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萧锋：为了电影《大轰炸》，我成功晋升为中国最穷导演！

导演萧锋

今天是我的生日。

想起过四十岁生日时，一帮亲如兄弟的伙伴在一起开怀畅饮，那时的我为拍电影过着忙碌而又狼狈不堪的日子，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哥们给我的生日礼物中，有许多衣服鞋袜，那股暖流如电击般地让我瞬间泪崩，酩酊大醉后发誓不再喝酒！一誓十年，直到在内蒙古拍片时，为抵御严寒喝酒暖身开戒。

今天和《大轰炸》剧组的主创和主演一起过生日，开启珍藏多年的美酒，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眼前这些陪我一同从风雨中走过的兄弟姐妹们，再次让我百感交集，难抑泪水。一直以来，我始终要求自己做人要守信，拍电影也是如此。

可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自2011年1月6日启动仪式，拍摄《大轰炸》至今已是第八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对这部承载着民族灾难、国家记忆的电影有着庄重的承诺：拍一部让中国人挺起胸膛走出电影院的电影！一诺千金，我们始终在全身心投入。

可与此同时，《大轰炸》的拍摄却经历了太多难以想象的坎坷和艰辛！庆幸我们在拥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同时，还具有承受各种天灾人祸打击的坚强！此时此刻，面对举杯庆生的一张张亲人般的笑脸，这近八年来九死一生的往事一下涌上心头.....

2010年深秋，原中影集团董事长杨步亭先生，约请我担任电影《重庆大轰炸》的导演，从那一刻起，这个邀约注定成了我生命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2014年大年三十那天，我被医院诊断患癌症需立即手术，当时我问的第一句话是“手术后可存活多久？如有三年我就可以拍完《大轰炸》了！”幸运的是一个月后再次检查确定是误诊，否则只有三年还真是拍不完。

2015年的拍摄，如同坐过山车般起起落落，数度面对资方停止投资而濒临绝境。首次停止投资，我凭一己之力买下急需付款的两辆十轮卡当道具车。搭建主场景朝天门码头之时，投资方再次停止投资，使数百名置景工人无法开工，并不富裕的我不顾一切用自己的多年积蓄顶了上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春节过得是从未有过的悲壮！

2015年6月3日，布鲁斯·威利斯乘坐私人飞机从美国飞抵宁波时，我们一千多人的剧组只剩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苦苦地支撑，连布鲁斯·威利斯入住酒店的定金都付不了，在拍摄现场，我用网银再次汇出自已全部的银行存款救急。没想到，这笔资金后来在剧组拍摄屡遭困难时一直周转着，直至杀青停机。

2015年如火如荼的拍摄，外面看上去《大轰炸》家大业大气派非凡。可在互联网时代，面子和里子并不总是一致。为了电影的尊严，我们始终清醒地不为金钱所动。再困难，也没出卖转让过《大轰炸》的剧本版权和拍摄权。

为了拥有电影人的话语权，本人默默地承担了拍摄剧本的资金投入，同时不签署导演合同，和几位主创坚持不拿一分钱片酬，为的是捍卫电影创作者完整的著作权，用个人经济利益的牺牲换取电影的平安！

在那风雨时日，虽有不少人图谋取而代之，但由于我们始终拒绝金钱捆绑，不被出卖、转让剧本版权的经济利益诱惑，使一轮轮企图颠覆我们创作团队的人遭遇挫败。

2011年开始的头四年是踏踏实实的剧本打磨和艰辛筹备，2015年起的三年多是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我们一路艰险无人知晓。外界传闻《大轰炸》前期拍摄就花了七、八个亿，其实真实的拍摄费用，不到坊间传言的一半，而且自2016年2月起，剧组就已分文没有，断粮停炊。 

2016年3月，就在这部倾注了我们多年心血的电影面临夭折时，我们创作团队毫不犹豫，不计代价，义无反顾地接下已无力还付欠款、急需大量资金进行后期制作的庞大工程。在随后压力重重的两年间，我经历了融资借款、抵押贷款、清仓股票，赎回投资基金、耗尽个人存款等一系列自毁程序，很快成为国内负债最多的导演。

直至2017年10月，悲壮的一天终于降临，我个人所有的可支配现金财富只剩1516元人民币，终于晋升为中国最穷的导演。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让我放弃！现在这部我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呵护的电影终于制作完成，我们庆幸《大轰炸》在我们团队顽强的坚守打造下存活了下来，而且在制作水准上没有半点降格以求……

常说酒多话多，在今天这个开心与伤感同在的日子，想说的话总也忍不住，想流的泪总也禁不了，因为我坚持每天微笑面对难以言表的无数困难，太久太累了！这会儿，我终于体会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的心境！

不多说了，辛酸苦水道不尽！要说生日寄语，只有期待电影《大轰炸》早日和观众见面！希望我们为之付出身家性命的《大轰炸》，没有辜负中国电影为中华民族复兴鼓与呼的使命！

【文/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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