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被称为“VR元年”，在那之前的2015年，无数心怀VR梦的人被席卷进资本大潮中，拿投资容易，但最终也被资本所拖累。
三家2016年才成立的工作室经过VR大潮的洗礼，最终成为留在沙滩上的贝壳。他们在威尼斯的海滩被拾起，走到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2017年，Pinta工作室的《拾梦老人》、Sandman工作室的《自游》和魏唐影视的《窗》成功抢滩登陆威尼斯，入围了VR竞赛单元。
本期“有料”，我们将和这些拍VR电影的年轻人聊一聊，看看他们的创业故事，也一窥2016“VR元年”后，中国VR电影行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VR电影弄潮儿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带着三艘船航行，其中la pinta号的船员发现了远处大陆上的星火点点，哥伦布就此发现了新大陆。500多年后，三个做VR的年轻人在给自己的工作室取名时，用了Pinta这个名字作为隐喻，意为探索VR这片新大陆。
2017年8月31日9：20，一艘小船驶向了威尼斯丽都岛附近的 Lazzaretto Vecchio岛，把第一批好奇的VR探索者带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就存在的古老小岛。
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的一个决定，让这座曾经关麻风病人的小岛，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威尼斯电影节首次开辟VR电影竞赛单元，今年优秀的VR作品都在这座小岛上展映。
想要探索VR新大陆的中国年轻人也都来了。
《自游》
·《自游》和Sandman
威尼斯电影节期间，Sandman工作室CEO楼彦昕攒了个七人旅行团，团员还包括《拾梦老人》的导演米粒和制片人雷峥蒙。9月4日上午11：05，一列火车从威尼斯桑塔露西亚火车站出发，七人小分队将搭乘这班列车前往米兰。
今年5月，《肉与沙》曾在戛纳进行小规模的定向邀约放映，口碑甚佳。中国的VR电影人都很好奇，这个执导了《鸟人》《荒野猎人》的奥斯卡大导能拍出怎样的VR作品？
旅法电影人霁月大半个月前把《肉与沙》要在米兰进行公众放映的消息首先告诉了楼彦昕，然而没有很快收到回复。起初以为楼彦昕对此不感兴趣，所以最后在威尼斯火车站看到其他六个团友时，霁月有点震惊。
楼彦昕、米粒、雷峥蒙等人前往米兰观看《肉与沙》
实际上这很符合楼彦昕的风格。
楼彦昕并非做电影出身，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亚太经合组织负责国际合作，曾参与组织过2014年的25国领导人峰会。如今在中国VR电影的圈子里，楼彦昕就像客厅的主人，他发挥自己组织活动的特长，充当着沟通的桥梁作用。
从2016年开始，楼彦昕每个季度都会举办“砂之盒”VR影展，这既是VR电影人团队的小型沙龙聚会，同时也是一个面向B端的推荐VR电影的窗口。
“我其实算是比较系统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从16年开始接触的工作室还蛮多的，尤其是欧洲和美国那边我还经常去交流，他们把作品给我，然后我拿回国内和同行、投资方、发行方去做一些交流，如果有合作的机会我还帮着对接。”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作期间，楼彦昕主要负责对接大型国际科技机构和企业，包括微软、谷歌、因特尔、苹果等等，这为他在圈内积攒了不少国际人脉。
2016年初，楼彦在APEC系统下组织了一次针对VR行业的大型活动。作为毕业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的高材生，楼彦昕与参加活动的嘉宾很自然找到了共同话题。这次活动也让他看到了创业的方向。
2016年9月，Sandman工作室正式成立。
工作室仅有11人，但基本能负责全流程VR作品的制作，只有音乐部分需要外包。楼彦昕坦言，创业第一年，工作室没有收入，全靠他自掏腰包拿出的200万负责了公司起步阶段的所有开支。
这个1985年出生的青岛大男孩对此并不担心，他看重的是长线发展。
“我还是很看好我们这个垂直方向的，虽然我知道现在离变现还有距离，但是今年明年都是非常重要的积累窗口期，等行业更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了。在内容可以大量变现的时候，也许满大街都是做VR的了，中国以来都是这样的。”
好在第一部作品《自游》就非常争气，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VR电影竞赛单元。
《自游》
入围消息公布后，楼彦昕又攒了一个旅游团，那次的目的地是收费500元一人的北京著名密室逃脱体验馆。
楼彦昕带着全工作室的小伙伴玩了这场三小时的密室体验，说起来是庆祝，其实也是工作。“因为那个密室逃脱是一个沉浸式话剧、沉浸式的游戏体验，主要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交互是怎么设计的。我们都认为VR的内容和故事的表达方式更像戏剧，而不太像电影，因为电影是蒙太奇的方式呈现的，在VR里这些语法已经没有了，反而更像一个一镜到底的舞台剧。我们后面也会跟专业的戏剧艺术家合作去做VR与戏剧结合的尝试。”
《拾梦老人》
·《拾梦老人》和Pinta
今年4月北京电影节期间，楼彦昕在中关村办了一次“沙之盒”沙龙。在那次活动上，楼彦昕把威尼斯电影节开放VR电影竞赛单元的消息告诉了Pinta工作室的CEO雷峥蒙。
“我们有什么消息都互相通气，当时填电影节的表格我们也是互相商量”，楼彦昕说，同为扎根于北京的VR电影内容制作方，Pinta和Sandman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竞争关系，反而是很好的朋友。雷峥蒙也认为，两家公司在行业上的定位并不相同，“他们在展会和海外发行上很有优势，又有活力和创造力，而我们的行业经验更长，团队规模也比他们大，希望尽快进入一个中型制作规模。”
Pinta现在有27个员工，制作《拾梦老人》时是18人。与其他两家工作室相比，Pinta最大的不同是在起步阶段就获得了600万的第一轮融资，第二轮融资也进入了尾声，让创业有了足够的底气。
《拾梦老人》里那条可爱的小狗叫罗小卡，他成为了Pinta工作室的首席卖萌官，不仅陪着雷峥蒙和米粒一起走威尼斯红毯，还蹲在《拾梦老人》的放映台上做活招牌。在今年参赛的所有影片里，只有《拾梦老人》开发出角色周边，并且带来了威尼斯。
《拾梦老人》里可爱的小狗罗小卡
雷峥蒙在阿里工作期间，花名叫罗卡。名字来源于葡萄牙西边沿海的罗卡角，这里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这个险峻的小角落因为大航海的波澜壮阔而成为留存千古的地标。“路止于斯，海始于斯”是刻在罗卡角标石上的一句诗歌，是大胆挑战未知的冒险家勇气的象征。
雷峥蒙就是这么一个有冒险情怀的人，他是朋友口中的鸡血阳光少年，在完整经历了阿里数字娱乐事业群、小数娱到大数娱战舰的悲欢离合后，29岁的雷峥蒙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数百万期权，以最年轻的P8之一的身份离开了阿里。
“我突然想清楚了我所追求的那一点小小的梦想”，在做数娱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内容提供者，雷峥蒙内心深处做内容的初心一点点被唤醒。
“30岁出来闯一把，也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不能对不起自己。”30岁这年，情感终于战胜了理智，雷峥蒙重新拾回了梦想和初心，与其他两个小伙伴一头扎进了VR这片蓝海里。
Pinta的另一个合伙人是雷峥蒙的初中同学兼高中校友米粒。一个是对内容感兴趣的科技男，一个是对科技感兴趣的动画人，两人毕业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拾梦老人》制片人雷峥蒙和导演米粒
2016年4月，雷峥蒙把米粒约出来，在五道营胡同和他聊了VR创业的想法。“我准备了好多好多话术想说服他，结果他就说了一个‘好的’，让我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如今回忆起当初合伙跳蓝海的过程，雷峥蒙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于米粒来说，如此爽快地答应，是因为“时间到了”。在成立Pinta之前，米粒已经是动画圈的“老司机”了。
米粒的第一份工作在青青树动画，在那里他参与了《魁拔》的制作，其后在十月数码又参与了《大圣归来》，这让他体会到了创作的乐趣；2013年上旬，米粒前往《摇滚藏獒》在美国的前期部门工作，学到了美国动画人的耐心和经验；回国后不就，米粒加入了追光动画，在那期间他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在那里，他导演了国内首部VR CG短片《再见，表情》。
2016年7月，Pinta正式开始运作。《拾梦老人》从2016年10月开始制作，到今年3月20日完成。“这个日期是一个技术类会议奖项Siggraph的截稿日期，所有的动画人都有一个小情结，因为皮克斯第一次得奖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所以就把3月20日当做一个意义非凡的时间点，在最后时间冲刺一把。我们在那里没有获奖，因为那个奖项更看重技术突破，也是冥冥中注定吧，如果我们在那里获奖了，就无法入选威尼斯了。”雷峥蒙说。
《窗》
·《窗》和VR Times
9月5日22：00，威尼斯VR小岛正式关闭。闭岛前一个小时，《窗》的导演邵晴还在今年最热门的VR装置作品《爱丽丝》门口排队等候，希望能在最后时刻看见这部口碑佳作。和邵晴一起等待的还有他怀孕的妻子陆敏，也是他的魏唐影视（VR Times）的合伙人。
入围威尼斯的消息公布后，网络上关于《窗》的消息依然少之又少，技术出身的邵晴坦言，自己并不懂媒体宣传，光是应付威尼斯电影节的几十封沟通邮件已经占据了他太多时间。相比之下，他还是更醉心于技术，而说起影片的制作和技术，邵晴很容易就打开了话匣子。
等待离岛的船时，邵晴遇到了《家在兰若寺》的技术人员。三言两语，几个数据，两人交换了彼此制作过程中的崩溃和心酸。他们聊起《家在兰若寺》55分钟片长9万多帧，每一帧70兆，渲染的工作量极大；而《窗》里面有一个镜头是深不见底的图书馆，这里的一帧就有1个G的大小，邵晴拜托了几家朋友的公司帮忙渲染，最后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能自己花两个星期的时间重新渲染。
邵晴
陆敏曾切身体会过邵晴每天在工作室熬夜加班不回家的日子。
《窗》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都是邵晴一个人完成的，从故事创意到后期制作，邵晴一个人走过了这段艰难的历程。一个人的创作路当然辛苦，但之所以选择创业，邵晴看重的就是在全流程上的话事权。
在成立VR Times之前，邵晴曾在一些动画公司工作，但只能负责流程中的某一个部分，即使有好的创意，最终也难以被团队所采纳，这让他很苦恼。而中国动画行业的大环境和作品质量，也让邵晴怒其不争。
动画行业已经建立起标准化的流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创业者提出了很高要求；于是邵晴把目光投向了VR领域，在现阶段，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朋友的帮忙完成一部几分钟的VR短片的全流程。
邵晴的工作室采用的是独立制作人的模式，他负责主导项目，再临时雇佣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制作，一方面节省了工作室的开支，一方面也保证了多个项目可以同时进行。
《窗》其实是一部低成本的VR影片。一边熬夜渲染一边刷淘宝买设备的日子至今让邵晴难忘，“因为没钱啊”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整部片子其实就是在低成本的前提下，用各种方式省钱。影片中真人实拍的部分其实是使用go pro拍摄的，因为其他设备租金太高；而架设机器的云台等辅助器材，也是从网上淘来自己组装的。
尽管设备不是顶级的，但影片的质量却没有因为成本的限制而打折扣；甚至连画面也不是立体的，但邵晴通过整体空间的建构让观众忽略了这一点。9月5日《窗》的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后，VR剧场里的观众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窗》的最后，一个小女孩坐在轮椅上带着VR眼睛观看，似乎说明了之前几分钟那绚丽的空间都是小女孩的VR世界。镜头慢慢拉远，最后云端浮现出VR Times的字样。因为这最后的半分钟，《窗》看起来很像一部VR宣传片，邵晴坦言，最初制作短片的初衷的确是宣传VR。
关于《窗》，邵晴还有更多想象力想要实现，这部6分钟的短片是他的VR之路的开始，也是一部自身的预告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邵晴并没有特别惊喜。金牛座的他有个更务实的想法，希望找到投资，把《窗》做成长片。
中国VR电影产业初探
“元年”刚过，VR就成了一个迅速冷掉的风口，资本都追到AR上去了。然而仍有像Sandman、Pinta、VR Times这样的团队留下来认真做内容。
威尼斯电影节创立VR电影竞赛单元，是主流电影届对VR电影的接纳和认可。在十天电影节的喧哗过后，回归现实，中国VR电影人仍将在行业冷、融资难、变现渠道不明晰、技术瓶颈制约内容发展等种种不利条件下，继续开拓探索，杀出一条路来。
“认真做内容的团队不超过十家”
楼彦昕曾真切体会过风口期过去的世态炎凉。
2016年VR元年，他作为VR顾问帮助上海电影节策划组织过VR论坛活动，当时VR影展设在上海某商场里，购物满98元就可以赠送一张VR影票。
设立在上影节的VR影展
在威尼斯前往米兰的火车上，楼彦昕和雷峥蒙、米粒聊起这段往事，大家都觉得有点廉价的心酸。然而无论怎样，去年的上影节仍旧给了VR电影一定的关注度。
“今年行业没动静了，就不做VR了，因为他们觉得风口期的关注度过去了，我说电影节你们也太现实了吧。”从高中起就在英国求学的楼彦昕，一直习惯用国际化的眼光看问题，他看到圣丹斯电影节、翠贝卡电影节对VR电影的扶植，再对比国内电影节的“务实”，楼彦昕有些无奈。
比电影节更务实的是资本。
2014年Facebook以20亿美元买下Oculus后，VR热度持续升高。那时人们奔走相告，都说VR的风口来了，2015年下半年资本热情高涨。楼彦昕回忆，那时候基本上只要是做VR，就能拿到投资。
“当时大家就觉得VR是未来，很多上市公司投了VR以后，他们的股价就上涨，所以完全是一个投机性的行为，整个市场属于一个非理性的状态。16年开始，头显发售以后销售量不及预期，包括政府对二级市场的管控，大家发现VR可能离市场化还有一点距离，现在不会马上起来，大家都收手都撤退了。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纯粹的炒作，因为炒作使得行业的关注被无限放大，造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预期，但是后来发现市场不符合预期，所以迅速冷下来了。”
楼彦昕在2016年9月进入VR行业，他有时候会想，如果时机再早一些，或许能更容易拿到投资。但他也庆幸自己没有成为那些被资本绑架的内容制作方。
2015年的那些很容易就拿到投资的VR影视公司都去了哪里？
“死了一半。”楼彦昕回答，“如果拿了热钱，就要更快满足资方的预期，就要想办法快速冲业绩去变现，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而且好多公司瞎搞，按理说你拿了钱以后，你应该是拼命往前做产品，但是他们有很多人是拼命做品牌，最后还是被市场拖累了。那波钱太容易拿了，很多人完全是冲钱去的，而不是冲VR去的。”
如今在网上还能看到那些拿了热钱的公司曾经雄心壮志发出的通稿，然而风口过后只剩一地鸡毛。很多信誓旦旦说要做VR影视的公司最后都转为做VR广告片或者直接放弃了。
“我觉得中国人做事情都比较务实，眼前有钱赚就做，马上赚不到钱的就不做了。所以现在还在认真做VR影视内容探索的团队，不超过十家。”
“中国的VR投资环境和美国不一样”
VR电影的商业变现模式，是全世界都在探索的一个议题。
短片《Dear Angelica》是很多VR电影人心中的经典，这部由Oculus的顶级团队打造的影片，甚至开发出了一种绘图工具Quill。《拾梦老人》的导演米粒说，就像《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促成了photoshop的诞生，《Dear Angelica》的创举就在于开发了VR领域的绘图工具。然而可惜的是，因为团队顶级，作品烧钱，后期也没有变现方式，Oculus的这个创作团队已经解散。
《Dear Angelica》
然而，美国也有一些大型影业公司、企业、政府、新闻集团等愿意为VR电影投资。
楼彦昕介绍，尽管现在VR电影还难以赚钱，但这些愿意花钱赚吆喝的投资方都有自己的逻辑。
“第一种是政府的钱，不求商业回报，就是要社会影响力，这个钱主要是为了支持你去创作更有社会价值的作品；第二种钱来自新闻媒体机构，比如法国国家电影文化中心法国或者是德法公共电视台，他们对于内容品牌有诉求；第三种是像谷歌这样的，他们希望做了这些内容以后，可以到他的平台上去分发；第四类是影业类的公司，亚马逊、索尼哥伦比亚、二十世纪福克斯都有一些钱投资VR，他们主要就是为了作品宣传、实验IP延伸，更多的是在交学费，其实影业公司前期做的一些项目都是为了学习如何利用VR，以及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链接全球优质工作室。最后一类就是有品牌诉求的广告主了。”
例如今年多个大片如《蜘蛛侠》、《银翼杀手2049》、《异星觉醒》等就制作了VR体验片，作为一种新兴的宣传营销方式，VR影片本身也会在各VR内容平台上播出。福斯现在也有一个in-house团队联合第三方共同制作《人猿星球》的VR版。
“但是中国就几乎没有这些渠道，第一是政府还搞不清楚VR是怎么回事，第二是我们的头显平台都是创业公司，不像谷歌、微软、Oculus那么有钱。还有中国的影业公司，他们有兴趣，但是他们完全不懂。这跟好莱坞六大就非常不一样，六大片厂都有专门的团队研究VR，而我们的影业公司还在传统链条里野蛮发展，让他们投钱也很难。”
“很像用胶片拍电影用剪刀剪辑的时代”
尽管融资难投资难，但雷峥蒙相信，认真的团队没有寒冬，现在是整个行业起步的阶段，也是一个拉弓的过程。
“国内外大家都是一张白纸，还没有特别好的作品出现。生产链条还不够成熟，就像传统电影初期阶段。传统电影找到了蒙太奇，VR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剪辑方式也是要寻找的。现在很像用胶片拍电影用剪刀剪辑的年代。”
制作《拾梦老人》时，导演米粒最大的感受是，传统电影的制作工具和方式大部分不能再用了，必须打开全新的思维模式，“像电影最初的创作者一样，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从其他的艺术形式中学习什么。”
《拾梦老人》场景概念图
如何在在虚拟环境中让观众舒适、流畅地了解故事，而不至于被过大的信息量束缚，是米粒在制作《拾梦老人》中需要客服的难点。而在交互与叙事之中，如何解决“我是谁”也是VR电影在提供沉浸式体验的同时，需要想明白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米兰看完《肉与沙》后，米粒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肉与沙》里，体验者一开始置于沙漠中，看到偷渡的难民被美国警察用枪瞄准，仿佛是旁观者视角；而在影片最后，一把枪又指向了体验者，变成了难民视角。“其实伊纳里图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即使是著名导演，在VR这个新领域，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也有基本问题需要解决。
《肉与沙》
拍摄真人实拍VR的蔡明亮同样也在面对技术上的难题。如今受限于拼缝技术，实景拍摄的影片往往会出现画面断层、墙壁扭曲等技术bug，需要花费大量的后期时间、人力、金钱才能修复。这也是Sandman、Pinta和VR Times的作品都选择CG制作的原因。
CG制作的VR需要继续突破想象力极限，真人实拍的VR要解决技术瓶颈，这是全世界VR电影人都面临的挑战。产业才刚刚起步，还有足够的时间试错。
三种变现模式
技术上的探索，和商业模式的寻觅，正在同时进行。
邵晴的魏唐影视的业务主要是VR电影和VR教育片两部分，用帮教育机构拍摄VR教学片的收入，平衡VR电影上的支出。邵晴的妻子陆敏是教育行业出身，夫妻俩分别负责两部分的业务。在《窗》打响头炮后，邵晴的计划是为接下来的几部影片找到投资和线上线下播放渠道，让VR电影业务也能有收入。
Pinta在《拾梦老人》这个项目上，已经开始尝试变现了。
雷峥蒙认为，所有内容商有三层商业模式：版权销售，包括线上平台以及线下院线；广告植入；IP授权价值和衍生价值。
《拾梦老人》目前定档9月13日，将在各大内容平台登陆，这属于“版权销售”。IP授权则早早就开始了。“这个片子前期设计的稿子特别多，偶然和朋友聊起，问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合作。四月份做完全片，出版社的主任看完，当即就有了合作意向，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很适合做儿童绘本。VR很难触及到儿童，但做儿童绘本就很合适，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启发。”
8月底，《拾梦老人》同名绘本亮相北京图书博览会，还获得了AR/VR图书领域的三等奖。“这完全是无心插柳”，雷峥蒙说。
另一个变现模式可以说是“有心栽花”了。《拾梦老人》以淘宝众筹的方式，与20多个商家合作，发售了广告植入版二锅头、公文包、音响、蛋白粉、坚果、狗窝等等，还有雨伞、手机支架、毛绒公仔、尤克里里等周边产品。
在威尼斯电影节播放的版本中，戏里的这些物品并不会有广告植入，但913上线的国内版本将会尝试发挥广告价值。“其实我们前期就铺垫了要做这事，入围后就笃定了一定要干，要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电影。因为威尼斯的加成，我们招了20多个商家，入围威尼斯之前只有四五家。”
雷峥蒙坦言，因为《拾梦老人》是现代题材，比较容易做联合营销和植入，而工作室的第二部作品是古代题材的“神农尝百草”，商业模式还在探索，可能会和一些大的广告主谈一些有趣的联动。
票房收入依旧是传统电影收入的一大来源，对于VR电影人来说，他们也希望VR领域的线上线下发行渠道能尽快建立。
楼彦昕和雷峥蒙介绍，VR影院在线上平台一般是免费播放，内容方把影片提供给线上平台现阶段也基本不收费，主要是资源置换或者以宣传目的为主的合作。大家都把票房收益寄托于线下VR影院的发展。
HTC虚拟实境内容中心副总裁刘思铭透露，蔡明亮导演的《家在兰若寺》也会尝试线下发行。11月将在台湾金马奖作为大师系列的开幕片，和院线合作，进行50-100人的大场次放映。内地部分则交由合作商Jaunt负责，有可能会在美术馆进行放映。
VR影院已经起步
VR影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发明。荷兰的一家影院号称是全球首家VR影院，而在北京和上海，VR影院也在逐步建立。
让VR影院成为社交场所
8月27日傍晚，一场暴雨为北京城带来了一丝秋凉。
三里屯四五街上的一家小店里，坐满了冒雨前来的人们。有人在大厅吃饭交谈，一起看投影仪放的老电影；有人坐在窗边，喝着咖啡带着VR眼镜观影；里间还有小朋友在用手柄玩VR游戏。
顾斌的vr电影院
顾斌的vr电影院
小店的主人是顾斌，曾经他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如今是悦诚科技CEO。除了这家叫做“VR天堂电影院”的小店，顾斌还拥有位于北京马甸桥的“中国首家专业VR影院”，未来他还计划和国美合作，开设100家VR影院。
2015年，顾斌离开央视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9月8日，走在曼哈顿的街头，顾斌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此刻我感觉轻松而幸福，这是我想要的人生。”
放弃央视的高薪和名气，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当然需要勇气。顾斌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电视作为硬件已经不行了，我在想什么是下一个互联网。”在纽约，顾斌帮教授做了一个名为《资本和科技对于媒体的推动》的课题，顾斌的想法是，“交互是下一步媒体的本质”。
快回国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斌得知国美想转型做影院。“国美在线下零售碰到一些困境，希望做电影院帮助零售来转型。我觉得传统电影院不是好的方式，可能需要等两个小时的一场电影，才知道观众愿不愿意在看完电影后逛逛店，但是VR电影只需要15分钟。”
当时教授让顾斌做了一个调查，研究VR影院是不是像十年前的网吧，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变现渠道。“我很多时候打了问号，”顾斌当时并不确定VR影院能不能成为一条好的创业之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
“我在美国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VR、AR的会，听他们交流。一些前辈跟我说，你喜欢这个行业，即使是所谓的寒冬，又有什么不好，不然轮到你这个新人去做吗？其实做主持人比做VR赚得多也轻松啊，但我想我的人生是不是有更多可能性，可以当一个科技企业的领导者。”
回国后，顾斌很快开始了与国美的合作，首家VR影院在马甸桥国美电器动工。今年6月正式营业后，第一个月免费体验，第二月则是免费与售票结合的方式。报告显示，总票房超过一万块。
顾斌的vr电影院
顾斌的vr电影院
“这符合我的预期”，顾斌认为VR影院的业绩不能仅以票房去评估，“国美因为开了VR影院，人流量增强，顾客年龄结构年轻了，股价也提高了。对于我们来说，大大提高了悦诚科技的影响力，这是我花100万也买不来的，我最近都在接待各种内容方，效果是超出预期的。”
对于初期提出的100家VR影院的发展宏图，顾斌认为仍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我和国美的老总做过交流，问他们是继续往下还是停一停，他说继续往下啊，为什么要停呢。他们很认可这个创新的东西。”
顾斌认为，未来VR影院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偏向于社交型的一站式VR高端体验。
相较于VR体验店，VR影院应该具备内容上的优势，“是正式版权和最新发售的优势，我们是在国内有最多正式版权的公司，和全世界68家公司有200个正式的版权合作。中国对版权不尊重，免费下载盗版的很多，可能开一家体验店可以，但在上市公司放盗版，不可以。我相信我们迭代体验店只是时间的问题。”
相较于so real这样的极致VR互动游戏体验，顾斌认为VR影院应该发挥价格低、内容更新快的优势，走高频次消费的模式。“我们每周五晚上更新内容，一次更新十部影片，希望观众一周能来一两次。把VR电影院也当做社交的场所。”
正是基于社交性质的考虑，顾斌又在三里屯开了一家集餐饮和VR体验为一体的“VR天堂电影院”。小店新开，常在三里屯活动的徐克导演一日路过时，还进去和顾斌聊了聊未来VR电影发展的方向。而顾斌透露，悦诚科技也将参与内容的制作，将要和陈可辛导演合作大空间定位的VR电影。
设备商瞄准院线和内容商机
VR头显设备商也开始抢占VR影院和内容制作的先机。
HTC VIVE中国区总裁汪丛青介绍，HTC VIVE给顾斌的VR影院提供设备的同时，也在和数字王国合作。顾斌的VR影院在消费者场所新建，而数字王国则是和传统影院合作，在传统影院外面建VR影厅，以把传统电影观众转化为VR电影观众。这是如今VR影院发展的两种模式，而HTC VIVE希望以后中国的VR影院，都能把VIVE当做主流的头显设备。
HTC台湾区则有另外一种发展逻辑。今年HTC台湾和蔡明亮导演合作拍摄的《家在兰若寺》入围了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其虚拟实境内容中心副总裁刘思铭介绍，从前期制作到后期发行，HTC都全程参与，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提供一个示范。
“希望其他文化界科技界的伙伴，能通过我提供的制片模式和设备，创作更多属于他们的内容。我们是发挥桥梁的作用，我来整合资源，让有心拍创作VR电影的人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内容部每年计划出品四到五部VR作品，这个是first-party的部分，是自己的孩子，但一定要有second-party，自己继续生孩子，也教别人生孩子，别人生的孩子我们也要照顾到，这样才能转动整个VR电影的生态圈。”
VR影院在台湾地区还未建立起来。刘思铭认为HTC也可以参与VR影院业务，主要是开发VR影院管理系统，而非在线下买铺子做实体。同时也会和传统影院、或者有意建立VR影厅的大型百货公司或者消费者场所，在设备层面进行合作。
VR院线分账模式仍在探索
VR影院正在起步，VR电影分账模式也在探索中。
楼彦昕透露，在国外内容方和影院通常的合作方式是保底加分成，保底费因片而异，每部影片放映的票房大约是四六开。
已经购买了多部国外VR电影版权的顾斌介绍，引进外片的分账模式很多样。作为影院方，他更倾向于分账的模式，因为前期投入少；而内容方也很少选择卖断版权的方式，因为要通过更多放映渠道获取利润。全球播放权、中国播放权、播放权+销售发行权的几种购买模式，都会导致不同的分账结构。
一切都在探索阶段。
台湾地区也同样如此。刘思铭说，可以确定的是制片方、场地方、设备商、系统服务商都能分到钱，但具体什么比例还要细谈。
如今传统电影的43/57的制片方与影院的分账比例是经过长期的谈判才确定下的规则，刚刚起步的VR电影分账模式当然还需要时间来慢慢探索。
结语：“进了VR这行，我们就不会回去了”
“进了VR这行，我们就不会回去了。”在米兰回威尼斯的火车上，楼彦昕说了一句破釜沉舟的话。雷峥蒙和米粒也都表示同意。
就像几个小时前看的《肉与沙》的故事一样，历经艰辛穿越沙漠想要寻找一片新天地，既然已经到达了彼岸，谁又愿意回去呢？
VR给这群年轻人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拿最近的网络段子调侃自己都是“三四十岁的老企业家”了，但一旦聊起创作，个个都是打了鸡血精力充沛的少年。没有人趁着威尼斯电影节的给自己放一个假，电影节过半就飞走了。
米粒和雷峥蒙一回去就投入了第二部电影的收尾制作，打算加班加点赶上圣丹斯电影节的截止日期。楼彦昕的团队也一直留在北京制作第二部作品《太极》，同样瞄准圣丹斯。邵晴把接下来四部戏的宣传手册带到了威尼斯，希望找到合适的创作团队和投资方，回到上海后又立刻开始了《面》《宝塔的婆娑世界》的前期开发。
楼彦昕飞到了多伦多，继续参加刚刚开幕的多伦多电影节。今年上半年他飞了很多趟，去了圣丹斯、GDC、戛纳，抓紧一切时间拓展海外渠道。他的计划是明年在青岛举办一次上千人规模的、时长五天的VR聚会，涉及论坛、展映、创投、工作坊等多方面内容，为需求方和供应方搭建桥梁。楼彦昕频繁往来于各大电影节，希望把国外的VR佳作带到中国，他也计划邀请好莱坞六大的VR部门、美国的主流VR工作室来到中国，与中国VR电影人交流。
“我是希望在中国做一个标杆式的活动，让大家每年都可以来参与这样一个聚会。美国、欧洲都有电影节花精力去推广VR，但是中国没有，那么我们就自己做一个。”
（杨晋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