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文物古迹中,我们从哪讲起呢?
那就从“贤良祠”开始吧!!!
贤良祠
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03号,2001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据《清史稿》记载,贤良祠自雍正朝建成至清亡(1733-1911)的170余年间,历朝皆有大臣在身故后被批准入祀享祭,总计178人。
京师贤良祠于雍正八年(1730)由清世宗颁谕敕建、雍正十一年(1733)建成。
下面就请高娟娟老师给我们讲讲“贤良祠”里的故事:
高娟娟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原所长,从事西城区文物保护工作二十余年,参与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对文物保护工作有着独特的建树。
正文在下方
我国对功臣的祭祀古已有之。据《周礼》记载,最初是在祭祀先王时配享功臣。大约自汉魏开始,出现了帝王为功臣建庙、立祠祭祀或建阁绘像,以示缅怀之意。明初,太祖在南京鸡鸣山之阳建功臣庙,进行过群体祭祀。但作为一种祭祀制度,被清雍正皇帝发扬光大传承下来。典型代表是他先在北京崇文门内修建昭忠祠,祭祀以死勤事的功臣,又在北皇城根(今地安门西大街)修建贤良祠,祭祀以劳定国的功臣。两祠的共同特点是自雍正朝至宣统朝持续不断地祭祀清代功臣。本文重点论及的是贤良祠。
清雍正八年(1730)七月,雍正皇帝向内阁颁发了这样一道谕旨:“国家效忠宣力之臣勋绩茂著,必膺崇报之典,令其世享烝尝。雍正二年朕已敕建昭忠寺,自开国以来致命立功、尽忠报国之俦,皆得春秋妥侑,世世血食。顾念古者大烝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得并列祀典,永受明禋。……著于京城内白马关帝庙之旁,选择吉地,特建庙宇,命名贤良祠,春秋以时展祀”。(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
谕旨中提到的昭忠寺,即昭忠祠,位于崇文门内,今已无存,是雍正即位的第二年,下诏为那些为了大清王朝尽忠、勤事授命的王公将士所创。敕建昭忠祠的谕旨开宗明义:“周礼有司勋之官,凡有功者,书名太常,祭于大烝。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于以崇德报功,风厉忠节。”而雍正八年建立贤良祠的谕旨,遵循的仍然是周礼的大烝之祭。据《礼记•王制》记载,冬季君王祭祀宗庙时,以功臣配祀,这种祭祀之名叫做烝。以后,大烝之祭则专指对功臣的祭祀。昭忠祠祭祀的是以死勤事之王公将士,而贤良祠祭祀的是法施于民、以劳定国的辅佐治世之臣。雍正皇帝认为,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与以死勤事者应该并列祀典,世享烝尝。
谕旨中提到的白马关帝庙之旁即今地安门西大街103号,这是一座占地1000余平米,琉璃瓦顶的建筑群。面积虽不广阔,房屋也只有区区数楹,但所有建筑无不显示出皇家建筑的等级规制:大门三间,绿琉璃瓦歇山顶,三彩单昂斗拱,大门内,最显眼的建筑就是东、西两座六角攒尖的黄琉璃瓦御碑亭,亭内是清雍正皇帝手书的御制碑,东侧为汉文碑,西侧是满文碑,碑文内容相同。御碑亭北侧是三间仪门,仪门内有甬道连接前殿。前殿三间,前出轩三间,屋面是勾连搭结构,殿堂部分为歇山调大脊,出轩部分为悬山过垄脊,上覆绿琉璃筒瓦。五彩重昂斗拱,旋子彩画;前殿内檐正中为蟠龙藻井。殿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三间。后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建筑布局严整,紧凑。
如果对照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师全图》和清代文献所载,整组建筑现缺失的主要是大门两侧的八字墙、下马红柱、大门对面的一字影壁,前殿及后殿东侧的燎炉,后殿左右两侧的宰牲房和治牲所等。
这组建筑群就是由雍正皇帝下旨创建、专门祭祀对清廷有功的王公大臣之所——贤良祠。
碑刻
贤良祠的创建起因
贤良祠创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十一年(1733)建成,雍正皇帝亲自为贤良祠题写了《崇忠念旧》匾额和《御制贤良祠碑文》。其碑文曰:“朕维国家钟昌隆之运,诞降贤臣;宇宙成熙嗥之风,端资良弼。故微声聿播,旗常铭勒于生前;而元祀攸崇,俎豆歆承于身后。用以宠褒已往,劝励方来。所由沛殊恩,举旷典也。尔和硕怡贤亲王,忠孝自天,敬勤成性。嘉猷入告,启乃心以沃朕心;庶绩咸熙,图国事即如己事。勋高燮理,立臣道之仪型;礼极哀荣,备人生之祉福。尔大学士公图海等,际王迹肇基之始,业赞运筹;当皇朝一统之期,续参佐命。我皇考圣祖仁皇帝绵膺历祚,简公卿以翊升平;载定寰瀛,选将帅而宜威武。中朝外任,多令名清节之完人;跨海穷边,著破敌开疆之伟略。朕眷怀旧德,询访佥谋。既祠宇之告成,叙官皆而列位。于戏!念鸿功于同气,自古希伦;追盛烈于群贤,于今不泯。纶章丕锡,永垂图牒之辉;珉石深镌,式焕星云之色。凡百有位,其咸观感于兹。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二十日御笔”(见贤良祠东侧御碑碑文,著录于《钦定日下旧闻考》)
雍正帝为何如此重视这座建筑,这在御旨和碑文中已表述分明。于公,是“眷怀旧德”、“宠褒已往”,缅怀为清廷奉献了丰功伟绩的王公大臣,“立臣道之仪型”、“劝励方来”,用这些大臣们的事迹来激励后世臣工。于私,它的起因应从雍正八年(1730)五月雍正帝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的去世说起。
1、允祥去世——雍正帝悲恸逾时
允祥(1686—1730),康熙帝第十三子,是与雍正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兄弟。胤禛继位后,即封为和硕怡亲王。雍正元年(1723),受命总理户部,后又出任议政大臣,协助皇帝处理朝中重大政务。《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自怡亲王办理户部事务,于展限四十日之内,一切积弊,剔除殆尽。奖劝属员,清理数千案件。”他针对康熙朝晚期的财政积弊,清理赋税,稽核出纳,追讨亏空。雍正帝继位时,户部只存银2000余万两,到雍正八年(1730)已高达6000余万两,不但解决了康熙朝后期国库空乏的危机,并且为雍正帝筹措调度了西北用兵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此之外,允祥还受命治理京畿、直隶河道,协助皇帝整顿旗务。总之,从办理军机大事到负责宫廷内瓷器烧造,允祥无不谨慎忠诚,从优议叙,所交事务,悉效公忠。雍正帝毫不掩饰对允祥的信赖和高度评价:“逮朕御极之初,命王总理事务,王夙夜匪懈,公尔忘私,精白一心,无欺无隐。其殚竭忠诚,赞襄于密勿之地者,八年有如一日。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中府中事无钜细,皆王一人经画料理,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无烦朕之指示。其有关于吏治民生之利弊,有闻必奏,每语必详。……王实能佐朕治安天下,朕实赖王翼赞昇平。遍观自古史册所载贤王懿戚,从未有可与王比伦者”。为此,雍正帝曾亲自题写“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个字赐予允祥。
雍正八年(1730)五月,允祥病重,雍正帝亲临府邸探望,孰料允祥已逝,雍正帝“悲恸不已”,遂素服一月,辍朝三日。第二日,又亲至怡亲王府,“奠酒举哀,悲恸逾时”。三日后,在朝会上,雍正帝对大臣们说:“朕因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虽强自排遣,而饮食俱觉无味,寝卧皆不能安。盖王之事朕,诚敬忠爱之心,八年有如一日。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且王居心之和平公正,行事之宽厚仁慈,皆足以享遐龄而绵寿算,岂意王遽舍朕而溘然长逝耶”。以后连续数日,雍正帝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不断对廷臣们述说:怡亲王“一片忠赤之心,至诚至敬。……不但赖王襄赞朕躬,且望王辅弼于将来,岂料王竟长逝耶。……而朕顿失此柱石贤弟,感痛悲哀,何能自已耶。”悲痛之余,雍正皇帝开始办理怡亲王的丧仪,逐项落实对怡亲王的身后恩荣。
2、前所未有——怡亲王独享恩荣
要说雍正皇帝给予怡亲王允祥的恩荣,可以说是前所未有,首先雍正帝提议允祥名字恢复“胤”字,配享太庙,宗人府议奏允祥谥号为“贤”,雍正帝认为“怡亲王之懿德鸿勋,自应锡以上谥,但恐一字不足彰王之美善。古者有大功,赐之美号,以表扬之”。“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这八个字,“字字皆王之实迹”,要加在谥号之上。
其二,雍正帝封允祥之子弘晓袭怡亲王,世世相承,永远弗替。封允祥另一子弘晈为郡王,世袭罔替。允祥第三子弘暾原指婚富察氏,但未婚娶病亡已有二年。雍正帝令谕怡亲王妃收富察氏为媳,以弘晈长子永善为弘暾嗣子,袭封贝勒,由富察氏培养,使其无子而有子。并说“凡朕加与吾弟之恩典,后代子孙不可任意稍减”。
其三,雍正帝要求内阁廷臣到怡亲王府去吊唁,他说:“崇德报功,国有令典,怀恩慕义,人有同情。凡在京文武官员,平日曾受怡亲王教训、知王之美善者,许其各诣王府致奠申哀”。他指责吊唁态度不诚恳的诚亲王允祉,让宗人府对他严加拘禁。
其四,雍正帝亲自过问允祥园寝的规制和建设,指示其园寝规制不能仅循常制。在皇帝的过问下,怡亲王园寝定为“享堂七间,享堂之外,中门三间,内围墙一百丈;中门之内建焚帛亭、祭器亭。中门之外建神厨五间、神库三间,东、西厢及宰牲房各三间,碑亭一座。其外为大门三间,周围墙二百九十丈。大门外设奉祠房二十间,再加石桥二、石碑坊一、擎天柱二、神道碑一。”此规制已经超过了亲王园寝的规模。因“怡亲王有遗言,身后殡殓只用常服,一切金玉珠宝之属概不可用”。皇帝指示“朕亲临其丧亦祗以血泪巾帕及所佩香囊附棺中,示含玉之意,志永诀之哀”。他命兵部设立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五十名,永远守护怡亲王园寝。
其五,雍正帝呼吁各地为允祥建立祠堂。他说:“吾弟怡亲王忠孝两全,智仁兼备,嘉谟经国,渥泽安民,此朝野所共知者。古称聪明正直之谓神,王之灵爽,在天不泯。著通行内外直省,有欲为王建立祠宇, 岁时展祀者,著奏闻准其举行”。他批准在京郊白家疃为允祥建立祠宇,岁时致祭。还下旨永远蠲免周边数村地丁钱粮,以为将来祭祀香火之资。
七月,雍正帝又亲诣怡亲王殡所奠酒,并颁谕说,对于怡亲王的月祭、周年祭和举殡前期,都要按照大祭礼的规格,读文致祭。三年后,每岁要行常祭礼。还说这是对允祥的特殊恩典,后不为例。
3、创建祠宇——崇祀清累朝硕辅
可以说,雍正帝给予允祥的恩典是前所未有的。但他认为这些仍不能表达对允祥思念悲切之衷,不足以酬谢怡亲王自古罕有比伦的硕德丰功。他说:“怡亲王之精白一心、忠诚体国,勋在社稷、泽被生民。其功德隆盛,又岂一切效忠宣力者之所可比伦乎”。“朕即加恩沛泽于常格之外,究不能展朕崇德酬庸、寤寐追思之念也”。他要给允祥最高的政治荣誉,他要弘扬允祥的懿德美行,让允祥的事迹表著于人,世人尽知。雍正二年,他曾下旨在京城崇文门内建立昭忠祠,崇祀那些以死勤事的大清英烈。允祥劳以殚竭,不享遐龄,让其入此祠受享有些不惬于心。再说,他毕竟是一国之主,不能只顾念自己的御弟。那些自开国以来的良臣硕辅,如大学士公图海、公赖塔、大学士张英等,那个不是持躬正直、奉职公忠,不愧古大臣之风者。
经过深思熟虑,雍正帝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以朝廷的名义再建一所庙宇,崇祀这些股肱之臣。地点就选在京城内白马关帝庙之旁,命名贤良祠。他要让允祥成为贤良祠的主祀者,立臣道仪型。他还要挑选清朝开国以来所有“才德著闻、完名全节”的文武大臣入祀,“使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于是,这一年的七月,雍正皇帝向内阁下发的他的谕旨,于公于私,至情至理。
贤良祠建成当年,礼部会同工部、太常寺堂官将怡亲王允祥的神位安设在前殿正中龛内,将入祀的王公大臣之神位按照爵秩品级序次安设在后殿内,举行了第一次读文祭祀。贤良祠入祀的各位王公大臣被赐予本家各祭祀一坛。以后,又确定凡贤良祠入祀诸臣入祠之日,太常寺官员要先期知会其后裔,齐聚祠内分班行礼。凡遇春秋二祭时,也要通知入祀诸臣的后裔,齐聚陪祭。入祀诸臣的后裔也会在某些特殊的时间到祠内行礼。
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帝又下旨,因贤良祠前殿供奉的是和硕怡亲王允祥的神位,要照王府园寝设立下马柱之例,在贤良祠大门外设立下马红柱。
仪门
贤良祠的入祀之臣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皇帝下旨创建贤良祠至清末180余年间,贤良祠最终入祀者是178人,这一数字与《清实录》各朝实录的记载稍有出入。以下按照《清实录》所载贤良祠入祀者的先后顺序,理出各朝的入祀之臣,并将《清实录》和《清史稿》两部文献中不相一致处略做说明。
1、眷怀旧德——雍正朝入祀之臣
据《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和《清史稿》记载,雍正朝贤良祠入祀者包括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和雍正本朝共51人,首请入祠者是和硕怡亲王允祥,由雍正皇帝钦选的10位元臣良辅,如大学士公图海、公赖塔、大学士张英、尚书顾八代、马尔汉、赵申乔、河道总督靳辅、齐苏勒、总督杨宗仁、巡抚陈瑸等同时入祀。雍正十年(1732)批准入祀的是由皇帝钦选的3人和由廷臣推选的以范文程为首的35人,共计38人。他们是大学士范文程、巴克什达海、阿兰泰、李之芳、吴琠、张玉书、李光地、富宁安、张鹏翮、宁完我、魏裔介、额色黑、王熙,领侍卫内大臣福善、费扬古、尹德,尚书励杜讷、徐潮、姚文然、魏象枢、汤斌,提督张勇、王进宝、孙思克、施琅,总督赵良栋、于成龙、傅腊塔、孟乔芳、李国英,都统冯国相、李国翰、根特,统领莽依图,将军阿尔纳、爱星阿、佛尼埒,副都统褚库巴图鲁。雍正十二年(1734)批准入祀的是大学士田从典、高其位。这51人中,除了雍正本朝去世的10人外,其余均为前朝大臣。由此可知雍正皇帝崇忠念旧之情不虚也。
2、承续旷典——乾隆朝入祀之臣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乾隆朝贤良祠入祀者是52人,依次是尚书衔兼祭酒杨名时、大学士朱轼、内大臣哈世屯、尚书米思翰、总督李卫、巡抚徐士林、尚书徐元梦、大学士鄂尔泰、伊桑阿、马齐、总督那苏图、超勇亲王策棱、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总督陈大受、巡抚潘思榘、大学士福敏、将军和起、总督喀尔吉善、尚书衔总督鹤年、尚书汪由敦、大学士黄廷桂、蒋溥、尚书李元亮、大学士史贻直、总督鄂弼、大学士梁诗正、来保、协办大学士兆惠,尚书阿里衮、大学士傅恒、尹继善、陈宏谋、总督吴达善、大学士刘纶、刘统勋、尚书衔钱陈群、巡抚何煟、大学士舒赫德、高晋、于敏中、总督袁守侗、大学士英廉、巡抚李湖、大学士徐本、高斌、将军伊勒图、总督方观承、萨载、提督许世亨、将军奎林、傅弘烈。
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鄂尔泰因涉及胡中藻案被罢祀,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于敏中因涉及甘肃冒赈案等被罢祀,最终乾隆朝入祀者为50人。《清实录》和《清史稿》两部文献记载相同。可以说乾隆皇帝比较重视贤良祠祀典和选择哪些人入祀的问题。他说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肇举贤良祠祀,诚旷古钜典”。“盛典攸关,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
3、趋于严苛——嘉庆朝入祀之臣
据《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和《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记载,嘉庆朝贤良祠入祀者为12人,依次是大学士福康安、总督和琳、大学士阿桂、总督鄂辉、大学士刘墉、王杰、朱珪、尚书董邦达、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尚书奉宽、大学士戴衢亨、董诰。嘉庆四年(1799),受和珅案的牵连,和琳被撤出贤良祠。但不知为何,同年十月因追论在湖北军中受贿4000两而被罢祀的总督鄂辉仍出现在《清史稿》的名单上。最终《清史稿》记载嘉庆朝入祀者为11人。嘉庆朝前后25年,只有11人入祀,平均两年多才有一位入祀者,是贤良祠创建以来入祀者人选较为严苛的一朝。
4、审慎酬勋——道光朝入祀之臣
《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记载,道光朝贤良祠入祀者为16人,依次是大学士明亮、河道总督黎世序、协办大学士汪廷珍、将军玉麟、大学士富俊、曹振镛、托津、总督杨遇春、大学士长龄、卢廕溥、总督陶澍、大学士文孚、尚书黄钺、隆文、大学士王鼎,陈官俊。《清史稿》记载的道光朝入祀人数为15人,道光二年(1822)七月入祀的大学士明亮没有出现在最终入祀名单上。但《清史稿·列传一百十七》清楚地记载明亮入祀贤良祠。可以说,在贤良祠入祀人选上,道光皇帝继承了他父亲严苛审慎的态度,曾经有五年之久没有一位廷臣被批准入祀贤良祠。
5、推恩优渥——咸丰朝入祀之臣
据《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和《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咸丰朝贤良祠入祀者为6人,依次是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大学士潘世恩、文庆、裕诚、杜堮、巡抚胡林翼。《清史稿》与此记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咸丰朝6位入祀者中,杜受田是咸丰帝的老师,而杜堮是杜受田之父。难免让人感觉咸丰皇帝以其子推恩至其父而入贤良祠,实在是情尤眷恋,推恩优渥。
6、笃念荩臣——同治朝入祀之臣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同治朝贤良祠入祀者为12人,依次是大学士桂良、总督沈兆霖、大学士衔翁心存、大学士祁俊藻、协办大学士骆秉章、总督马新贻、大学士官文、倭仁、曾国籓、瑞常、瑞麟、贾桢。但《清史稿》中记载的入祀人数为11人,没有列出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入祀的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的名字。同治朝最特殊的入祀人选是两江总督马新贻,是贤良祠内第一位被刺身亡而被入祀者。另外,同治朝入祀之人大多为历事三朝的老臣,所以年轻的皇帝在审批谕旨中频频表示笃念荩臣、笃念耆臣。
7、满臣出众——光绪朝入祀之臣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记载,光绪朝贤良祠入祀者为30人,依次是大学士文祥、英桂、总督沈葆桢、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大学士全庆、载龄、左宗棠、灵桂、总督丁宝桢、岑毓英、曾国荃、巡抚左辅、张曜、大学士宝鋆、恩承、福锟、张之万、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大学士麟书、恭忠亲王奕,大学士额勒和布、李鸿章、提督宋庆、总督刘坤一、大学士荣禄、将军长顺、大学士裕德、昆冈、崇礼、敬信。《清史稿》记载光绪朝入祀者是29人,缺少了光绪十六年(1892)十二月被批准入祀贤良祠的湖南巡抚左辅。从入祀名单可以看出光绪朝入祀者以满臣居多,还有不少爱新觉罗的宗室子弟,如恭忠亲王奕,豫亲王多铎七世孙昆冈、八世孙麟书、理密亲王允礽的六世孙福锟、诚隐亲王允祉的五世孙载龄等。
8、汉臣独享——宣统朝入祀之臣
《清实录·宣统政纪》记载本朝三年内共入祀贤良祠者4人,依次是大学士张之洞、孙家鼐、协办大学士戴鸿慈、大学士鹿传霖。《清史稿》记载宣统朝入祀者为5人,除上述4人外,入祀者中还有大学士王文韶。宣统朝的入祀者均为汉臣,也是入祀较为密集的一朝。
两种文献的记载不相一致,或是《清实录》对有些内容有所拣选,或是《清史稿》编纂时资料收集有所遗漏或补充,总之,贤良祠最终入祀的准确人数还有待考证,也有待更多的文献和资料予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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