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创业者“幸福的烦恼”

赛富亚洲创始合伙人阎焱向《支点》记者表示，“如果选中国创业最热的地方，一定有武汉一席。”

走在武汉街头，随时都可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孵化器、众创空间，各种冠以“创业”字样的写字楼随处可见。但谈起什么是创业，不同人的答案可能不尽相同。

近期，《支点》记者来到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后简称“武汉市经信委”）。目前，该单位负责武汉市全民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创业往大了说，包括‘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百姓创家业’，小了说，则是成立市场主体。”武汉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对《支点》记者说。

在政策层面，“创业”一词更倾向于后一种意义。如此解读，30多年来，武汉创业群体可谓“薪火相传”。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创业者率先在汉正街找到自己的天地，靠“勤扒苦做”实现自我增值。

1940年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的郑举选就是其中一人。从1979年开始，他在汉正街经营日用小商品。

当时汉正街附近有家毛笔厂，零碎的竹节堆积成山。郑举选将其全部买下来，找人把竹节做成吹气球的工具，很快销售一空。

很快，郑举选的生意从摊位变成门面，后来又成为一家贸易公司董事长。1985-1991年，他的公司年销售额达500万元左右。

武汉第二次创业潮，则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

1992年春，还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任教的陈义龙发明出燃煤电厂灰管及热力系统在线高效除垢剂。半年后，他的头衔变成凯迪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

此后不到一年，凯迪科技的高效清洗除垢剂、灰水阻垢剂产品，已占领国内电力系统90%的市场，并于1995年获得国家级新产品奖。

相对于传统汉正街创业者“求生存”的出发点，这批“92派”则是“求发展”。当时这群拥有“铁饭碗”的人纷纷创业，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激情。此后，在中国加入WTO及后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海归回国创业也不再稀奇。

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市在创业政策上也不断加码。无论是“全民创业”，还是近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双创”），使得创业群体愈发多元化。

当然，以时间为轴仅是便于回顾，并不能意味着早年创业者就已脱离“创业”标签。只要企业未停止经营，创业就没有尽头。

“周黑鸭、盛天网络、良品铺子……这些武汉知名企业都曾被我们评为武汉市创业‘十佳’。但即便发展大了，只要他们还要在持续推出新产品、新业态，那就依然是一家‘创业企业’。”上述武汉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多年大浪淘沙后，目前武汉的创业主力军呈现何种特征？《支点》记者采访过的四位创业者，恰恰能代表这几个主要典型。

九年前，国内知名科学仪器公司高管王愿兵从深圳来到武汉，在东湖高新区注册嘉仪通，希望在科技仪器领域打造一个民族品牌。

如今，嘉仪通研发了世界首台纳米级薄膜材料物性分析仪及国内首台能在24秒内从常温升到1200度的加热炉。

八年前，拥有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的刘靖峰参加了武汉光谷在波士顿举办的海外人才恳谈会，被光谷发展态势深深吸引。

彼时，仅三个月后，从没来过湖北的刘靖峰在武汉考察后便决定回国创业。2017年，刘靖峰创立的神目科技共拿下1.2亿美元订单。

六年前，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大二学生张培文和三个小伙伴创办了微梦科技，专注于微电影在内的影视创作。

到现在，微梦科技作为省内唯一的文化科技型企业挂牌湖北省青年创新创业板，去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

一年前，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艾勇在光通讯传输领域的“军民融合”中看到了商业前景，组织团队在汉成立六博光电。

目前，六博光电技术已运用于“天宫二号”通讯系统之中，有效缓解了传统通信带宽不足的问题，为我国后续空间站实现更高容量的数据传输打下了基础。

王愿兵是湖北黄梅人、刘靖峰是江苏靖江人、张培文为新疆哈密人，艾勇是湖北丹江口人，他们和更多武汉创业者有个共同的名字：“新四军，即职业经理人、海归、大学生和科研院校技术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新四军”让武汉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多彩。

直至“十一五”末期，钢铁、石化、机械制造等传统制造业仍是武汉主要产业。如今，光通信、量子科学、移动互联、集成电路、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四军”给城市带来了新鲜气息。

从去年开始，武汉开始大力推进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

未来，武汉“新四军”队伍将更为壮大。

在武汉创业，如今是最好的时代。

除人工成本、地理位置、科教资源、创业政策等老生常谈的优势外，“创业生态”是被“新四军”们经常提及的新名词。

从创业者角度来看，就是在关键节点中，都能得到相应帮助。提供服务的对象，则包括政府、高校、创业导师、创业园区等。

作为大学生创业者，张培文的经历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生态全貌。

张培文就读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这所民办高校的理念为“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创业”，经常组织创业有成的校友回校分享创业经历。

大一时，张培文和几个同学一起拍摄了迎新微电影《兄弟》，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此后，学生社团开始找他拍宣传视频，校领导也将不少宣传片任务交给他。

“学校的支持，让我觉得必须要做出点事来。而且在校创业，能把创业可能犯的错误放在学校，将损失降到最低。”张培文说。

微梦科技初期主要通过视频网站广告分成盈利，公司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这段时期，张培文参与了不少政府牵头的创业赛事及培训活动。

从2009年开始，武汉市全民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定期选聘一批企业家、学者、专家为创业天使导师。2013年，通过一次活动，张培文成为武汉创业天使导师、迪睿道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明的“一对一”帮扶对象。

“郑老师建议我们去抓企业用户，并介绍了不少客户资源。此外，他还在财务规范方面，提供了不少作为‘过来人’的建议。”张培文说。

企业订单逐渐增多后，同为武汉创业天使导师的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白玉开始接棒郑明，为张培文继续提供无偿帮扶服务。

“2014年我们想进一步明确企业方向，考虑过影视制作、广告营销，但都不太满意。最后白老师一锤定音，提出‘品牌创意链服务商’。”张培文说。

具体而言，就是紧紧围绕品牌创意，提供品牌资讯、品牌定位、营销投放等服务，产品包括视频、VI设计、影音制品等。

除创业导师外，公司所在地岱家山科技创业园也给张培文提供了大量帮助。

举个例子，省、市、区层面针对创业企业的扶持政策很多，但张培文往往不能及时知晓。为此，园区会传递这些信息，甚至协助他进行申报。

“创业者只需干好创业的事，工商、税务、水电、场地等都有创业园工作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张培文说。

张培文的经历，对其他“新四军”也同样适用。

在高校鼓励科研人员创业的背景下，王愿兵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刘靖峰在创业初期参与过不少创业大赛，打响了企业品牌，拓宽了营销渠道；艾勇团队主要研发人员更来自于武汉大学……

对于武汉，创业者还有不少期待。

一位武汉创业者坦言，目前政府组织的大部分活动都针对企业早期，如对接天使投资机构的路演，对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就缺乏吸引力。

“每个企业成长都有一个周期，不同阶段有不同需求。未来应针对重点企业倾斜资源，才能培育出更多产业巨头。”该创业者对《支点》记者说。

“钱”是另一问题。去年7月，湖北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参会时表示：“光谷、硅谷的差距不在产业，而在金融。”

其实不只光谷，整个武汉都有此问题。尤其是国有背景的金融投资机构占主流，但社会资本的参与度还有待提高。

“武汉不论是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中小银行，都要把社会资本的短板补上。一旦达到，武汉将发生质变。”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会长陈志列说。

体制机制方面也有突破空间。

目前国内创业形成了“百花齐放”局面，不少部门都有配套资金和相应政策。譬如张培文所在的岱家山科技创业园就有多种资质：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武汉巾帼创业基地、武汉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湖北首批众创空间……

一方面，这体现了各部门服务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很多创业者也因此而有了“政策太多、看不过来”这种“幸福的烦恼”。尤其对一些既不在产业园区，又不在众创空间、孵化器的创业者而言，获取这类信息的难度更大。

“如果武汉能找到一条既能统筹协调各类创业资源，又能充分调动各部门积极性的有效方法，必将大大提升‘创业之城’的魅力。”郑明说。

此外，对大部分国内城市而言，创业服务的成绩往往只能用被服务人员数量来体现。服务质量如何，企业发展如何，一直缺乏全面、详实的数据。

将服务效果摸清，能为创业政策提供依据，也能让创业服务更有效率。但一个城市动辄数十万创业者，形成跟踪机制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依靠政产学研多方的共同推进，更要依靠云计算、大数据在内的技术手段。由此可见，信息化将是城市创业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对互联网产业颇具基础的武汉而言，这是挑战，更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