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特稿 |《纽约时报》首次征集到的“旅行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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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长：约 15 分钟

2017 年 4 月，《纽约时报》的旅行板块第一次将“爱情”作为当期主题。在第一期“爱情”专刊中，我们邀请了 4 位作家讲述他们在旅途中邂逅爱情的故事。Alexander Chee 讲述了他在西班牙遭遇过的背叛。Sloane Crosley 回顾了一段亲密关系，她用了三场旅行才将它慢慢淡忘（点击作家名字可阅读相关文章）。Jami Attenberg 回忆了她在西西里发展的一段友谊。Sarah Hepola 则记录了她的墨西哥公路旅行，以及她那无从把握的未来。这两篇文章也将在本公众号上登出。

除此之外，我们还整理了几则《纽约时报》读者在旅途中找到爱、失去爱的故事。在七夕节当天，与国内读者们分享。这些爱在旅途上的故事，提醒着我们—— 爱不是在旅途中邂逅，爱本是旅途。

*下文中出现的所有时间，皆以 2017 年 4 月为参考时间。

乌兰巴托之夜

作者：Heather J. Caveney，43 岁，写于乌兰巴托

3 年前，我和父亲一起去蒙古旅游，当时我 40 岁，父亲 71 岁。前两周我们都在游览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之后我们出发前往鄂嫩河，准备去那里钓鱼。父亲说，旅行途中去打猎或者钓鱼可以让我们“脱离游客的身份”，接触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离开乌兰巴托 10 个小时后，我们和司机洪格鲁（Hongoroo）、导游兼翻译卓力格（Zorig）一起登上了山顶，在那儿，可以俯瞰整座宾德村和鄂嫩河谷。

在那儿的 4 天里，我们一起钓鱼、吃饭、闲聊、远足探险。喝了伏特加，还吃了土拨鼠肉。午夜时分，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在野花遍地的山顶上，一阵阵群狼嗥叫的声音从四方飘入耳畔。我渐渐发现，卓力格和我擦出了爱的火花。最后那天晚上，我在蒙古包里看着父亲睡下之后走出了帐外，远眺着地平线上的半弦月，想要理清自己和这个蒙古人的关系。几分钟后，我发现他来到了我的身边，过了一会，他就邀请我去他们的蒙古包里聊天、喝伏特加。不久，司机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卓力格两个人。我们拥吻在了一起。之后我们互道晚安，我也回到了我的蒙古包里。

第二天，我们开车返回了乌兰巴托。那是我在蒙古的最后一晚，卓力格带我们去了一家精致的餐厅。我试着告诉他，谢谢他让这次旅行变得愉快而又刺激，就在这时，他邀我约会。我想，要是拒绝的话，我一定会后悔不已，所以就答应了。他带我去了几个街区外的现场音乐俱乐部，我们喝着酒，说着话，到舞厅中央缓缓地跳着舞，在灯光下接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身上，因为这里很少有西方女子和蒙古男人在一起。不知是伏特加的缘故，还是因为现场的灯光、烟雾、异域的音乐、他剃须后搽的润肤水味道，又或者是他不太标准、但特别可爱的英语……总之，我被深深地迷住了。

次日清晨，他送我们去了机场。他没有要小费，和我父亲握了握手之后又抱了抱他。卓力格和我拥抱时，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句“我爱你”。我觉得他疯了，也可能他是个卡萨诺瓦般的风流浪子。不过，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我失眠了。接着从北京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到丹佛，我一路都难以入睡。我不停地回想着他的话、他的吻、他的味道，还有他大胆的举动，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

几个月后，他来到了美国，然后向我求了婚。第 2 年夏天，我变卖了所有家当，和他移居到了蒙古。再 3 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跨过恒河的午夜列车

作者：Rohit Saraf，28 岁，来自印度格蒂哈尔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从加尔各答到我家乡格蒂哈尔的夜班列车里挤满了旅客，我没能订到坐票，于是就问了车厢里唯一身边还有空位的人。

 “当然可以。”她说着，把书包往边上挪了挪。

 “谢谢。你想打瞌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再去找别的座位。”

 “没关系，我凌晨 2 点下车，”她说，“我怕坐过了站，所以不会睡着的。”

 “是怕手机闹钟叫不醒你吗？我也是！”

她咯咯地笑了，我们就这样开始闲聊起来。原来，她是在加尔各答进修艺术和舞蹈专业的学生，正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说起共同的爱好，我们发现彼此都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印度作曲家A·R·拉曼，还有巴拉巴扎尔地区的街头美食，而且我们都喜欢在加尔各答的豪拉大桥上漫步。

子夜已过，列车正横跨过恒河，行驶在印度第一大坝法拉卡堰上。铁路下方，水流从排水孔内倾泻而下，震耳欲聋。宽阔的恒河河面仿佛看不到尽头。

 “没想到恒河竟然这么壮观！我之前从没来过这里。”她惊异的眼神在漆黑的车厢里闪闪发亮，“今晚是不是满月？”

那晚果真是满月。新雨过后，夜空干干净净，一轮圆月从云后探出了头。河水在明灿灿的月光下仿佛缀满了碎银，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上。

她久久地注视着月亮，而我久久地注视着她。

她躺倒在了座位上，我就盘起双腿，挪到了角落里。列车缓缓地向南方驶去，我看到月光透过玻璃，落到了她脸上。她默默地枕到了我的腿上，知道我在看她，对我笑了笑，没有睁开眼睛。

我祈祷让这班列车延误，永远也别到站。可是事与愿违，我们还是准点抵达了她的目的地。我陪她带着行李走到乘车口，想问她留个手机号。可就在这时，她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对方已经到了车站，过来接她回家。

火车一靠站她就下了车。她的朋友正睡意朦胧地等在站台上，抱了抱她后，拿起行李就走开了。

她略一回头，笑着和我挥手道别，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飞向巴黎，留在巴黎

作者：Susan Hamlin，56 岁，写于巴黎

我伸长了手，想把外套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去。幸亏有公婆慷慨解囊，下飞机后，我可以住进巴黎最好的酒店里，酒店就位于圣奥诺雷福宝路上（Rue du Faubourg St.-Honoré）。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出行计划，决定参加地方剧院演出，去扮演一个小角色。尽管如此，公婆还是坚持要我到欧洲和他们会合。所以，生平第一次去欧洲，我竟是以儿媳的身份前往，而不是一个年轻恩爱的妻子，这让我既兴奋又失望。

我丈夫已经不是第一次把事业看得比我更重要了，我们也多次为此争执。我感觉自己似乎是他的财产，而不是伴侣。他的家境富裕，家人每月都会给他经济支援，我却勉强才能承担自己的那部分开支。这让我越来越气恼，原本还盼望着此次旅行能弥合我们日益冷淡的关系，可他临时取消了出行计划，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机舱里只有两三名乘客。我坐在经济舱里，旁边还有个姑娘，看上去好像是个模特。正当我伸长手，想把新买的淡蓝色雨衣放好时，一回头，看见几排开外有个男子斜靠在座椅旁，正调皮地朝我微笑着，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我。“Je peux vous aider？我能帮什么忙吗？”——他用法语问道。也就是那一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Mr.Saigon 西贡先生

作者：Ben Lambert，31 岁，写于纽约

2 年多前，我辞了工作，来到东南亚开始了 6 个月的背包旅行。旅途即将结束时，我在约会软件上认识了一个西贡当地人。我和他相约在屋顶餐厅共进晚餐，一见如故。而在屋顶餐厅窗外，整座城市一览无余。我没想到他那么风趣幽默，足足和他聊了几个小时。这次约会比我原计划的要长得多。

后来，几乎整整 3 个星期我们都在一起。我见了几个他的朋友，参加了他的生日聚会，甚至还一起在西贡市中心来了次周末本地游。我和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不过我回家的日子也到了，我不得不回美国找一份新工作，好还清读法学院的学费。告别的那天晚上，我们都哭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回到纽约后，我怎么也忘不了他，每天他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我就给他发了条短信。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刚开始，我们只是每隔几天联系一次，后来发展到天天如此，再后来则是一天几次。接着，短信交流变成了电话和 Skype 在线聊天。2015 年元旦前夜，我们在 Skype 通话时，我说我爱上了他，他说他也是。

我犹豫了好几个月，终于决定辞去新的工作，时隔 6 个月后再次回到了亚洲，继续和他在一起。在机场见到他时，我们已经一年没见面了，一切仿佛电影中的场景——只不过，我们没有在机场相拥而吻，因为同性恋情在越南仍旧不宜公开。

我在亚洲呆了 10 个月后，我震惊地发现他有一桩天大的秘密瞒着我。于是几个星期后，我收拾好行李回到了纽约。现在，我已经回来两个月了，平时会会朋友，过得倒也不错。可我就是忘不了他的身影，我仍旧念着他、爱着他，只是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越是想他，就越想坐上飞机，回到他的身边。

浪花中的白帽子

作者：Hilary Cohen，70 岁，写于密歇根州安娜堡

我们租了一艘十来米长的小帆船，正从卡里亚库岛到迈罗岛的路上飞速前行，两座小岛都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带的岛屿（位于加勒比海）。小船驶近 Grand de Coi 礁石群时，我正负责掌舵， Michael 则在查阅航海图。这片礁石群重重叠叠，是个危险海域，当天的海面也不甚平静，海浪最高时有 3 米，风速也达到了 20 到 25 节。

我正忙着调整航向、查看深度仪时，一阵大风刮过，把我的帽子吹到了翻滚的海浪中，最后掉落到了远处的海面上。附近到处是高高低低的礁石，我们只能继续前进，把我心爱的帽子留在了大海上。

这是顶白色的棒球帽，我常戴它来遮挡烈日，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它对我却意义非常，因为它是 2 年前我 60 岁生日旅行时，丈夫 Micheal 送给我的纪念礼物。他是个老教授，总喜欢不切实际地空想，可那次旅行却一反平日作风，把全程都安排得细致入微。想起那时他付出的辛苦，我就一直很喜欢这顶帽子。

 “别担心帽子，”Micheal 说，“等我们出了这片礁石群，找个地方把帆收起来，然后就回去找帽子。”

真是不切实际，不过他的提议还是挺让我感动的。那时我们正以 8 节的航速往北疾驰，而帽子则消失在西面，不仅被狂风，还被湍急的洋流裹挟着，渐行渐远。驶出那么远后，我们怎么可能计算得出航程，确定帽子漂到了哪里？更别说，要在大片白色浪花中寻找一顶小小的白帽子，简直难上加难。

然而，我继续驾驶帆船离开礁石群时，竟看到 Micheal 还在专心地研究仪器和航海图。“你在干什么？”我问道。

“我在计算航线，怎么回去找帽子。”

20 分钟后，我还在笑他蠢，笑我们这趟行程肯定白费功夫。可是奇迹发生了，那顶不听话的帽子居然出现了，正在海浪间翻滚着。之前操练过多次的落水演习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们用篙钩顺利钩回了帽子。

那天日落时分，我们俩情绪高涨，坐在舵手座上喝着上好的葡萄酒，吃着龙虾庆祝白天的喜悦。我们谁也没有明言，不过在庆祝的背后，我们都如释重负，因为 8 周前，Micheal 刚刚结束了一轮放射疗法。

后来，我们又在这片最爱的格林纳丁斯群岛驾船巡游了 3 年，直到最后 Micheal 癌症复发，离开人世。

已婚 35 年后，开始浪迹天涯

作者：Julie Callahan，59 岁，写于巴黎

那时，我刚刚患上了空巢综合征，我的经理则让我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出差。“准备好去 3 个月吧，”他说，“也有可能待 6 个月。”我和我丈夫从来没去过那里。我们想，为什么不去呢？所以我就答应了。

30 年来，我们辛辛苦苦养育了 3 个孩子，一直忙于自己的全职工作和志愿工作，于是趁着这次出差机会，我们得以搬到一套“新房”中。楼房在维也纳以东 72 公里处，是在苏联解体后建造的。整片住宅区有 1.6 公里长，涂鸦随处可见，其中还有用彩色粉笔画的宫殿，沿街也有不少时尚咖啡店，不过讲英语的人很少。一开始，我们仿佛是来欧洲度假的游客。每晚我们都会外出就餐，慢慢学会了怎么用斯洛伐克语说“香肠”和“炸肉片”。因为城里的侨民很少，我们的朋友很大一部分都是服务员。一进餐厅，他们就会朝我们微笑，蹦出一个又一个名词，然后问道：“还是老样子吗？”我以前有许多朋友连这座城市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比一句“老样子”更让我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公民了。

渐渐地，每顿晚饭我们都要吃上 2 个小时。我再也不用和同事拼车上下班，也不用在最后一分钟才被告知要去出差——这里只有我和我已婚 35 年的丈夫，还有欧洲人慢悠悠的生活节奏。有一天晚饭时，我对丈夫说道：“你来讲个故事吧。”他往椅背上靠了靠，轻声笑了起来，开始回忆起他在高中时和古怪的朋友一起公路旅行，结果旅途中出了岔子。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他那么健谈是什么时候了，我也很奇怪，自己怎么从来没听他讲过这个故事。

就像刚认识那会儿，我和他重新开始约会。我们依偎在一起，吃着猪肘子肉，又或是红球甘蓝烧鹅肉，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饭桌上，我们说着最近干过的傻事，比如我坐对了公交车，却搞错了方向；又比如早上 8 点发现，原来斯洛伐克的“吐司”就是烤芝士三明治；再有我花了整整 30 分钟，照着英语-斯洛伐克语词典才填完电车月票的表格，凡此种种。

我丈夫说他去披萨店的服务生家里作了客。他是个塞尔维亚人，当时 30 岁，所住的昏暗公寓里透着一股共产主义风格。上午 9 点半，他们就喝上了小杯白兰地，因为这是欢迎客人的传统习俗。我丈夫说，眼看着这位朋友又倒了第二杯白兰地，他简直难以置信，我听后大笑不止。我和我丈夫之间愈发亲密。30 年来，我们第一次远离了外在干扰，也不再肩负重任，终于有了时间和空间减压放松。我们想起了当初彼此相爱的原因，也发现我们的爱情坚固如初。

后来，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住了 2 年，几乎把原来的家当都卖了，只留下一个储藏室放些必备物品，足以在我们返乡时布置一间小小的公寓。不过这些物品后来都没用上。我们转而移居到布达佩斯又住了 2 年，然后我就退休了。我们清空了储藏室，开始到处流浪：巴黎、柏林、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城、危地马拉、费城、古巴……现在，距离当初我答应领导去布拉迪斯拉发出差已经过去了 6 年了。

我爱布拉迪斯拉发。这座城市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丈夫，也改变了我们两人的命运。

*最后，祝所有读者七夕快乐。因爱，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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