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谈《冈仁波齐》：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用最笨的方法去寻找
文 编辑 郑文
图 张胜彬
导演张杨是一个常常跑西藏的人，中学时他就对中国地图上的西南、西北地带充满好奇心。1991年大学期间，他背着包把青海、西藏、新疆都走了一遍，下火车回到北京时，身上只剩几毛钱。后来七八年里，张杨总是一路搭长途汽车和运输卡车跑西藏。
20世纪90年代末，张杨先后交出了《爱情麻辣烫》《洗澡》这样优质成熟且商业成绩不俗的城市小品。如今，当时与他搭档的几位编剧也都拿出了自己问鼎国际的成绩：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得到柏林金熊，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得到威尼斯银狮。然而对于创作力和经验储蓄满满的张杨来说，吸引着他的西藏生活还是没有办法落地。
他不是佛教徒，西藏却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久远、细腻的情结。这种粘连无关信仰：“这个地域带给我一种震撼，让我感觉特别舒服，老是想去那个地方，老是觉得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跟这样一个地方也是有关联性的。”
20多年后，他终于带着30个人的摄制组进藏，花一年时间完成了《冈仁波齐》、《掌纹地·皮绳上的魂》两部电影。《冈仁波齐》6月20日公映，是一部采用了大量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剧情片，在《变形金刚5》的扫射性排片压力之下，已经拿到最高的上座率、层出不穷的好口碑以及2000万票房。这个成绩非常有尊严。
生活在做演员和做自己之间的双重、微妙状态里
去往神山冈仁波齐的朝圣之路，连接世俗的尘土与无上的信仰，这一路上应该有生和死的发生，有四季的轮回，这是张杨心中挥之不去的艺术设想。
“偶然碰到一个朝圣队伍的话，我相信跟拍是能突出很好的纪录片的效果。但是它就完不成我对这个电影的构想。我觉得其实还是要从一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做，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拍。”他只是想把电影里真实性的成分强化表现出来。
在张杨的设想里，哪怕明天就上路朝圣，这也是大家日常一种比较寻常的状态而已，跟留在村子里的生活是平等的。在村子里，人们打水、杀牛、盖房子、缝被子、捏糍粑、喝酥油茶……一切行为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放弃纪录片的操作方式，不仅因为“一个正准备朝圣的队伍是很难找到的”，也是因为“要表现他们出发前在这个村子里的相对安静的生活”。
“你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这样，没有更好的或者更坏的时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人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就这点事，在任何一个时代要解决的还是这点事。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关注更多的还是人类最基本的这点事。”
因此他历经辛苦，来到西藏芒康县，找到以下角色的“原型”：一位许愿死前完成朝圣的老人、一个受到意外重创的家庭、一位因杀生而深怀罪孽感的屠夫、一个懵懂的少女、即将临盆的孕妇……这11位精挑细选的素人演员，对影视艺术完全没有概念。他们生活的地方，毕竟不是拉萨、林芝这样的“大”城市。芒康的家庭里虽然也有手机、电视这些基础的现代化的东西，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张杨二三十年前初到西藏的时候，并没有太大变化。农牧业依然主宰着这片土地，人们以前骑马，现在可能骑上了摩托车，但回到帐篷里，他们夜夜念诵经，也不怎么看电视。他们喜欢看藏族歌舞MV，对电影几乎没有了解。
许多前期沟通张杨都在跟大家解释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大家不能真实地就这么一路磕头一路拍下去：“我们说你们要明白自己首先是个演员，演员首先要完成他作为演员的职责。拍电影这个事，其实它的规律就是需要重复一次两次，甚至演五次、六次这样的一个方法。开始会不适应，但是慢慢的他也会他明白这就是拍电影必须的。所以有时候跟他说这一条过了，他还是觉得有点不适应，不是应该再来两遍三遍吗？”
当他们在夜晚燃起篝火的帐篷里看过初剪段落后，开始对电影、对表演有了模模糊糊的认识和主意。他们很高兴，说拍得很好。他们开始批评磕头不够卖力的18岁小伙子达瓦扎西，说他为了偷懒，趴下磕头前总是要多走几步。
他们慢慢熟悉并接受了导演的工作方式，有时还会主动讨论自己生活中看来、听来的事情，觉得剧本里的故事应该改一改。
朝圣团队开始生活在“一个电影和真实之间、做演员和做自己之间”的双重、微妙状态里。
但在布达拉宫拍到第三遍的时候，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他们拍摄时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信徒觉得这是犯了大忌讳，纷纷朝他们吐唾沫。而他们内心也感觉受到了侮辱——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他们做的这些事？他们只想认认真真把事情做好、把电影拍好。
风马旗依然迎风烈烈，那个做演员的自我却突然退缩了。唾沫吐在了人的心上。幸好斯郎卓嘎家在小昭寺做喇嘛的舅舅安慰了他们，他认可大家在做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让演员们放下了焦虑。
当张杨安排一行人与路上一位挑剔的老者相逢时，他们又热情地帮着提了好多修改建议。队伍里的杨培爷爷去世这一段，年轻的色巴江措提出说，这里老人去世之前，往往对自己的归宿有所预感，莫名其妙会对家里人说一些叮嘱的话。大家本来没什么感觉，等老人去世以后，才意识到他早已感知了自己的死亡。张杨吸取了这个建议，拍了两三场杨培和大家谈心的戏。
不过他后来还是剪掉了这些稍微有点“戏剧性强”的段落。因为那种微妙的双重性也贯彻到了张杨的创作思想里。能够最终完成冈仁波齐朝圣，哪怕对于很多当地藏民来说也是了不起的胜举，但在展现这个传奇过程时，张杨却选取了呼吸一般自然而然的方式来展现，非常淡泊地做了许多去掉戏剧性的减法。
后来《综艺》杂志评价说：“…这部电影是一次对信仰和灵性的深入探讨，它将激发无数观众思考自身在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诸多问题。”张杨很好地完成了他最初设定的目标。
摒弃驾轻就熟的技巧， 用最笨的方法去寻找
他组建了小而精的30人摄制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医生也可以做藏语翻译，藏语翻译也可以做场务，灯光也可以做制片。
两台机器和六个人形成摄影组，承担117分钟全部声音效果的录音组是三个人，纪录片组两个人，导演组最初则只有张杨一个人。
录音师来自《寻龙诀》这样的大片班底，但《冈仁波齐》选择不去渲染任何声效，全采用了有源声音。旷野雪地里磕等身长头时的蠕动、雪水融化于山间小溪的潺潺、寺庙外青石路与自制手板的相遇、木板摩擦冻土的回声、绵绵不绝的诵经声……连演员的对话也差不多都是同期录制的。
队伍稳定之后，工作人员的汉、藏比例基本到了一半一半。在某些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段，只有五六个藏族场务有体力抬着机器来来去去。中国“第四代”代表导演谢飞也在西藏拍过《世界屋脊的太阳》、《益西卓玛》两部影片，他对《冈仁波齐》不吝赞美：“知道张杨导演要花多大的力量、吃多少苦才能拍得这么好，这么深入。”
“我们做美术的整套系统是没有的，所以相对来说去掉了很多人。我们把所有的人员组合成最少的、将将能满足拍摄的人，再加上六七个司机，基本上构成我们的一个摄制组。”
可张杨自己不觉得这算什么苦，比起真正的朝圣者来，他们一路开着车，也有帐篷住，闲时有烧烤、咖啡，还可以打麻将。
演员们在路上磕头磕出了印子，拍摄间隙常常彼此讨论起来，都羡慕那个已经磕破结了疤的人。可是张杨没有刻意去展现这个细节——演员磕出疤的几天刚好没有拍摄，那就算了；等到再开机时，有的疤已经快掉了，那也算了。
从芒康到拉萨，只是整个朝圣路的一半，而从拉萨到冈仁波齐，比芒康到拉萨更难完成，在影片里却只有末尾几个场景淡淡带过。其他的场景，都从影片最初长达三个多小时、后来又是两小时四十分钟的版本里剪掉了。
“本身这个电影没有更多戏剧化的起承转合的东西，因为它都是通过细节去呈现，这些细节实际上都非常生动，所以对我来说我倒没觉得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会有烦闷的感觉。因为这些细节的生动、细节的真实它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是可以触达到观众的。在这点上，从一开始，我也有这个信心。”有一场在江边的戏，大家欢快地凿冰打水烧水搭帐篷，用的就是实拍的素材。
这些年来张杨的个人创作始终保持着优质和平稳，他关心都市生活，关心人们之间珍贵的隐秘情感，也有一种超越现代化视角的对过去时光的怀念。但其实中学时候的张杨很叛逆，常常跟母亲对骂。成人之后他理解了父母的苦心，但也受不了母亲唠叨——完全是一个典型中国家庭的孩子。
张杨的父亲张华勋也是一位电影导演，因为文革动乱受了不少苦，以前常拿幼小的张杨出气。后来他写长信给张杨，反省自己年轻时吝啬给予的父爱，有一封家书还被张杨在《向日葵》剧组当众宣读，帮助几位演员快速进入情绪。
在《冈仁波齐》里，执掌转经筒的杨培老人会弯腰在路旁垒起几块石头，堆成一个小小的玛尼堆，示意大家休息。玛尼堆凝结了信徒们发自内心的祈愿。在现实中，张杨始终没脱下那顶来自草原的牛仔帽，它把来自西藏的痕迹带进了他定居地大理的日常生活里，也将继续把他通过《冈仁波齐》摸索出来的创作方式、把艺术的双重性魅力带进他下面两部新片的创作里。“我现在在大理拍另外两个电影，也是一个纪录片、一个电影，还是以这个小团队的方式，从真实生活里去寻找灵感吧。”
有影评人说，朝圣就是以超世的宁静、勇气去对抗俗世的困境。《冈仁波齐》包括同期《掌纹地·皮绳上的魂》的拍摄过程，也是张杨寻找自己、观照自己、跟内心对话的一段旅程。
“摒弃驾轻就熟的技巧，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用最笨的方法去寻找，重新认识电影，这一年的拍摄也是我个人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