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畔文化】述说北京贤良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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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中我们就贤良祠的创建起因及入祀之臣做了介绍，这一期中我们继续对贤良祠入祀者的条件及入祀之臣的身后荣誉做一些了解。
内容稍稍多一些，请大家耐心看完哟~~~
下面就让我们接着听高娟娟老师给我们讲贤良祠的故事吧！
正文在下方
贤良祠入祀者的条件
入祀贤良祠绝非易事，条件非常苛刻。这一点与雍正二年创建的昭忠祠有所不同。昭忠祠的入祀者不但有王公大臣，更有普通官兵，一次入祀就可达百、千、万者。而贤良祠的入祀者大多为因病去世或享以天年的王公大臣，但也有个别例外，如傅清、拉布敦是壮烈殉国；马新贻是被刺身亡。总的来说，入祀贤良祠的人选必须是以“才得著闻、完名全节”的股肱之臣，做人做事要符合皇帝的心意，还要终始不渝，一生清白。也就是说一看身份，二看功绩，三看德行操守，四看与皇帝的关系，五要经过严格审查。如果没有这几条，很难被批准入祀贤良祠，或即使被批准入祀，也会被罢祀，撤销资格。说具体些，就是：
1、身份尊贵——入祀者地位显赫
能够入祀贤良祠，首先身份要够资格，要有一定的地位。贤良祠中享受崇祀的王公大臣，按爵位，有亲王、郡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按品级，最高者正一品，最低者从二品。按职务，有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他们中有皇家亲贵，有世代硕辅，有中枢重臣，有封疆大吏，不说个个功勋卓著，也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是国家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和将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中有祖孙、父子、兄弟同堂享受祭祀者，如徐元梦和舒赫德爷孙；徐潮、徐本父子；刘统勋、刘墉父子；董邦达、董诰父子，阿兰泰、富宁安父子，杜堮、杜受田父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等。更显赫的是富察家族一门数代八人哈世屯、米思翰、马齐、傅恒、傅清、福康安、明亮、奎林同入贤良祠享受崇祀。
2、功勋卓著——入祀者政绩杰出
能够入祀贤良祠，除了要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之外，还要考察的就是是否贤德、是否功绩卓著。按照雍正帝的标准就是精白一心、忠诚体国、勋在社稷、泽被生民者，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标准。然入祀者虽都为国家重臣，由于担任的职务不同，肩负的责任和服务的领域不同，功绩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但必须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每一位入祀者的功绩评判都会比较具体。如雍正十年十月，在批准阿喇衲、冯国相入祀贤良祠时，皇帝对他们功绩的评价就非常具体，各不相同。对阿喇衲评价是：“原任将军阿喇衲，恪谨持躬，忠诚奉职。从前西陲用兵，宣力年久，收复吐鲁番、平定青海，俱有劳绩。”对冯国相的评价是：“原任都统冯国相，朴诚自矢，从无过愆。向来各旗公库俱有亏空，唯冯国相所管正蓝旗全无欠缺，此即其出纳谨严、操守洁清之实证”（世宗宪皇帝实录）。可以说，雍正皇帝的评语具体而平实，没有溢美之词。尤其是对冯国相的评价，让人看到了该都统的德行操守和行政管理能力。在满、蒙、汉二十四旗中独树一帜，连皇帝也要佩服了。
3、操守如一——入祀者德行始终
入祀贤良祠固然很光荣，但并不能一劳永逸，如果入祀者的德行操守不能做到始终如一，入祀后一旦被查出或被牵扯进某些事情，还是会被毫不留情地撤出贤良祠。乾隆年间就曾经有两位入祀者被罢祀，一位是鄂尔泰，一位是于敏中。
鄂尔泰（1677—1745）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雍正三年（1725）任广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鄂尔泰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因功勋卓著任军机大臣，深受雍正帝信任，并受遗命与张廷玉等人同为辅政大臣，辅佐嗣皇帝，并遗诏其配享太庙。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病重时，乾隆帝选派医生为其调治，并亲自去其府中探望。鄂尔泰去世，皇帝辍朝二日，颁谕曰：“大学士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持躬，久任边疆，懋著惠绩，简与机务，思日赞襄，才裕经纶，学有根柢，不愧国家之柱石，允为文武之仪型。……披览遗疏，具见忠君爱国之悃忱，尤为追念不置。昔我皇考有配享太庙之遗诏，著该部遵奉举行。并入祀贤良祠”。看得出，乾隆帝对鄂尔泰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高宗纯皇帝实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内阁学士胡中藻被广西巡抚卫哲治举报，称其《坚磨生诗钞》一诗“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有影射和诋毁清廷之意。乾隆帝认为胡中藻违天叛逆，下令将胡中藻和其族人处斩。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曾被乾隆皇帝认为“忠君爱国”的鄂尔泰因此被撤出贤良祠。只是因配祀太庙是雍正皇帝的决定，并写在遗诏中，鄂尔泰在太庙的神牌才没有被撤出。因文字狱牵连而遭罢祀，鄂尔泰实在有点儿冤。
于敏中（1714—1779），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于敏中为正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还擅长翰墨，书风近董其昌，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敏中去世，乾隆帝派皇八子带领侍卫十员，前往于府奠茶酒，并颁谕曰：“大学士于敏中品端才练，学识兼优，久直内廷，小心谨慎，历数十年如一日。自简畀纶扉，办理平定金川军务，承旨书谕，懋著勤劳。……兹闻溘逝，深为悼惜，著加恩入祀贤良祠”。（高宗纯皇帝实录）
于敏中去世几年后，一些陈年旧账被翻了出来，第一件事是于敏中之孙诉其堂叔侵吞家产，官府虽然处理了侵吞其家产的堂叔，但查得一向以清廉著称的于敏中家中资产居然有200万两之多，使乾隆帝大感意外，认为其财产可能得之不正。第二件事是江苏松太兵备道章攀桂为巴结于敏中，为其金坛家中营造花园。事发后章攀桂因逢迎朝中大臣被革职。乾隆帝虽然认为于敏中不该接受地方官的贿赂，但最终还是原谅了于敏中。第三件事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巡抚王亶望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担任甘肃布政使时，伙同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省官员捏灾冒赈的贪污案败露。当时朝廷为解决粮食欠收问题，准许甘肃士民捐纳豆麦，取得监生资格，参加乡试。王亶望不但把粮食折成银两，拍卖监生资格，还向朝廷谎报甘肃旱情，说“监粮”都用来赈灾了。实际上，他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官员人人有份，最终查出同案犯百余人，王亶望被斩首。而此案为何隐瞒数年，除了当地官员互相包庇外，当时朝中军机大臣于敏中就是此案件的包庇之人。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乾隆帝不得不反思于敏中入祀贤良祠一事是否得当。
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乾隆帝阅读严嵩原传，深受启发，遂颁喻曰：“朕用人行政，一秉至正大公，从不稍涉偏私，亦岂肯意存回护。”“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昭示来兹。盛典攸关，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于敏中著彻出贤良祠，以昭儆戒”。乾隆帝还强调说他要通过这件事要让廷臣明白，能够入祀贤良祠是无比的荣誉，而撤销于敏中祠祀，可以收到“赏一人而天下知劝，罚一人而天下知惩”的效果（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帝用于敏中之事警示后人，他的父皇雍正皇帝为贤良祠题写的匾额是“崇忠念旧”，但崇忠终究是重于念旧，他只“崇忠”而不“念旧”。
4、深得信任——入祀者与君相近
贤良祠的入祀者除了要身份显赫和功绩卓著，他们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也显得十分重要。而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除了要做到忠君爱国，勤政敬事，辅佐帝王治安天下之外，的确还要符合皇帝本人的一己之心，如不符合皇帝的心意，即使做到了视国事即如己事，建立了破敌开疆之伟绩，也只能望祠兴叹。在贤良祠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福康安与和琳两位了。
福康安（1754-1796），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清高宗孝贤皇后的亲侄，大学士傅恒之子。据说乾隆帝非常喜欢福康安，将其接入宫中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19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后历任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福康安作战英勇，足智多谋，深得乾隆帝的信任。不幸的是，嘉庆元年（1796），福康安积劳成疾，在军中病逝。乾隆帝对此悲泪长流。此时他已经是太上皇，但他还是亲自下旨安排福康安的后事，追赠福康安为嘉勇郡王，谥文襄，配享太庙。并入祀贤良祠、昭忠祠，赏内帑银10000两办理丧事。同时，为了福康安心有所安，还特旨追封其父傅恒郡王衔，配享太庙。看得出他对福康安确实是厚爱有加。
福康安
另一位让乾隆帝厚爱有加的人是和珅的弟弟和琳。
和琳（1753－1796），由生员补吏部笔帖式，因其兄和珅的关系，很快就担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但与其兄不同的是，和琳骁勇善战，行事节俭，立功颇多，深受乾隆帝的信任，乾隆六十年（1795），和琳从西藏赶赴贵州，协助福康安清剿贵州、湖南苗民起义，次年福康安死，他代为主帅，在平陇战役中染病身亡，年仅43岁。太上皇乾隆越俎代庖，追封和琳为一等宜勇公，世袭罔替。准许和琳家建专祠祭奠，谥“忠壮”，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昭忠祠。并比照福康安例，发帑银10000两办理丧事。
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皇帝立即下旨撤查和珅，殃及和琳，将高宗赐予和琳的所有恩典全部撤销，和琳的牌位被撤出太庙，祭祀和琳的祠堂被毁掉，连贤良祠内的神牌也被撤走。可见与皇帝关系的亲疏，造成了福康安与和琳死后地位的天壤之别。
5、皇帝把关——入祀者审批严格
能否入祀贤良祠，要由九卿会议提议具奏，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帝本人。对于廷臣推荐的入祀人选，皇帝都会亲自审看，做出批示，写下评语。凡皇帝认为不够入祀条件者，即使有廷臣反复推荐，也不予入祀。如乾隆五年（1740）九月，广州将军阿尔赛奏请将原任户部尚书高其倬入祀贤良祠。皇帝批示说：我曾经听皇考说高其倬诸凡不肯尽心，阿尔塞你识见甚庸，驳回了奏请。乾隆六年（1741）四月，福建巡抚王恕又上奏，请将前任福建总督高其倬崇祀贤良祠。这一次高宗特命大学士等恭查档案，查出世宗皇帝数次严厉叱责高其倬总为一己之私、沽一己之虚名的谕批。高宗批示曰：“夫国家之所以设立贤良祠者，原以旌贤表绩，树之风声，为百僚之仪型模楷。乃高其倬当日之居心为政如此，若滥邀优崇之祀典，不但不乎舆情，即伊有知，亦应抱愧。王恕之代为题请者，不过欲尽厚于前官，以为己身将来援例邀恩之张本耳。高其倬不准入贤良祠，王恕著饬行”（高宗纯皇帝实录）。高其倬最终未批准入祀贤良祠，推荐者阿尔塞和王恕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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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祠入祀之臣的身后荣誉
贤良祠作为清政府创建的祭祀功臣之场所，每年的春、秋仲月，皇帝都要派遣官员，对贤良祠入祀者们进行祭祀。除此殊荣外，入祀者本人和家属还能够得到许多额外的荣誉和实惠。当然，有些荣誉和实惠要看入祀者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些身后荣誉大致有以下几种：
1、青史留名——国史馆为之作传
名垂千古、青史留名是许多文人士大夫毕生的追求，而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如果能够记载在国家的档案里，不说名垂千古，也确实可以做到青史留名。清代国史馆记传的人物众多，而贤良祠内每一位入祀者，都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这一点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关注。雍正十年（1732）十月，皇帝颁谕内阁：“贤良祠之王大臣应各立小传，以纪生平事迹。著左都御史吴士玉、吏部右侍郎任兰枝、礼部右侍郎吴襄拟稿进呈”（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帝要求吏部、礼部的官员将这些入祀者的生平事迹整理立传，并亲自审看所拟文稿。从政府的层面为每位入祀者立传，记述他们的生平政绩、战绩事实，虽不免简略， 但彰显了入祀者的道德、功绩，还对后世臣工起到了以彰令范的作用。乾隆时期，为入祀者立传由翰林院负责，以后改由国史馆为每一位入祀者作传。
2、赐予谥号——概括尽一生功绩
谥号是古代对死去的帝王、贵族、大臣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的称号。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相当于盖棺定论。帝王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的皇帝颁布，大臣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从周代以后的每一位帝王死后都会得到相应的谥号，而每一位臣子，无不希望死后能得到朝廷赐予的谥号，这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荣誉。
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乾隆帝即位不久，就下旨规定，对每一位入祀贤良祠的王公大臣，都要赐予谥号。雍正朝入祀的前朝大臣，有一些没有谥号，乾隆帝特别要求对未蒙赐谥者进行追谥，“如一等公福善、大学士魏裔介、将军佛尼勒、莽依图、都统冯国相、尚书汤斌、徐潮、马尔汉等，其殁时皆有恤而无谥。朕思诸臣既与贤良之祀，似宜邀易名之典，其应否追谥之处，著九卿会议具奏”（高宗纯皇帝实录）。从此之后，每一位入祀者都会得到由朝廷赐予的谥号。
贤良祠内入祀者所获谥号为两个字，入祀的大学士中，许多人获得的谥号都带有“文”字，如文正、文忠、文恭、文成、文端、文恪、文襄等等。谥法规定：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能够被赐予“文正”的官员，生前不仅要德才兼备，而且要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有清一代，获“文正”谥号者仅有8人，他们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八位“文正”全部入祀贤良祠。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工部尚书汤斌虽然不是大学士，但他是康熙朝理学名臣，曾任明史总裁官，所以也得到“文正”谥号。获得“文忠”谥号者共有7人，而入祀贤良祠者有傅恒、骆秉章、胡林翼、李鸿章、荣禄等5人。据说，清代大学士中，汉族大学士最看重“文正”和“文忠”这两个谥号，而满族大学士最看重的谥号是“文靖”和“文襄”。
都统、将军、总督、统领等人所获谥号多为襄壮、襄毅、襄武、襄忠、靖康、恪僖、敏壮等，赐予最多者是襄壮。
3、派员吊唁——亲近者皇帝亲祭
一般情况下，礼部都会派出官员，祭奠贤良祠的入祀者。能够入祀贤良祠者，大都为皇帝近臣，有些是皇帝的亲戚、有的曾经是皇帝的老师。对于那些特别亲近之臣，除了礼部派人吊唁外，有时皇帝会亲自登门祭奠，以示怀念。受此恩遇的有允祥、朱轼、鄂尔泰、策棱、蒋溥、来保、兆惠、傅恒、刘统勋、汪由敦、福康安、和琳、朱珪、文孚、杜受田、文庆、裕诚、杜堮、奕等人。有些入祀者去世后，皇帝会派遣亲王、皇子或朝廷重臣去吊唁，约有40余位入祀者受到了朝廷特旨派人祭奠的恩遇。有些入祀者灵柩回京或回原籍，皇帝会下旨让沿途的地方官员出城祭奠，并派人沿途加意照料、护送。能得到这样的礼遇，对于入祀者的家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安慰。
上图 朱珪 下图左 汪由敦 下图右 兆惠
皇帝有时会亲自过问礼部对于贤良祠入祀大臣的致祭情况。偶尔还出现了因查问礼部致祭情况而被入祀者。如：乾隆二十二年（1758）二月，乾隆帝南巡至浙江省，问起礼部为什么没有派遣官员祭祀已故的浙江籍大学士徐本。礼部答曰因为徐本没有入祀贤良祠。乾隆帝非常不满，说：“徐本历事两朝，宣力多年，勤慎懋著，……朕巡幸所经郡县名臣旧辅皆即致祭，乃国家念旧酬功之典，该部自当慎重办理，何得胶柱鼓瑟乃尔？徐本著入本省贤良祠，并著该部奏请遣官致祭。”不但如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更是将徐本增入京城贤良祠以示追奖。（高宗纯皇帝实录）
4、派发银两——治丧款来源各异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贤良祠内部分入祀者得到了朝廷颁发的治丧银两，数目从1000两至10000两不等，没有一定的标准，全凭皇帝本人的意愿。一般来说，凡与皇帝关系特殊或有殊功者数目多一些，反之则少些。得到10000两治丧银的有策棱、黄廷桂、福康安、和琳等人，得到5000两的有马齐、兆惠、傅恒、尹继善、英廉、杜受田、李鸿章等人。得到3000两的有鹤年、来保、曾国藩、文祥、曾国荃、刘坤一、荣禄、张之洞、鹿传霖等人。得到2500两的有朱珪、富俊、长龄、官文等人。得到2000两的有徐元梦、蒋溥、史贻直、刘统勋、汪由敦、奎林、王杰、董诰、曹振镛、杨遇春、沈桂芬、戴鸿慈等人。得到1500两的有戴衢亨、明亮、托津、卢廕溥、文孚、王鼎等人。得到1000两的有杨名时、福敏、李元亮、梁诗正、刘伦、钱陈群、刘墉、汪廷珍、文庆、裕诚、杜堮、玉麟、桂良、岑毓英、张曜、长顺等人。
虽然都是赏赐，但银两的来源却不同，发银单位有皇家内库、广储司，有中央财政户部，还有地方藩库。如浙江藩库、江宁藩库、福建藩库、云南藩库、山东藩库等。由皇家内库负担的银两最多，可以看做是皇帝用私房钱来褒奖入祀者，这些人中多为皇帝亲眷或中枢大臣。而由地方藩库支付的多为外派官员或曾任封疆者，如曾国藩、曾国荃、刘坤一的治丧银两由江宁藩库支付，钱陈群的治丧银两由浙江藩库支付，张曜的治丧银两由山东藩库支付，左宗棠的治丧银两由福建藩库支付，云南藩库支付的是岑毓英。最为特殊的是李鸿章，他的治丧银两是由户部支付。
从贤良祠创建始，第一位得到治丧银两的入祀者是乾隆元年（1736）去世的礼部尚书杨名时，得赏银1000两。而第一位得到10000两治丧银的是超勇襄亲王策棱。策棱不但得到了皇帝所给予的最高赏银，而且赏银的发放也看出皇帝的体贴和关怀，这应该与策棱的特殊身份有关。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成吉思汗嫡裔。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的祖母带着他和弟弟投奔清朝，被赐居京师，入内廷教养。康熙四十五年（1706）与康熙帝第十女和硕纯悫公主成婚。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振武将军傅尔丹进击准噶尔，屡建勋功，被赐予“超勇”称号。雍正十一年（1733）提升为定边左副将军，进驻科布多。乾隆元年（1736）驻兵乌里苏雅苏台。策棱多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乾隆十五年（1750）策棱去世。他与公主所生长子成衮扎布上奏朝廷，称其父曾有遗言，希望身故之后附葬京师的公主园寝。对于这样一位为清朝安危立下汗马功劳的蒙古王爷，乾隆帝认为其“身后尚不忘恋阙，其一生实心为国可知”（高宗纯皇帝实录）。遂批准其子扶榇来京，并赏银10000两，办理丧事。考虑到由西北边地至京城路途遥远，银两如果自京解运，路远维艰。因此乾隆帝特别指示沿途各地，策棱灵柩回京路途所需的银两，就近于军营存贮备用银内动用，其余未领银到京时再行补领。此事足见皇帝对策棱的重视和关心。
5、撤销处分——亏欠银同僚摊负
除上述荣誉和待遇外，一些入祀者在被批准入祀贤良祠时，往往会得到皇帝的特殊恩准，将他们任职内所受的处分予以撤销。这种待遇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祀的大学士刘纶开始，乾隆朝内计有大学士刘统勋、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两江总督高晋、直隶总督袁守侗、大学士英廉等人被撤销了任内降革罚俸等处分。道光朝被撤销处分的入祀者有礼部尚书汪廷珍、大学士曹振镛、陕甘总督杨遇春、大学士公长龄等人。咸丰朝被撤销处分的入祀者有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大学士潘世恩。至同治朝后这种撤销处分的待遇几成常例，凡入祀者几乎均被撤销其任内的一切处分。应该说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是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这对行政官员是一种奖励和激励机制。任职内受到处分会被看做是一生的污点，如果能被撤销处分，对入祀者来说是一种优待，对后世官员们也是一种激励。
更加实惠的是有些入祀者在任内拖欠银两，本应被追缴，但因入祀贤良祠，也可以被宽免。如乾隆三十四（1779）年，尚书阿里衮在军中病逝，皇帝加恩批准其入祀贤良祠，并说：“阿里衮名下所有各项应赔银两，俱著加恩免其追赔，仍在同案分赔各员名下照数摊缴”。又如乾隆三十六年（1781）十月陕甘总督吴达善去世，乾隆帝深为轸惜，批示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下旨“将伊历任内所有应赔官项银两概予宽免，在于各案内应赔各员名下摊赔”（高宗纯皇帝实录）。这样的决定虽然对阿里衮和吴达善是一种安慰，会让其家人心存感激，但对那些同案官员来说，实在是不太公平。从中可让人感到乾隆皇帝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在追缴官员拖欠银两问题上的处理是有些许不同的。
阿里衮
6、多重荣誉——入祀者同时享有
贤良祠的入祀者中许多人同时还享有其他荣誉，如配祀太庙、同时入祀昭忠祠、入祀各地贤良祠、建立专祠、紫光阁绘像等等。其中配祀太庙的有允祥、鄂尔泰、张廷玉、策棱、傅恒、兆惠、福康安、阿桂、奕。同时入祀昭忠祠的有傅弘烈、傅清、拉布敦、和起、许世亨、福康安、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人。同时入各省贤良祠的有朱轼、傅腊塔、潘思榘、鄂尔泰、李卫、徐本、喀尔吉善、杨名时等人。建立专祠的有乾隆十六年（1751）下旨为傅清、拉布敦建双忠祠，同治朝批准为湖北巡抚胡林翼、四川总督骆秉章、两江总督马新贻、大学士曾国藩建祠，光绪朝批准为大学士左宗棠、云贵总督岑毓英、两江总督曾国荃、山东巡抚张曜、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建祠，宣统元年又批准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建祠。
在被批准建立的专祠中，最为特殊的是为傅清、拉布敦在崇文门内建立的双忠祠。而在贤良祠的入祀者中，最为英勇、壮烈的也要数傅清和拉布敦。傅清，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李荣保次子，傅恒之弟。拉布敦，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十五年（1750）时，傅清任驻藏都统，拉布敦为左都御史，赴西藏协助傅清处理西藏事务。二人发现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逼迫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至死，并遣使勾结准噶尔预谋叛乱。此时因塘汛（关卡）断绝，傅清与拉布敦得不到朝廷的军书。二人商议，如果坐等叛乱势力坐大，就不容易平定，会影响清廷对西藏的管理。不如先发制人，虽有性命之虞，但叛乱会容易平定。他们遂设计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召至通司冈驻藏大臣衙署，告诉他要宣读朝廷诏书。趁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拜跪听宣时，傅清自后挥刀断其首。叛军将楼围住，纵火并发射枪砲，傅清身中三枪，自认难免一死，遂举剑自刭。拉布敦挟刃跃下楼，击杀数十人，自戕而亡。二人奋不顾身，先行翦除逆首，捐躯殉国，为清廷平叛赢得了时机。乾隆帝甚为感动，先后数次评述他们“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其心较苦，而其功为尤大”（高宗纯皇帝实录）。批准傅清、拉布敦入祀贤良祠、昭忠祠，并为二人建双忠祠。傅清和拉布敦为了国家安全而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事迹，今天读来也会令人热血沸腾，仰慕而钦佩。
乾隆帝曾经四次为平定伊犁回部、金川、台湾、廓尔喀的功臣绘像，张挂于紫光阁。贤良祠入祀者中，有不少人的画像被张挂于内。他们是傅恒、兆惠、黄廷桂、舒赫德、阿里衮、阿桂、明亮、奎林、福康安、王杰、董诰、鄂辉、许世亨等。其中，阿桂曾四次绘像于紫光阁，说明他曾经参加过这四次战役且功勋卓著。福康安曾被三次绘像，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平定台湾、平定廓尔喀的三次战役。舒赫德、王杰、董诰各曾有二次绘像，说明他们各自参加过至少两次战役而立有功绩。
有些入祀者还会得到皇帝御赐的楹联和匾额。如大学士张英所获雍正皇帝赐予的匾联是：额曰“忠纯贻范”；联曰“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诚垂奕叶箕裘”。江苏巡抚徐士林也获得了乾隆皇帝所赐的匾额，大学士福敏更是得到了乾隆皇帝亲自题写的碑文。
7、恩荫子孙——尽昭显皇恩浩荡
对于贤良祠入祀者的后世子孙，清政府会格外优待，不但要考虑爵位的传承，还优先安排他们的工作。皇帝曾两次下旨，要求安排好入祀者后人的学习和工作。第一次是乾隆三年（1738）八月，高宗皇帝下发了录用入贤良祠诸臣子孙的圣谕，曰：“皇考酬庸念旧，特立贤良祠于京师，俾我朝宣劳辅治，完名全节之王大臣，永享禋祀，垂誉无穷，实自古未有之旷典也。贤良大臣之子孙，已登仕籍者固多，其中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之人，亦属可悯。朕仰体皇考厚待耆旧之盛心，加特恩一次。……如子孙并无仕宦，或有品级而甚属卑微者，著该部行文各旗都统及直省督抚，查系嫡裔，择其品行材质，可以造就者，给咨送部带领引见，候朕酌量加恩”。（高宗纯皇帝实录）
第二次下旨招录入祀贤良祠者后裔是在嘉庆五年（1800）三月，嘉庆帝谕内阁：“钦惟皇祖建立贤良祠，实为千古旷典。皇考复念其后裔，恩意有加，迄今已阅六十余年。朕钦诵圣谟，缅怀笃棐。凡宣劳佐治之大臣，曾入贤良祠者，其子孙或未登仕籍，或品级卑微，著该部行查八旗都统、及各该督抚等，遵照旧例，详悉查明送部引见，以示朕念旧加恩至意”。（仁宗睿皇帝实录）
雍正十年（1732）二月，雍正帝还下诏于省会之地建立贤良祠，入祀各地的外任大臣。乾隆时期，他们的子孙可以和入祀京师贤良祠者的子孙一起报备吏部，以求提升。但到了嘉庆时期，则规定由各省自行安排升迁。
除此之外，还有加恩赏赐入祀者的前辈和后人。如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两广总督陈大受去世，乾隆帝认为陈才品优长，精明勤慎，扬历中外，应入祀贤良祠。不但如此，还要“再加恩照伊品级，给与应得三代封典，伊子陈辉祖并著赏给一品荫生”（高宗纯皇帝实录）。清代后期这种加恩更加普遍，受恩赐人数更多。如李鸿章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五个孙子均受到恩赏，或袭爵、或升级、或安排任职、或赏给举人，用以表示皇帝的顾念之意。
贤良祠入祀者的子孙可以享受到继承爵禄和提升的优惠待遇，这种做法本欲是使后来为官者和入祀者子孙倍加珍重，努力进取。但并不是所有入祀者的后代们都能够继承祖先们的荣誉，也会有不肖子孙给祖先们丢脸、抹黑。但当他们犯罪时，皇帝有时会念及他们祖上的功劳，减轻对他们的处罚。如道光十年（1830），新疆发生玉素甫之乱，喀什和英吉沙两城被围，此时大学士阿桂的曾孙容安在伊犁任参赞大臣，受命率兵4500人赶赴支援解围。但容安在抵达阿克苏后就迁延不进，并由和阗绕道，耽延一个月之久，致使喀什、英吉沙二城之围久不得解。事后容安因畏葸不前、贻误军务，拟军法处置。但道光帝看在阿桂和其父那彦成的面子上，免其一死，只判发配吉林充当苦差。
有时免责还可以推恩至入祀者的亲属，如咸丰六年（1856）大学士文庆去世，入祀贤良祠。此时文庆之弟因罪被革职，遣往戍边。咸丰帝下旨立即将其释回，“以示朕眷念荩臣。推恩优渥至意”（文宗显皇帝实录）。上述情况均出现在清代的中后期，可以感觉到清代后期，从皇帝到官员及将领们的锐气与清初已经大为不同，懈怠、贪图安逸之风已经开始在朝廷和官员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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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丨文博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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