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亡。”
——赫拉巴尔
《过于喧嚣的孤独》——当赫拉巴尔写下这个书名,他的小说已经成功了一半。
有人说这本书是集哲学、诗歌、自传三者合一的作品。赫拉巴尔和汉嘉确实正如一块镜子的两面,从汉嘉的一生关照赫拉巴尔的命运,过于喧嚣的孤独( Too Loud a Solitude)也正可以作为赫拉巴尔性格的脚注。
汉嘉死于自己亲手铸造的绞刑架,赫拉巴尔因喂食鸽子而从高楼坠落,这些不幸者虽然命运不济,可“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他们已经永恒在对人类文明追寻的跫音里。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
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个 love story。赫拉巴尔一生经历丰富,取得法学博士后却放弃了看起来清闲体面的生活,住进了破旧的贫民窟。无人能理解他的选择,更遑论支持。
赫拉巴尔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参与生活。”在他49岁出版第一本作品之前的14年里,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服过兵役、当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后来又做废品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
天才都是狂傲的冒险者,赫拉巴尔却是谦卑的。经历了放弃生活,选择生活,重构生活。 他深深爱着生活中每一件不起眼的事、甚或最普通的人,用平等、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底层的珍珠,观察他们、诉说他们、成为他们。他的孤独,在于对生活的体悟与悲悯情怀是同时代的他人所难及的。
书中大段的自白读来让人晕眩,下水道里丑陋硕大的老鼠、无名的吉普赛小女孩、穷苦被骗的红裙子和绿裙子女人,各种描写和象征交织,精巧华丽的文字面具下,赫拉巴尔的孤独更在于目睹了捷克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的人民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悲惨遭遇,却无能为力,只能藉书写传达内心,一再重复“天道不仁慈,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冷眼看鼠辈在下水道中厮杀。
“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因为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
哪怕从捷克语翻译成中文,赫拉巴尔的文字也是闪着华彩的。人人都有孤独,但通常这种孤独是单调的,逼仄的,无趣的,可汉嘉的孤独却是喧嚣的。
汉嘉在废纸回收站从事着35年单调的废纸打包工作,无非是不断按红色按钮,绿色按钮一遍又一遍按动压力机来处理废纸和书籍。这种“简单”的重复,与文本中大段稠密的抒情和暗喻相得益彰,更具有冲击力。汉嘉深深爱着自己的废品回收工作,打包书本还要装饰与之匹配的画,他像在举办盛大的葬礼一样对待被狂躁的法西斯时代抛弃的书籍。
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成了唯一尊重智慧和美的净土;卑微的打包工成了与莫奈、梵高心神相通的贤哲。汉嘉拾起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精妙优雅的灵魂。
阅读和思考让汉嘉从不感觉孤独。然而一纸调令让他去印刷厂,去捆那些“没有斑点、没有人性的白纸”,他所珍爱的图书打包的工作将被效率更高的年轻工人和大机器所代替。白纸,意味着思想的荒芜和灵感的消逝,没有人在意他工作的重要性。在权力面前,对智慧和美的爱显得那么荒谬滑稽。
“我继续一车皮一车皮地装书,火车一列列开出车站,驶往西方,一公斤以外汇克朗。……达芬奇那次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用心地、满意地观看后这可怕的一幕,因为达芬奇当时已认识到天道不仁慈,因而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
对汉嘉而言,书籍画作是有生命的,他也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到这些艺术文学中,与新一代年轻工人的冷漠和对所有废物一视同仁的麻木形成强烈对比。当汉嘉眼睁睁看着一卡车饱含着高尚灵魂的书籍淌着金色的泪在大雨中被运往远方,当最后一节车皮在雨中消失时,汉嘉脸上的雨水已和泪水一起流淌,对智慧和美的屠戮让他痛苦,也让他麻木。
小说写在20世纪蒸汽钢铁时代,而数字化时代的无声嘈杂,比之更甚。零散浅显的网络浪潮铺面而来,浮躁和焦虑的浪头打得每个人措手不及。急切地拿起手机分享观点却怠于体验生活,哪怕观察一尾鱼,抄写一首诗,思考美和自我。
小说的结尾,汉嘉用打包机将自己与那些伟大的书一起打进了废纸包里,他的灵魂和他所深深依恋的智慧与美永恒地融合了。他抵达了自己的天堂。这正应和了犹太教法典中词句“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汉嘉选择了将自己也变成一本书,以死殉情。
“尽管天道不仁慈,但也许有什么东西比这天道更可贵,那就是同情和爱。”汉嘉以生命完成了一篇最动人的love story。然而如何不再让人类文明精华和人文主义关怀在孤独中静静逝去,更值得置身喧嚣的后工业时代的我们深深反思。我还是愿意相信,纷扰杂乱呼啸而过的信息流里,最终能沉淀下来的,一定是美和智慧。
作者:刘菁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陈创
值班编辑: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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