中了。因此，我这本书不这样写，就无法准确把握其个人命运的本质特征、无法正确认识刘贺其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写这本小书，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可以通过刘贺的跌宕经历，向读者展现西汉中期宫廷政治的内幕。这样的幕后政治，可以说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普遍形式，或者说是必然形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站在幕布以里，还是幕布之外，看到的情形，往往大不相同。你不揭开幕布，就永远无法知晓真实的状况。
尽管那些身在幕布里、得春风得意的人总想把这块幕布弄成铁幕，让谁也掀不开、挪不走，永远把自己罩在里边，但他们操弄的权力太大了。大有大的好处，可也有其难处，比如影响太大，会牵扯很多人，引发太大的响动，甚至事关天下苍生，这是根本遮不住的。
现实，让说就说，不让说坚决不说。说一说像汉武帝、汉宣帝、霍光这些远去已久的故人，说说在他们手上翻覆播弄的历史，就算某些人听得不太入耳，多半也还没人阻拦。一旦有人把那道幕布拉开，连台大戏，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往往比艺术的创作还更有戏剧的色彩。不管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揭开这道幕布以一看究竟，都会怀有浓烈的兴趣；更准确地说，这种掀开幕布的工作，应该是专业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职责，而不是去膜拜过去的历史有多么辉煌。
下面，我由海昏侯刘贺入手掀开遮盖西汉中期宫廷政治的幕布之后，究竟都看到了些什么。
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讲的“西汉中期”，具体是指从汉武帝晚年到汉宣帝前期这一时期。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政局演变，与刘贺一生的命运息息相关。
至于阐述这一时期的政局演变为什么要以宫廷政治为核心，先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稿，题作《〈海昏侯刘贺〉书里书外的事儿》，文中对此已经做过说明。
这就是二〇一五年十月出版的拙著《制造汉武帝》，深入考辨了汉武帝晚年以至昭宣时期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以为自北宋时期的司马光起到现代中国秦汉史学界所持“路线斗争说”实际不能成立，即在汉武帝和卫太子之间并不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汉武帝晚年也没有幡然悔悟，改变此前奉行的“尚功”路线，转而“守文”，从而使汉代政治的发展出现一个重大转折；武帝至宣帝时期的政治路线实一以贯之，汉廷治国路线的所谓转折性变化，是发生在元帝时期，而不是汉武帝的后期。
《制造汉武帝》的观点，与中国学术界的通行说法，或者说在很多学者心目中的权威说法，差距甚大，但实际上却算不得是我本人性情乖戾，独发奇想，非要标新立异不可，实际上，中国国内秦汉史学者尊奉为重大学术创见的“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折说”，却是早已被日本学术界弃之不顾的废旧观点。抛弃掉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不用通行的“路线斗争说”来解析当时的政治史，转向以实际居于核心地位的宫廷政治斗争作为主线，来解析刘贺一生的遭遇，而西汉的宫廷政治，纯粹是对权力、地位和利益的控制与争夺。历史事实如此，容不得我做出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这样做看起来好看，讲这样的故事更引人关注，而是因为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现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虽然颇有那么一些人很喜欢看日剧、吃日本料理，却对日本东洋史学者的著述不甚留意，甚至留学东瀛，身居倭国，也未必认真阅读过相关的论著，并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撰文批评我的看法，在这当中，也有上海某新闻媒体刊发的文章。我想，有人读过这些文章。有人相与切磋，固然是件好事，但在我看来，在学术视野上，这些人关照的范围似乎不够全面，对问题理解的深度也不能不受到限制。
因此，这里讲刘贺与西汉中期的宫廷政治问题，既然是以拙著《制造汉武帝》一书作为论述的基础，首先就有必要说明我对相关批评意见的认识。简单地说，我对这些批评文章的学术论述内容，已经认真拜读，并表示衷心感谢，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认同这些学者的观点；或者说，我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
增改《独断》中的汉帝传承表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各抒己见，这就是学术。我想，这也是本文要讲述这一问题的原因。要是人人说的都一样，那去看统编的教科书好了。至于读者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不过是自是其是而已，我都表示尊重，要知道下面讲的内容是站在怎样的出发点上就好了。对这个出发点，读者有什么要质疑的地方，以后还可以接着讨论。
二
刘贺一生的重大跌宕起伏，不管登基为帝，还是废位成囚，都完全是由霍光一手造成；即使是后来被汉宣帝远封海昏，也同样间接受到霍光操弄朝政的影响。诚可谓荣也霍光，辱也霍光，而霍光之所以能够权倾天下，操弄不止一位君主的立废，则又是由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安排直接促成。因此，要想清楚说明刘贺入居未央宫以及重归昌邑国故宫、并最后命终于南荒海昏的经历，就不能不从汉武帝晚年西汉王朝的政治格局谈起，而在这一时期政治格局中所出现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太子刘据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所引发的未遂政变，这也就是著名的“巫蛊之祸”。
在我研究之前，中外学者“巫蛊之祸”起因的看法，几乎众口一词，都说是太子据受江充栽赃陷害，说本是江充为搞掉刘据而指使人预埋桐木偶人于太子宫中，以防他继位登基，对自己不利。本着这样的认识，就很难合理地解释汉武帝临终前对皇位继承人的安排。这样，就不能从根源上清楚地说明，何以会出现霍光专权以至擅行立废君主的局面。
审视这些通行的说法，其文献依据，不过是《汉书·戾太子传》所记“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以及“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忘思之台于湖”这些浮泛的虚话，仅仅依据这些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表述，就断定卫太子根本没有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
那么，在此前提下，汉武帝为什么在卫太子死后，直至他本人去世之前，还有三年多时间，却一直空缺储位，不再新立太子？另一方面，汉武帝临终前又为什么不让业已成年的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和贺昌邑王刘髆继位，却偏偏要把这汉家江山交给年仅八岁的幼童刘弗陵？这些，就成了很不好解释的问题。
正因为对此颇感困惑，近人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中尝谓“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甚至以为“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亦即怀疑霍光私自操弄所致，而不是出自汉武帝的旨意。但实际上武帝遗命刘弗陵继位，除了霍光以外，还有桑弘羊和金日磾一同在场，三人同知共闻，不可能是由霍光假传圣旨。特别是考虑到金日磾生前一直拒绝接受霍光伪造的所谓“封侯”遗诏，而一直以“侍中”身份随恃汉武帝身边的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还公开扬言：“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汉书·霍光传》）这意味着，对于金日磾来说，“封侯”的事儿是没来由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但刘弗陵继承帝位，是汉武帝的遗命，所以，他要承命辅佐。同样，对于王莽的儿子王忽来说，汉武帝临终前指示由刘弗陵继位做皇帝，这是他亲见亲闻，是真事儿；而封授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三人为侯的事儿，却是霍光等人私相授受，完全出于伪造。
综合分析当时各方面情况，我认为，促使汉武帝做出这一安排的直接原因，就是卫太子对他施行巫蛊并发兵反叛。
卫太子针对汉武帝施行巫蛊，肯定与其太子的地位不是十分稳固具有直接关系，但汉武帝是不是真的就一定会废除他而另立太子，却也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至少这一点是很不确定的。
刘据的太子地位不够稳固，首先是由于他的母亲卫子夫出身寒微且从来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特别的宠幸，卫子夫被册立为皇后，只是缘于她为汉武帝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纯粹是“母以子贵”。在嫔妃如云的帝王后宫，即使是以貌以才深得其宠，冷落失宠，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何况从未得到过宠幸的卫皇后了。
在卫子夫当上皇后仅仅几年，就相继有王夫人、李夫人、赵婕妤等嫔妃受到汉武帝的浓烈宠爱，而且还都为汉武帝生下了小皇子，刘据这个宝贝儿子也已经不再稀罕，而汉武帝对王夫人生的儿子刘闳、李夫人生的儿子刘髆、赵婕妤生的儿子刘弗陵，都明确表示过特别的爱幸之意。特别是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恩爱并没有随其去世而泯灭，因而就在卫皇后尚且在位在世的情况下，他就公然以皇后之礼对李夫人做了安葬，这也显示出汉武帝随时都有可能废黜卫子夫的后位，同时也会改立李夫人的儿子刘髆为太子。
前面的刘闳和刘髆，在已有刘据早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年龄稍大便相继就封之国，离开了都城长安，这至少从体制上暂时解除了对卫太子的威胁，但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公开将其与上古的神圣君主帝尧相比，“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书·外戚传》）。这意味着汉武帝至少一度萌生过用刘弗陵顶替刘据为太子的想法，就像宋朝人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史赞评议》）。
面对这样的局面，卫太子及乃母卫皇后自然是惶恐不安。然而，有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会转化成为现实。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都会阻止这种可能性向实际方向发展。
第一，卫太子虽然不像司马光依据《汉武故事》写得那么好，那么符合儒家理想的皇太子或是开明君主标准，但也中规中矩，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过或是有什么不良行为，会让汉武帝憎之恶之，以至非废黜其储位不可。
第二，老夫爱少子，这很正常，也很普遍。汉武帝是皇帝，同时首先也是个人，大多数人都这样。所以，因晚年得少子，喜悦中做出某些举动，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对帝位继承者的确定安排，不然的话，何不早些废黜卫太子以改立刘弗陵，甚至在卫太子去世之后譌空阙储位不补，而直至临终前两天才匆忙宣布把刘弗陵立为太子？
直到后来登基即位，刘弗陵也才只有八岁，他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即使再天赋异禀，也不会显示出多强的治国平天下本领；况且从他直到去世的实际作为来看，只能说是不像后来的刘贺那样痴憨，不像刘贺那么傻，却绝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智慧和能力。
汉武帝兴之所至，一时随便说说，与其实际运作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需要结合其他记载，综合考察，才能识破历史的真相。
第三，汉武帝一意求仙，希图永生长乐，统御天下千秋万岁，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帝位的承续看作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即使对卫太子不够满意，即使深深属意于小皇子刘弗陵，或是深情眷顾他对李夫人的旧爱，也大可不必做出这种在他看来只具有形式上之象征意义的安排。
我们看“巫蛊之祸”发生前江充“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的情况（《汉书·戾太子传》），就可以明确，直到此时，汉武帝也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过废黜卫太子的意向，不然作为近侍的幸臣，江充何必会有这样的担忧？
然而，卫太子作为直接的当事人和可能的受害者，绝不能像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这样冷静，一定要对汉武帝易储的可能有所防范，有所应对，可是在汉武帝的严密控制下，又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小动作，只剩下了像当时的愚夫怨妇一样，针对汉武帝搞搞蛊术，发泄一下心火怒气。要是碰巧蛊术奏效，真的咒死了老而不亡的汉武帝，就能把天下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再也不必担惊受怕。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所谓“巫蛊之变”，也就发生了。针对仇怨者施行蛊术，本是当时十分通行的做法。若是没有江充介入侦缉，卫太子针对汉武帝施行的蛊术，也就仅限于他自己暗地里泄泄怨气而已。
然而，江充为除掉卫太子而得以进入太子之宫挖掘其施行蛊术的证据，使得局势骤然发生巨变，面对因希求长生不老而极其痛恨对其行用蛊术的汉武帝，卫太子走投无路，只好起兵拼死一搏，侥幸硬闯一条生路，而其结果便是身败名裂，满盘皆输。直至他嫡亲的孙子刘病已（刘询）登基做了大汉皇帝，本着“谥者行之迹”这一根本原则，也不能不给他定以“戾”这一“恶谥”（《汉书·戾太子传》），以昭告天下万世他这一大逆不道且又“不悔前过”而发兵反叛亦即罪上加罪的重大罪行（《逸周书·谥法解》）。
在经历了“巫蛊之变”以后，汉武帝对身边所有人的疑忌都愈加深重，各位成年的皇子，也不会例外。道理很简单，皇太子刘据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人已成年，而且有一批属臣宾客为其效劳，而这些成年的皇子，他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再行巫蛊，或是干脆直接起兵犯难，置自己于死地。
在其他这几位皇子中，除了齐王刘闳早逝之外，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完全放心。我们看广陵王胥在昭、宣二帝时期屡有“使巫祝诅”的记录（《汉书·广陵王胥传》），再看史书明言燕王旦“为人辩略”且多“招致游士”（《汉书·燕王旦传》），就能够明白，对于一心祈求长生不老的汉武帝来说，确实很难对他们放下心来。
再具体到这几位业已成年的皇子身上来说，卫太子身亡之后，在这种普遍受到猜忌的基础上，广陵王胥，因其“动作无法度”且行为“多过失”，没有当皇帝的气象，汉武帝根本就看不上（《汉书·广陵王胥传》、《汉书·外戚传》）；燕王旦心急等不得，竟然不看脸色自己伸手要进京拿，竟惹得汉武帝一怒将其下狱（《汉书·燕王旦传》）；剩下的昌邑王刘髆虽然没有什么惹汉武帝心烦的事儿见于史籍记载，加上还有亡母李夫人的情分，本来或许还有一定的机会，而且在卫太子兵败自杀七个月之后的征和三年三月，刘髆的舅舅李广利和当朝丞相刘屈牦业已密谋向汉武举荐，要把他立为太子，熟知计划未及施行，刘屈牦和李广利即遭人举报“祝诅主上，有恶言”且“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结果是刘屈牦一家丢命而李广利亡命匈奴。这下不仅是又一次动用蛊术危害汉武帝的性命，而且同时还要拥戴新的主子，犹如卫太子重世，直接触犯了汉武帝的大忌，哪怕刘髆本来是汉武帝的选项之一，从此再也不会予以考虑了。
这样一来，汉武帝亲生的儿子，就剩下了年幼的刘弗陵一人可以作为皇储而不受汉武帝的猜忌。尽管《汉书·外戚传》说他年五六岁就显得“壮大多知（智），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但五六岁的小孩子，再“多智”也多不到哪里去，而“生与众异”是说他晚产四个月之久，假如没有计算错误，这对他的正常发育，很可能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后来汉昭帝年仅二十二岁就早逝于世，说不定就与他先天发育曾受到损害具有直接关系，表面上的体形“壮大”并不一定具有实质性意义。
总之，汉武帝之所以宠爱刘弗陵，实质上不会是因为他太好，而是因为他太小，还不会用蛊术去咒死老爹，当然他也还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于是，“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汉书·霍光传》），清楚表示出以刘弗陵为后继的意向。不过，仍然没有正式将其立为太子，这还是因为汉武帝幻想生命长存，帝位永在，不愿把可能的继任者看作是实际的太子。
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在去世前两天才把刘弗陵立为太子的情况。这时，汉武帝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正视寿之将终的问题，迫不得已，只好做出这一安排，而刘贺其人荣辱浮沉的经历，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缘由；或者说，他的人生大戏，就是这样拉开了帷幕。
三
年少的刘弗陵，还不懂人事，当然不会做出对汉武帝不利的举动，可麻烦的是，他也做不了什么人事儿，更不用说治理一个偌大的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依靠母后，就只能依赖当朝的大臣。
刘弗陵的妈妈赵婕妤出身寒微，其父系坐法宫刑的宦者，汉武帝也没有像卫皇后、李夫人那样，拔擢其家人，令其掌握一定权力，从而可以作为奥援。在褚少孙增补的《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述说汉武帝在确定将由刘弗陵继位之后，有意杀掉赵婕妤，以防“主少母壮”而导致女主专权，很多著名史学家都信从这一说法，包括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宫崎市定，都是这样，我在《海昏侯刘贺》这本小书中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后来在北魏时，当政者还发挥此说，以为所谓“子贵母死”是汉家成规。今更有不少学者推衍此说，讲出越来越玄妙的道理。
其实不管皇汉也好，元魏也罢，绝无此等悖戾基本人情事理的残忍制度。褚少孙为《太史公书》补撰的内容，其信实性往往不尽如人意。班固撰著《汉书》，在《外戚传》中但记云赵婕妤是因“有过见谴”而“以忧死”，并不是汉武帝有意诛杀。这种说法，应当是班固考辨分析的结果，信其符合历史的实际。
汉武帝虽然没有有意杀掉赵婕妤，但《汉书·外戚传》记载说，汉武帝以刘弗陵“年穉母少”而“恐女主颛恣乱国家”，并为此“犹与久之”，倒也比较合理。这就是汉朝前有吕后专权，近有卫后支持卫太子反叛作乱，汉武帝对此不能不有所忧虑。汉武帝没有任用赵家人入朝做官，大概就与这一忧虑有关。
那么，在即将撒手离去的时候，孝武皇帝对汉家江山社稷的稳固传承，不能不做出合适的安排。——仅仅靠这位八岁的小皇帝刘弗陵，是根本不行的，一定要有可靠的辅佐大臣。
前面已经谈到，霍光当然是首选，借用明朝的说法，也可以说是“首辅”。但要是把权力都交给霍光一个人，也就无异于改朝换代，变刘氏王朝为霍家天下，自恃英明而又满腹猜忌的汉武帝，绝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于是，我们看到，另外还有车千秋（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这四位大臣，与霍光一道，“并受遗诏，辅导少主”（《汉书·昭帝纪》）。
这五位顾命大臣，可以划分为内朝、外朝两组。外朝有宰相车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太仆上官桀，内朝则是奉车都尉霍光和驸马都尉金日磾。外朝以车千秋为主，内朝以霍光为主（《汉书·车千秋传》）。不过，其中上官桀身份较为微妙，同时还身兼骑都尉一职，与霍光的奉车都尉和金日磾驸马都尉一样，同属于近侍之臣的性质，而且明确宣布他是要辅助霍光处理内朝的事务。也就是说，上官桀实际上是身兼内外两朝。
在这两组臣僚之间，按照法定的地位，应当以车千秋为最高长官，但少主昭帝登基时只是一位八岁幼童，“领尚书事”的霍光，自然成为皇帝的代言人。为确保霍光能拥有足够的权威和相应的地位来主导朝政，武帝特“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即赋予霍氏最高统兵之权（《汉书·霍光传》）。其作为“大司马”亦即太尉的行政地位亦仅次于丞相之下。“大司马大将军”这一职位与丞相互相牵制，使得内外两朝，在制度上能够建立一种平衡，以防止权臣专擅朝政。
但“大司马大将军”这一头衔，兵权过重，为平衡其权力，汉武帝在托孤时还授予上官桀“左将军”头衔，给金日磾以“车骑将军”头衔，以适当分散霍光的兵权。
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侧重上官桀内朝之臣的属性的话，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这三位“将军”，实质上是凭借其传达王命的职事和所把握的兵权，组成了一个控制政事的“三人核心小组”，它可以强有力地制约实际行使政事的外朝宰相和御史大夫不得擅自行事。
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都是汉武帝预设的防范措施。昭帝去世后霍光主持废除刘贺的帝位时，曾有一份百官联署的奏章，参照这份奏章的题名顺序，可以将上述五位顾命大臣依次排列如下：丞相车千秋、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驸马都尉金日磾、左将军太仆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领尚书事”的霍光及其两位副手，都拥有将军头衔，而正是这种“将军”身份使其得以位列御史大夫之上。除去这“领尚书事”的职事和大将军的头衔之后，霍光便没有资格与车千秋平起平坐，更不用说在事实上高高凌驾于车氏之上了。而且从金日磾到上官桀、桑弘羊，官位恰好反转过来，逐次升高，其内重外轻、以卑驭尊的权术设计，是一目了然的。
这一顾命班底的设计，看似内外平衡，谁的权力都受到制约，难以独断专行，但问题的实质是西汉王朝和它所继承的嬴秦王朝一样，其政治体制本身就是专制的。在这一实质性因素的主导下，不管是权臣的控御欲望，还是实际行政运作的需要，都必然要打破这一“五臣共和”的局面，将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位强臣的手上。这个强臣，就是汉武帝最为信任的霍光。
霍光首先采取联姻的办法，试图与上官桀和金日磾结成利益同盟，使这个“三人核心小组”完全听从自己的摆布。可是，金日磾在一年多以后即患病去世，等于上天帮助霍光彻底扫除了一个障碍。上官桀的情况，则不够顺利。一开始两个人狼狈为奸，相互配合相当融洽，但因为两人都想独擅朝政，结果很快就发生了严重冲突。
上官桀后来设法活动，让自己的孙女、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入宫，成为昭帝的皇后，于是转而公开与霍光争权，最后发展到联络昭帝姊盖长公主、燕王旦、桑弘羊等，并“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试图发动政变。结果，是反遭霍光一网打尽，诬以图谋“废帝而立（上官）桀”的罪名，诛灭上官桀以及桑弘羊的宗族（《汉书》之《霍光传》、《燕剌王旦传》、《胡建传》、《外戚传》）。这时距他们五人受诏辅政还不到八年时间，霍光就成功地清除了两位强劲的对手，除了他本人以外，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就只剩有宰相车千秋一人。
虽然史称五大臣辅政之初，便“政事壹决大将军光”，但霍光实际上还不能随心所欲。成功平定上官桀等人的反叛，使得霍光“威震海内”（《汉书》之《车千秋传》、《霍光传》），这才真正确立其不可违逆的绝对权威。
在一年多以后，霍光就找到时机，借口车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放纵藏匿桑弘羊之子桑迁的桑弘羊故吏侯史吴，而车千秋擅行处置，“甚无状”，不仅将徐仁处以“弃市”，同时还以此彻底消除车千秋的威信，令百官群臣“视丞相亡如也”（《汉书·霍光传》）。使得所谓“丞相”，变成承命办事的吏员。霍光终于得以毫无羁绊地彻底专擅朝政。由于这位大司马大将军已经一手遮天，诚可谓“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汉书·张敞传》），就连昭帝本人也不敢再有丝毫主张。
这条登上权力顶峰的路，走得十分顺畅，所有的障碍，都被顺利排除。不过，也有出乎霍光意料之外的事：这就是好不容易才得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加以操控的汉昭帝，竟然在二十二岁就早早离世。这使得霍光不得不另行寻找一个新的傀儡，而霍光最初找到的这个傀儡，就是刘贺。
四
逝去的昭帝没有留下子嗣继承皇位。这样，新皇帝就应该从他的兄弟当中甄选。当时，“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这时朝廷百官已经几乎无人不仰承霍光旨意，绝不会齐心与他作难，所以，这一提案必定是基于朝野公认的常规，孰知却引得霍光“内不自安”（《汉书·霍光传》）。
霍光惴惴不安的原因，一点儿也不难揣测，这就是如同汉武帝舍弃燕王旦、广陵王胥以及昌邑王髆的实质原因一样，是出自对有能力、也有势力的皇子的排斥；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出自对广陵王刘胥的畏惧。这是因为广陵王刘胥君临一方王国已经四十三年，对权力欲望和他的势力都不可小觑。昭帝在世时，见皇帝年少无子，就动过觊觎之心，一旦登基即位，自然不会像已故的昭帝一样，就像一只一直被拴在绳子上的小狗，从小就被他摆弄惯了，可以任意操弄。再加上这位广陵王体格非常壮硕，力气之大足以扛起大鼎，甚至能够“空手搏熊彘猛兽”（《汉书·广陵王胥传》），一旦触怒龙颜，毋须刀斧手出面，自己就能轻易解决他这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当然没有勇气冒险，他的选择，是昌邑王二世刘贺。
根据相关情况来推测，霍光改而选用昌邑王刘贺，大概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刘贺是武帝的孙子，辈份比刘胥低，更便于利用外孙女上官太后的名义来加以弹压。第二，刘贺当年还不到二十岁（估计大概在十八九岁上下），虽已成年，但政治经验很浅，比较容易控制。第三，从《汉书》记述的一系列行为举止来看，刘贺的神智肯定不够十分健全，当时人张敞称之为“清狂不惠”。曹魏时人苏林对此解释说，所谓“清狂”，也就是“白痴”的另一种说法。
一般来说，白痴当然要更好对付一些。不过白痴也有白痴的坏处，就是往往不会审视利害，按照常理出牌，特别是昌邑王刘贺这种“清狂”型的白痴，毕竟还有“狂”的一面，若是完全失控发作起来，说不定会比正常人还难控制。
刘贺从进京的路上开始，直到进入未央宫领受皇帝玺绶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举动，但都只是生活琐事，完全符合他清狂童騃的神智状态和“动作亡节”（案，即“动作无节”）的行为特征（《汉书·昌邑王髆附子贺传》）。
按理说，这些都是霍光意料之中的事情，也应该是他暗中得意的事情。可是，在刘贺登上皇帝御座仅仅二十七天之后，霍光却举述一系列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冠以“行昏乱、危社稷”的罪状，动用上官皇太后的名义，将其废归故国。
除了“昏乱”之外，描述刘贺行为的词语，还有“淫辟”、“狂悖”、“狂乱无道”、“狂乱失道”、“淫乱”诸项词语，但在由上官太后主持的废黜刘贺帝位的仪式上，由丞相杨敞出面领衔奏上的罪状里，我们看到的实质性内容，却仍然都是一些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
对此需略加说明，考古发掘者已披露，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当中，包含一些房中术文献。仅从相关展览图册上载录的一支房中术简牍来看，其内容与马王堆竹书《合阴阳》之“十修”特别是《天下至道谈》的“八道”相似，而较“八道”又有所变化，即延伸其“八道”为“十道”，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是讲在男女交媾过程中的技巧。
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假如刘贺的举止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汉书》之《昌邑王髆附子贺传》、《霍光传》），这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恺切陈情，业已着重谈到这一点，即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汉书·王吉传》）。
孰知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发号施令，像模像样地做起皇帝来了，以至“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汉书·霍光传》）。要仅仅是一些寻常的日常政务，霍光或许还会任由他吆五喝六地折腾一阵儿，可是，刘贺竟然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汉书·循吏传·龚遂》）。
这长乐卫尉一官，可是非同小可，负责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工作。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而这位官太后，也就是昭帝的皇后、霍光的外孙女，是霍光手里一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王牌。当初诛灭上官桀一家的时候，霍光特地把这位上官桀的孙女保全下来，以供他在必要时动用这张王牌，做一些为人臣子所不能做的事儿，讲一些面对皇帝老子所不宜讲的话。
正因为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关键职位，容不得半点疏忽，是由霍光委派他的女婿来掌管的（《汉书·霍光传》）。现在，刘贺既然挪走他的家人而用自己的昌邑国旧臣替代，这也就意味着他很快就会动手对付霍光，最轻，也是要大大限制他的权力，实际更有可能是要直接拿下他的性命。
刘贺的用意，傻子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以霍光处事之精明，当然更是一清二楚。这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关键节点，霍光当然不能坐以待毙，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先下手为强，抢先废黜刘贺，另选一个刘家子孙来做傀儡。
于是，仅仅坐了二十七天皇帝的刘贺，命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转瞬之间，又从高峰跌入谷底，被霍光动用上官皇太后的名义，将其逐出未央宫，以一介庶民的身份而被禁锢在昌邑国故宫之中。
五
霍光发动宫廷政变赶走刘贺之后，依然需要扶持一位刘姓皇帝。这次，霍光于是选中了戾太子的孙子刘病已，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汉宣帝。
与刚刚赶走的刘贺相比，这位新皇帝的辈份又降低一辈，年龄则仍大致相当。对于霍光来说，这显然更有利于施展上官太后的权威，来帮助他控制朝政，而宣帝长养民间，岳父许广汉亦不过是一受刑宦者，没有政治势力作根基，同样也更容易摆布。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再重新造就一个合乎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
然而，霍光及其家人和党羽都大大低估了汉宣帝的才智和实际能力。
汉宣帝自幼饱经磨难，与生长于皇宫王室而不知世事的昭帝、昌邑王完全不同。当初巫蛊祸起，卫太子及其嫔妃儿孙们举家遇害，这位刘病已仰赖廷尉监邴吉怜悯，得以幸存于世。长期的民间生活和适宜的文化修养，使得他能够洞悉世事人情，完全有能力识破霍光一辈人操作权术的手腕而知所进退。他既不会像昭帝那样永远听任霍光摆布，也明白现实的情况是宫廷内外都在霍家的严密掌控之中，稍有不慎，就会丧身殒命，所以绝不会像刘贺那样鲁莽行事。
汉宣帝只是冷静观察形势，耐心等待下手的时机。只能等，没别的办法。以至除了宗庙的祭祖的典礼之外，宣帝一概不予闻问，一任大将军霍光处置。对此，霍光当然是心满意足。
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三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三月，也就是在他登上帝位七年多以后，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他终于等到了霍光死去的时刻。
然而，宣帝并没有做出任何清算的举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经营，霍家子弟党羽遍布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稍有差池，就会自身不保。宣帝充分施展他的智慧和手腕，来安抚迷惑霍光家人，既厚葬美谥，又封赏子弟，特别是诏命霍光兄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汉书》卷之《宣帝纪》、《霍光传》）差不多依照原样顶替了霍光原来的权位，霍家似乎势焰依旧。
不过，经过暂短酝酿之后，从这一年五月起，宣帝开始“亲政”亦即直接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了。摆脱牢笼的老虎谨慎地亮出了爪牙。在保持霍山领尚书事职位的同时，宣帝复令群臣吏民得以抛开他直接向皇帝上奏封事。
与此同时，汉宣帝还向朝中百官及天下民众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这就是更改正在行用的“本始六年”为“地节二年”，同时追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
通观武帝太初年间确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情况，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况比较特殊，做过更为复杂的变换之外，其馀每一位帝王使用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而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如武帝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这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运之数，天不变，数亦不变；反过来讲，天若有变，则数必更换。
霍光操纵昭帝，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宣帝继位之后，本始年号依旧延续使用到第六个年头，这意味着霍光意欲借以表明从昭帝到宣帝，运数连贯，并没有变化，同样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为如此，宣帝为转换运数，甫一亲政，便做出这种象征意义极强的“改元”举措，就是想向朝野公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宣帝独自奉天承运，不再延续昭帝（实际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运数。既然天运已经变换，人事势必相应更新，对专权擅政的强臣，则不能不顺应“天地之戒”，予以裁抑。
对于霍氏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按照汉宣帝本人的切身利益以及他的行事风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够知所进退，及时敛手请罪，自求退处闲散之地，或许还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所谓汉宣帝本人的切身利益，是指宣帝全赖霍光决策始得入主未央宫殿，对霍光的评价和对其家人的处置，都涉及到宣帝本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问题。对于汉宣帝来说，这是高于一切的政治基础，不容稍有含糊。
据《汉书》之《昌邑王贺传》和《张敞传》载，因心存忌惮，汉宣帝甫一视事，即特地安排曾切谏昌邑王谨慎行事的张敞出任山阳太守，以便监视遣返昌邑国故地的刘贺（当时刘贺旧封昌邑国已经“国除，为山阳郡”）；而且直到霍光去世五年之后的元康二年，宣帝还指令张敞前去暗地察看昌邑王的动向，担心他东山再起，图谋大位，可见宣帝对自己能否稳坐皇位仍然存在很大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心对霍光其人深恶痛绝，表面上却不仅不宜“全盘否定”，还要继续加以尊崇，更不必非对其家人赶尽杀绝不可。故霍光死后，宣帝要特别赞誉其茂盛功绩在于“定万世策以安宗庙”（《汉书·宣帝纪》）。逮甘露三年，因“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象”，以“明著中兴辅佐”，依然是以霍光居于首位，而且其他诸臣俱“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示独尊于诸臣之上（《汉书·苏武传》）。贯通古今类似举措，很容易体味汉宣帝玩弄这一手法的缘由。
无奈霍家这些权贵在“大司马大将军”的羽翼下飞扬跋扈日久，竟完全不知局势轻重，不仅不加收敛，反而益为骄恣豪横，竟然铤而走险。先是谋划投毒于太子，继之又策划以武力发动政变，从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杀戮。除宣帝霍后废处昭阳宫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以极其血腥的形式，彻底清除干净一代权臣的势力（《汉书》之《宣帝纪》、《霍光传》、《外戚传》、《天文志》）。
六
在成功清除霍氏家族的势力之后，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政治考验，需要他做出明智的处理。
由于霍光废黜刘贺帝位的合法性与汉宣帝登基做天子的合法性，这两件事一体相连；换句话来说，就是汉宣帝入承大统的合法性，是以废黜刘贺帝位的合法性为基础的。
宣帝即位之初，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言事，称其“深察祸变之故”，也就是深切审视刘贺之所以废位以及宣帝刘病已之所以代之而立的缘由，“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汉书·路温舒传》），这些话，表面上的词句讲得煞是冠冕堂皇，但这不过是为了让宣帝听起来更受用些而已，实质上正清楚挑明了废帝与新帝之间的兴替关系：有刘贺之废黜，才会有宣帝之登基。
因而，汉宣帝对刘贺也很不放心。登基并且亲政之后，汉宣帝于地节三四年间以至元康初年，派遣山阳太守张敞，不止一次亲赴昌邑国故宫，察看刘贺的动向；并由张敞指派丞吏频繁巡视监督其日常居处情况。
汉宣帝如此小心防范已经形同囚徒的刘贺，原因很简单：这只能是出于霍光废黜其帝位的不正当性。这一行为，是无法获得旁观者真心认可的。
在诛灭霍氏家族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康二年，汉宣帝指令山阳郡太守向他汇报刘贺的详细情况，因为张敞去做山阳太守，是他特地委派的，目的就是监视居处于昌邑国故宫里面的刘贺。
张敞来到山阳郡做太守，帮助汉宣帝监视废皇帝刘贺，已经三年多时间。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汉宣帝需要他来汇报相关情况呢？
在全面清除霍氏家族的势力之后，总的局势虽然已经稳定，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审慎处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宣帝本人因是被霍光选定始得以继位，他继承帝位是以刘贺的废黜为前提的，而霍光以人臣之身废黜刘贺，这是违背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的，也是悖逆天地纲常的大逆不道行为。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汉宣帝在铲除霍氏家族后就陆续做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工作。例如，他在元康元年五月下诏：“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汉书·宣帝纪》）即通过免除这一百三十六家开国功臣子孙所承担的赋税和徭役，来争取更多的人认可这一既定的局面，以扩大和稳固统治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需要对废皇帝刘贺做出妥当的处置，而处置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刘贺的状况。于是，汉宣帝便向张敞发出指令，命其报告相关的情况。
张敞给汉宣帝提供的报告非常详细、具体，而这份绘形绘色的报告，足以让汉宣帝确认，刘贺确实是个傻乎乎的角色，知其不足为忌。
这样，又经过一番很审慎的思考，汉宣帝就在这下一年的元康三年三月壬子，下诏册封授刘贺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的彭蠡泽畔。联系前述种种政治变化，便不难知晓，这实际上是要给汉昭帝去世以来这段历史一个了结：亦即随着汉宣帝对朝政控制的稳固，已经不必再对刘贺有更多顾忌，从而改变其变相囚禁的状态，恢复正常生活。这对刘贺是一种善意的安抚，将有助于调节各方面关系。
不过霍光以非常手段废黜刘贺帝位的阴影，尚并未全部消散。由于这涉及汉宣帝登上帝位的合法性，汉宣帝对刘贺仍不能完全放松看管，这就是在册封刘贺为海昏侯时，还给他附加了一条大大的尾巴：即命其“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汉书·昌邑王髆附子贺》），也就是再不得参与在刘家宗庙举行的祭祖等各项仪式。
这等于剥夺了刘贺作为汉高祖后裔的资格，从表面形式上看，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羞辱。汉宣帝既然想要通过封侯来安抚刘贺，那么，为什么又命刘贺不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呢？其实，其间的缘由，不难揣测，问题仍然出在刘贺被废除帝位背理非法，而这又会影响到宣帝继位的正当性问题，所以，宣帝不得不防。
要是让刘贺像所有王侯一样，每年来京参与朝会祭祀，他就有机会和来自各地的王侯特别是刘氏子孙当面接触，言谈往来之间，这些王爷、侯爷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位与他们很多人一样的普通公子哥儿，虽然不大着调，缺乏做好皇帝的素质，但也绝不是什么荒淫的君主。
这些情况，对于以前就与刘贺一道参与过类似朝会之礼的王侯来说，或许并不新鲜，但更重要的是，刘贺会有机会亲口向这些王侯们清楚讲述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的详悉情况，讲述霍光的专横和强暴。这样一来，他就会博得广泛的同情，甚至激起一些人的愤慨，自然就会产生不利于宣帝的舆论。现在把他逐放到江南的豫章，令其不再北返，也就彻底断绝了这个隐患。
时事如此。这对刘贺，对汉宣帝，对所有刘家人来说，都也可以说一个最允当的安排，充分体现了汉宣帝的政治智慧和处理政事的手腕。刘贺的脑子要是稍微清醒一些，便可以在彭蠡泽畔安安稳稳地享受那里的山光水色，度过自己的馀生，并将侯位传之于子孙后世。
无奈他的脑子确实太不清楚了，竟然随便跟身边的闲人讲什么当初本可先动手斩杀大将军霍光，这样也就不会失去帝位；还幻想什么要被晋升一格，成为豫章王。如此一来，汉宣帝岂能放心不管，谁知道这个没长脑子的傻瓜还会做出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来？
于是，汉宣帝当即对刘贺加以警告，削减其食封户数，以示惩处。不过，对于刘贺这位公子哥儿来说，这样的惩戒，是否能够奏效，实际上亦未可知。对不知哭好还是笑好的汉宣帝来说，好在上天佑助，很快就把这个萌萌的傻家伙带离了人世，让汉宣帝、也让大汉王朝彻底摆脱了武帝故世以来霍光专擅朝政的阴影，也给这一漫长时段的宫廷政治画上了一个清楚的句号。
刘贺是哪一天受封为海昏侯的？
地节三年（-67）五月，在成功清除霍家势力之后，汉宣帝选派张敞到由昌邑国改设的山阳郡去做太守，令其监视软禁在昌邑国故宫之中的刘贺。随着对政权的控制日益稳固，至元康二年（-64），汉宣帝又派遣一位特使，送一封“玺书”给张敞，让他“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从字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汉宣帝同时还特别叮嘱张敞“毋下所赐书”，也就是让他不要把这封信的内容泄露出去。俗话说，欲盖弥彰，这就透露出其中的玄机：即汉宣帝刘询实际上是让张敞系统报告所察知的情况。
张敞对宣帝的意思，当然心知肚明。于是，马上就做了缜密细致的汇报。阅读这份汇报材料的结果，使宣帝得以确认，刘贺确实是个傻乎乎的角色，“由此知贺不足忌”。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安抚人心，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汉宣帝决定，对武帝去世以来因汉家帝位传承而造成的长时期纷扰，做一了断，这就需要对刘贺的归宿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于是，在元康三年（-63），下诏封授刘贺为海昏侯，令其居处于江南豫章郡，远离朝廷政治。
关于册封刘贺的具体时间，《汉书》的记载，略有歧异。本来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没有必要非弄清楚不可，但由于海昏侯墓的发现和下一步的展览、参观以及学者们对相关出土文物、文献的研究，人们总希望能了解得更为明白一些。为此，在这里就不嫌辞费，稍事辨析，以飨看客好奇之心。
关于这件事，《汉书·王子侯表》的记述，最为具体，乃记云刘贺受封为海昏侯事在元康三年“四月壬子”。已经具体到哪一天了，乍看起来，似乎明晰无误。可是《汉书·宣帝纪》则记述汉宣帝是在这一年的“三月”下诏册封刘贺。
一般来说，我们在读正史的时候，本纪记述的时间，因大多都有官方的档案作依据，往往要比列传、志和表的记述要更准确一些。但这是很一般的原则，有的时候，本纪中有些纪事并不是出自源文件，特别是《汉书》，其中还有很多班固刻意“建构”的内容。例如，汉武帝太初以前一些与年号有关的“祥瑞”出现的年份，以及年号使用的时间，就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因此，究竟哪一种记载更为准确，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加以验核。
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元康三年四月癸亥朔，壬子在此日前十一天，故四月无壬子；又元康三年三月甲午朔，壬子为是月第十九天。据此可以判别，《汉书·王子侯表》所记“四月壬子”，肯定存在讹误。不过“壬子”这个日子记述得如此具体，一定出自原始的档册，而不会胡编乱造而来。
又检《汉书·昌邑王传》系此事于元康三年之“春”。按照古人的通行用法，三月属“春”而四月已经入“夏”（正月、二月、三月这三个月为“春”，而四月、五月、六月这三个月为“夏“）。参照这一点，可以认定，《王子侯表》之“四月壬子”，应是“三月壬子”的讹误，即在《汉书》的传钞流传过程中，“三月”讹变成了“四月”。盖“三”与“四”相混淆致讹，是古书文字讹变的一种常见现象，殊不足怪也。
也就是说，刘贺在元康三年受封为海昏侯的具体日期，应当月从《汉书》之《宣帝纪》与《昌邑王传》，而具体的日子，则要遵信《汉书·王子侯表》的记载。
讲到这儿，有些人也许还想知道、江西南昌人尤其容易产生这样的冲动：那么，换算成现在普通使用的阳历，刘贺到底是哪一天被册封到海昏（关于“海昏”二字的含义，很快我将在下文述说）这里来的呢是什么？——这样我们南昌人就可以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举行一次盛大庆祝活动，庆祝这位废皇帝带给我们的欢乐和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振兴我们江西历史研究的契机（自从欧阳修和隔壁那个省籍的毛委员走了以后，还从来没有人像现在这样关注过我们江西）。
关于这一点，实在遗憾。这好像还真的没有办法换算，因为傻瓜刘贺来得太早了，那时候还没有阳历。好在本朝天文台颁布的黄历，也还附有战国以来的老历法，和海昏侯活着的时候，差不了多少，用这套老办法，大致也还能对付。
册封刘贺为海昏侯的元康三年三月壬子，换一种说法，便是是戊午年三月十九。用老百姓通俗的说法，被霍光野蛮拉下马来的刘贺，来南昌的时候，是在马年。“猴年马月”，是等不及的日子，马年，则每十二年就会重复一次。
这就是用旧历的好处：可以六十年一大庆，十二年一中庆，至于每年一到农历三月十九，当然必不可少地要搞它一次小庆。狂欢到晚上，要是运气好，赶上晴天，还一定能看到像C字一样的下弦月，画境诗意，足以令人想入非非。这是采用我皇汉历法最大的优越性。
海昏侯刘贺得的是什么病？
刘贺在由昌邑国入京做皇帝之前，和做皇帝期间，直至被废黜帝位之时，身体都很健康，未闻患有什么严重的疾病。譬如，在昌邑国为一方之王时，刘贺即以“好游猎，驱驰国中”而著称，有时竟会“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身手显然颇为矫健。直至入京登基之前不久，明明知道昭帝生命危殆，还依旧“弋猎驰骋如故”。
至其被从未央宫中废归昌邑故国之后，终日困居旧日王宫，犹如高级囚徒，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
地节四年九月，汉宣帝派遣山阳郡太守张敞，进入昌邑国王故宫，探究刘贺的底细。张太守向皇帝汇报说：
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
昔日跨身马上“弋猎驰骋”的雄姿，已不复可见，映入张敞眼中的只是一位路都走不稳当的病人。
那么，这种“痿”病到底是什么病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到底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哪一种疾病呢？严格地说，我们生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人，是很难给古人诊断病症的，但通过历史文献的描述，有时也能透露其基本病况，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推测的可能。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室被发掘后，有很多关心刘贺的人，就想要对此一问究竟。其中有些人，已经宣布诊断的结果，说是“风湿”，也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这当然很有可能。但我想，刘贺更有可能罹患的是另外一种疾病，即类风湿性关节炎。
从总体上看，类风湿病的发病率虽然大大低于风湿病，但也很普遍。后来，西汉晚期的哀帝，也得了这种“痿”病。所谓“痿”，或称“痿痹”，曹魏时人如淳解释说，就是“病两足不能相过”，唐人颜师古称其病乃“风湿不仁”。其具体症状，包括“四支（肢）拘挛，膝痛不可伸”等。这比张敞所描摹的“行步不便”，要更为具体，也更为清晰。藉此病症，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看看到底属于哪一种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家乡在东北，是个很寒冷的地方。在那里，由于气候的影响，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很高。所以，从小就见过很多这种病人。在亲眼所见的大量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至少在很年轻的时候，是绝对没有人会病到“四肢拘挛，膝痛不可伸”、以至“两足不能相过”（即后脚迈不过前脚）的程度的。活动虽稍有不便，但对生活状态的影响，相对比较轻微，大致都可以正常生活。故张敞对此，不至于用“行步不便”这样的辞语来特加表述。
然而，类风湿病却大多会对身体造成像上述历史文献所描述的损害。在经历急性发作期而转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通常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四肢乃至躯干的“拘挛”，亦即骨骼变形，若是下肢病变，就会显现“膝痛不可伸”的症状。这种骨骼畸形扭曲对病人生活状态的影响，远远大于风湿性关节炎。简单地说，这两种病的名称虽然只差一个字，但给病人所造成的损害，却差别显著。在这一点上，二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湖北沙市关沮周家台秦墓出土的简牍，就有专治痿病的药方，其中含有毒性很强的乌头等药。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病症的顽固程度和严重程度。正因为如此，西汉大儒董仲舒，甚至会把人君罹患此疾，看作是其“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等举止所招致的一种神谴。
当年汉哀帝为治疗这一顽症，甚至还采用过重改元、再开张之类的厌胜法术，却终究无济于事。其实时至今日，对类风湿仍然没有特效药物治疗，无法完全治愈。
值得注意的是，青壮年时期也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高发年龄段，而且与年长的患者相比，病情往往会比较严重。汉哀帝发病时只有二十出头；张敞看到刘贺时，刘贺也不过“年二十六七”，而这时他已被废黜八年，实际患病时间可能早到被驱离长安之初，也正当二十上下的年龄。与此相比，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病情，往往是缓慢递进的，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出现像刘贺和汉哀帝一样严重的症状。
综合考虑上面这些因素，我倾向于认为，刘贺很可能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严重疾病，使他在忍受霍光施加的精神羞辱的同时，还要忍受病痛的啮噬。
蠡泽畔的落日斜晖——海昏县名释义
一、为什么要谈这一问题
西汉在昭、宣二帝之间一度短暂居于帝位二十七天的废帝刘贺，后来被汉宣帝封授海昏侯，徙居今江西南昌西北不远的地方。刘贺来此不到四年时间，便命归黄泉，死后就被埋葬在侯国境内。——这就是最近发现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海昏侯墓。
在保存完好的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和简牍文献资料，而对这些文物、文献的研究，纔刚刚拉开序幕，相信会推动很多方面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由于对这些文物、文献的整理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因而也还没有正式公布大多数新发现的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研究工作，大多只能针对一些边缘性问题，或是主要依据《汉书》等传世基本典籍来研究刘贺的身世。我本人就结合自己稍微熟悉一些的情况，写过一些文章，另外还出版了《海昏侯刘贺》这本小书，希望能够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文献，多少提供一些参考。
在学术界已经探讨的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海昏”这一爵号的来源，或者说是朝廷在把刘贺的列侯名号定为“海昏”的时候，依据的到底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王子今撰写专文，把“海昏”训释为“晦昏”，以为汉宣帝以此来寄寓特别的政治象征意义，即用以表示对刘贺道德层次、行为风格和执政表现的全面否定。
对此，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认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汉宣帝把已形同囚徒的刘贺册封为海昏侯，是一种善意的举措，用以安抚刘贺以及其他刘姓皇室成员。盖宣帝本人依赖霍光强自废黜刘贺始得登上帝位，而刘姓皇族对霍光独揽朝政且擅行废立本已积怨甚久，这些人的怨恨情绪，需要适当纾解。在这种情况下，汉宣帝没有必要特地琢磨一个侮辱性很强的爵号冠加在刘贺的头上。此前，我曾先后撰写了《海昏县里来的废皇帝》和《羹颉侯、东昏家与海昏侯爵号》这两篇文稿，详悉说明上述想法（前者已多融入新出小书《海昏侯刘贺》）。
我认为“海昏”只是西汉豫章郡下的一个普通县名，而以这样的封地旧有地名来做爵号，本是西汉时期最为通行的一般做法。可是，我所认定的“海昏”这个县名又具有什么样的涵义呢？或者说我们能否解析出这一县名字面上的语义呢？
解析古代地名的语义，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简单明了，一望可知；有些经过一番考索，也能求得顺情合理的答案；但也另有那么一些地名，是很难做出有根有据的说明的。对待这些一时还无从索解的地名，最好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大多没有必要强求其本来的涵义。
生活中若是没有其他情况出现，对待“海昏”这个县名，我想最好也是这样，知道它是一个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出现的地名就是了。然而，海昏侯墓的发现和发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墓室出土文物的展览与各种报道、介绍，引发了社会公众广泛的兴趣。受了解真相的好奇心驱使，人们也很想知道“海昏”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江西当地人，这种好奇心可能更强。同时，如上所述，一些学者对这一专名提出的解释，还涉及对废帝刘贺的品行以及对相关政治史发展脉络的认识，于是，在学术上最好也能够尽量有所交待。
基于这样的现实需求，下面我就来勉强谈一下自己非常粗疏的想法。
二、“海昏”其地与相关地域的方位关系
地名用语与其他方面的语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惯行方式和特点。对于一个具体地名来说，其构成文字和组合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究竟属于怎样一种惯行方式和体现着怎样一种特征，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判断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先归纳总结相同或相近时期同一形式的地名，以从中发现其内涵的意蕴。
前此，我在撰写《海昏县里来的废皇帝》和《羹颉侯、东昏家与海昏侯爵号》这两篇文稿时，曾注意到同在西汉时期，在中原腹地的陈留郡，还设有一个叫作“东昏”的县。这个县名，在地名构成形式上，与“海昏”颇有相同之处，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东昏”两字在当时会具有诸如“昏乱”、“昏秽”之类特别的“政治象征意义”。这就提示我们，这两个地名共有的“昏”字，很可能是一个用作地名通称的后缀。
关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一些人提出，“昏”字表示黄昏时太阳所在的西方，故“海昏”意即居“海”之“西”，而这里所说的“海”，指的是现在称作“鄱阳湖”的这片水域。去年七月中旬，我在母校陕西师大做讲座，讲“海昏县里来的废皇帝”这一题目，其间有同学问我对这一解释的看法。我当时的回答是：地理方位不完全相符，还需要进一步斟酌。
其实这是我在分析“海昏侯”这一爵号的得名缘由时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说其地理方位不符，是因为今天的鄱阳湖水域，并不是在汉代就是这样。今天的鄱阳湖，是在古代彭蠡泽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按照张修桂的研究，汉唐期间的彭蠡泽，水面比现在的鄱阳湖要小很多，水域也比现在的鄱阳湖要偏向北部很多，其南界不得超过今都昌城西北的婴子口一线，湖区范围与今鄱阳北湖大体相当。这样一来，西汉海昏县，明显位于彭蠡泽西南一侧，而不是西方。张修桂编绘有一幅《汉唐鄡阳平原水系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种方位关系。当然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
汉唐鄡县平原水系图（张修轨绘）
姑且不论“昏”字能否表示事实上存在的这种“西南”方位。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这里，“海”字能是表示彭蠡泽这片水域吗？答案是肯定的，试举当时人所称“西海”、“北海”的情况以证之。
据《汉书·王莽传》等载，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操弄朝政，为粉饰“致太平”的盛世景象，谓既已“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于是，“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平宪等人复命云：“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这样，王莽便称心如意地宣向平帝上奏说，因为“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在其地“初开以为郡”之时，汉廷还在当地“筑五县”，并使“边海亭燧相望”。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的彭蠡泽与海昏
看一看实际地理位置就很容易明白，在这个“西海郡”之前即已设置的东海、南海和北海三郡，定名的缘由，乃是分别有大海在其东、南或者北面，而这个“西海郡”的名称，则是得自郡境西侧的一片内陆水域——这就是现在的青海湖。
需要指出的是，王莽在这个湖泊的东侧设立所谓“西海郡”，并不是为凑全东、西、南、北四海之郡而强自称湖为海，而是这里本来就是以“海”为名。只不过它原来的名称不叫“西海”，而是被称作“鲜水海”，此即羌豪良愿所献与汉廷者。由此亦可确知，汉莽时期其本来的名称就是如此。《汉书·地理志》将此“鲜水海”记作“僊海”，或是“鲜水”省称为一“鲜”字之后同音转写而来。
分析《汉书·王莽传》的原始记载可见，王莽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个“鲜水海”的东侧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未必同时也把“鲜水海”改称为“西海”，故《汉书·地理志》将其记作“僊海”而不是“西海”。大概后来受“西海郡”一名影响始逐渐称用“西海”，因而在《后汉书·西羌传》里，纔明确看到这一湖泊被称作“西海”的叫法。
东汉末人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解释西海郡得名的缘由时说：“西海，海在其西也。”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海郡”名称的确定，关键不在于当地是否有“西海”，也不是王莽强自命名了一个“西海”，而是今青海湖水域在王莽设立这个郡之前就被以“海”相称。这种情况，愈加说明用“海”字来称谓具有一定水域面积的湖泊，是汉人很通行的一种做法。
在此需要稍加补充说明的是，像“彭蠡泽”这样以“泽”为名的水域，能否以“海”相称呢？泽与湖之间，常常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当时的湖泊实多以“泽”为名，所以有些泽也可以称之为“海”。例如，居延县境内有居延泽，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称“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羌谷水所入之“海”，只能是指居延泽。这是虽以“泽”名却仍可称“海”的确证。正因为如此，汉献帝建安末年，朝廷又在居延泽这里设立过“西海郡”，而其所谓“西海”云者，显然是把居延泽视作“西海”。南宋人程大昌在论述“鲜水海”的得名缘由时曾经讲述说，这一湖泊“尝并海立称矣，然要其实致，则众水钟为大泽，如洞庭、彭蠡之类，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正是把彭蠡泽与鲜水海等同看待。
和西海郡并非因毗邻“西海”而得名一样，汉代的北海郡北面毗邻的海也不叫“北海”，而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渤海（勃海）”。汉朝人是称呼今贝加尔湖水域为“北海”，这一点无需多加说明。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汉书》乃径以“海上”一语称述滨湖的草地，这里也就是所谓苏武牧羊之处。“海上”意即“海滨”、“海畔”，是滨海的陆地，过去在论述秦始皇去世的原因时，我曾特别阐述过这一点。在这里，《汉书》所谓“海上”，指的当然是湖边傍水之地。
这一称谓的重要性，在于它与我们所要讨论的“海昏”一样，是以“海”表述一片内陆水域，再在其后附缀表示相对位置关系的辞语，以指称与其相关的某一地理区域。这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海昏”这一地名的本义，很有可能就是指彭蠡泽西南之地。
王莽西海郡虎符石
下面再来看西汉“东昏”这个县的情况。按照前面的推想，“昏”字在这类地名中应该是用来表示西南方位，那么，在“东昏”的东北方向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以作为比照依据的叫作“东”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正好有一处“东”地，不仅历史悠久，还很有名。
民国时期，傅斯年从《诗经·小雅·大东》的“小东大东”入手，考察周初史事，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作《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在这篇文章中，傅氏分析指出，《诗经》大东指今山东泰山山脉迤南各地，小东即周公居东破奄之地，其处在今河南濮阳至河北大名一带，“在秦汉为东郡”。
秦汉东郡与东昏县所在的陈留郡毗邻，正在东昏的东北。把“东昏”与“东”的方位关系同“海昏”与彭蠡泽这处内陆之“海”的方位关系两相并观，似乎使我们更有理由推定：海昏县的名称，或许就是缘于该地位于彭蠡泽的西南。
三、“昏”与西南方位
在上一节，暂且搁置了是不是能用“昏”字来表示“西南”这一方位的问题，然而根据“海昏”和“东昏”这两个地名显示出的迹象，这似乎又是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下面就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对此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中国古代在定立地名时，采用所处位置与阳光的方位关系来作组合专名的通名，应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所谓“山南水北为阳”，当然，反之则为“某阴”，即如洛阳、华阴之类。其时代较早、同时也比较清晰的表述，见于《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下，文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当然，还有徒以阳光向背定立的通用地理称谓，如“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
阳、阴表示的是南、北，朝阳和夕阳表示的是山的东坡与西坡，不管怎样，都是直接体现阳光对地点地物的照射关系。可“昏”字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其本义，是表示一天当中太阳处于特定位置的一段时光，乃太阳行将落下的“日且冥”时分，亦即夕阳将入未入之时，大致相当于现在常说的“黄昏”。
作为纪时体系中的一部分，把每一天亦即一昼夜分割成若干个时段，就是所谓“时分”。从甲骨文的材料来看，殷人对每天各个不同时分，已有专门称呼。目前可知殷商最细密的划分方法，是把一日分为十个时分，即：辳、旦或朝（日明、明、大采、大采日）、食日（大食、大食日）、中日或日中（昼）、昃（昃日）、郭兮（郭、小食）、昏或莫（小采、小采日）、（埶）、住、夙。
其中“旦”指朝日初升之时，“昏”指夕阳将落之际，是一天中太阳处于东西相对位置上的两个时分。“旦”字的字形，即已清楚显现出日见于大地之上的图像，而与其表示同一时分的“朝”字象征日月并见于草莽之中；《说文》谓“昏”字“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而与其表示同一时分的“莫”字，所象字形则显示出它表示的意思是“日且冥也”，乃“从日在茻中”。可见这一东一西的太阳，在地平在线正两两相对，都是略高出于地平线，或始升，或将落。其实“旦”、“昏”两个时分的另外一种称谓“大采（大采日）”和“小采（小采日）”，自已更加清楚地体现出在这两个时分日晖霞彩映照天空的景象。
陈梦家曾把殷人这种时分制度与后来的十二时辰联系起来，为之拟定了各自对应的时辰以及固定的时间刻度，如“旦”为卯时，“中日”为午时，“昏”为酉时。但我对陈氏这一做法，深表怀疑。盖从时分的名称上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观象授时”制度，亦即主要通过直接观察太阳的位置来确定时分，可是，要是把地球自转一周所形成的一昼夜时间平分为诸如十二时辰这样的等长时段的话，对于地球上观察太阳的人来说，由于随着地球公转所造成的特定观测点相对于太阳的位置移动，这一点上每一天的昼夜长短必然随之不断增减变化，亦即太阳在每一天中的出入时刻并不固定。这样，除了“中日”或“日中”这个表示正午的时分之外（理论上还可能会有一个表示正当子夜的时分），上述其他绝大多数时分都无法与一年到头每一天都固定不变的十二时辰或是漏刻的特定刻度稳固对应。所以，“旦”、“昏”等时分对应的绝对时间（也就是用十二时辰或漏刻表示的时间），每一天都会有所不同。粗略地说，即夏天“旦”来得早，“昏”到得迟；冬天则反之，“旦”来得迟，“昏”到得早。我想，或许可以把这种时分的记述和表示形式，称作“相对时分”。
事实上，从陈氏在此之后进行的相关研究看，似乎他自己已经否定了这一做法。陈梦家后来参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归纳汉简所见时分。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具体的时分辞语大多并不相同，时分的分段也更为绵密，但从鸡鸣、平旦、日出、日入等时分用语来看，这实质上也是采用与殷商时期类似的“相对时分”纪时方法。不过，与此同时，陈氏也指出西汉时即已行用所谓“加时”制度，就是以十二支来表示一年之中每一天都完全相同的固定时分，把一昼夜等分为以子、丑、寅、卯等表示的十二辰。窃以为相对而言，不妨把这种新的时分制度，姑且称作“绝对时分”。大致从王莽时期起，纔出现把“相对时分”的专有名词与十二辰这样的“绝对时分”术语相互配置为一体的做法。这显示出“绝对时分”正在逐渐取代“相对时分”，因为“绝对时分”更为确定，也更为精准。
在汉代的时分辞语中，有一个与殷商时期的“昏”在形式上颇为相近的“昏时”，亦称“夜昏时”，不过在《史记》当中，对这一时分仍然是以“昏”相称。汉简所见汉代的“昏时”，是紧接在“日入”这一时分之后，看起来似乎是在太阳落山之后，“夜昏时”一称，尤其容易使人联想到这一点。然而汉代别有“日出”这样的时分，是接在“平旦”之后，而《史记》也把“平旦”写作“旦”，这显示出“日出”应是在“平旦”或“旦”这个旭日初升的时分之后，太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而不是刚刚跃出地平线的时候。与“日出”相对应，出现在“昏时”或“夜昏时”之前的“日入”这一时分，太阳也还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而汉简中见到的“昏时”以及《史记》记述的“昏”，则应当与殷商时期的“昏”这一时分一样，是指下坠的夕阳将落未落的时段。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秦汉间人甚至更早的人，是怎样把这个表示“相对时分”的辞语“昏”字移用过来，用以表示“西南”这一固定的方位？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能够用来体现这一时分方位关系的事物，只有太阳在天空中所处的方位，然而在一年四季中的每一天，除了“日中”以外的其他每一个时分，太阳所处的方位都是变化不定的。
简而言之，在冬至前后的整个冬半年，太阳都是从东南升起，在西南落下；在夏至前后的夏半年，太阳则是从东北升起，在西北落下；春秋二分时刻，正东日出，正西日落。这就需要选择一个固定的时刻，或是一段固定的时期，用这一时刻或是时期“昏”这一时分太阳所处的方位，来表示恒定不变的方位。
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时刻的最佳选择，就是冬至。因为冬至是古人“一岁”也就是现在所说一个地球公转回归年的开端，对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这时日出日落的方位，自然最偏向东南和西南。
古人自然很早就掌握了像这样一种程度的基础天文知识。《周髀算经》称“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与此相反，“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在以十二辰表示的十二面方位体系中，“辰”位在东南偏东，“申”位在西南偏西，故所谓“日出辰而入申”，即谓太阳升起于东南偏东而落下在西南偏西。《淮南子》谓天有“四维”，这四维，并不是指东、南、西、北四方，而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方位。在这一四方体系当中，“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这就把冬至时节日出日落的方位，直接表述为东南和西南。
在此基础上，若是再考虑地形、地物的限制，以及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原腹地房屋普遍南向的情况，人们通常实际不大容易关注东北、西北方向的日出日落；即使是在夏至前后的夏半年，往往也会感觉太阳好像是从东南升起、在西南落下。这一点，我们在古人著述中也能看到一些迹象。
如传为东晋人郭璞撰着的《玄中记》记云：“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鸣。”这里讲日始出而照耀东南方桃都山上的天鸡，显然是把东南作为日出的一般方位。又王安石《诸葛武侯》诗首句云“汉日落西南”，这里或有刘备偏安于西南一隅的隐喻，但“日落西南”在字面上的涵义，也是把西南作为日落的一般方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还讲述说“西南为背阳之维”，按照这样的观念，愈加容易把“昏”这一时分术语与太阳西下的“西南”方位联系到一起。
我想，基于上述原因，人们就会把体现太阳即将落下的“昏”这一时分用语，转用于表示“西南”这一方位。
以上就是我对“海昏”这一地名的解释。其是否合乎历史实际，将来或许能够有机会做出验证。
（刊于《诗书画》杂志2018年第1期[总第27期]。注脚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