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被揭露造假？来知乎听听实验主导者津巴多怎么说

近日，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被揭露造假，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

2018 年 6 月 20 日上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主导者菲利普·津巴多在知乎独家回应了外界对其实验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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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津巴多使用英文回答，考虑阅读门槛，应知友要求，我们协助更新了中文翻译，仅供参考：

如何评价菲利普·津巴多主导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被揭露造假？

回答者：菲利普·津巴多

翻译：Jenny 蔡健玲

博客作者 Ben Blum 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在线上媒体 Medium上，发表了一篇针对 1971 年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简称 SPE）的真实性和价值的充满批判和敌意，近乎谩骂的文章，将其标为「欺诈」和「谎言」。

这篇回应里，我将反驳他的结论以及他为虚假断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奇怪的是，最近其他博客也对SPE发表过类似的攻击性言论：比如，Brian Resnick 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 VOX 节目里说，「这个该死的视频揭穿了这个著名的实验。」6 月 12 日在 Live SCIENCE 里，Jay Van Bavel 说，「究其实，从众这事并不是自然的，盲目的或者一定要发生的。」

此外，法国作家 Thibault LeTextier 的新书「谎言史（2018）」也加入了批评 SPE 的行列。

我在此声明，这些批评都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可以改变 SPE 的结论，即，其帮助理解系统性和情境性的力量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个人负面或正面行为的价值。它传递的信息是一个警示故事：即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到影响我们行动的这些外部压力，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

什么是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又是哪些偶然事件把这一关于情境力量的学术实验推到了一个举国关注的重要地位？SPE 是一个在 1971 年 8 月 14 日至 19 日，共计六天的，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由我作为首席研究员进行设计和指导，与我的团队，包括研究生 Craig Haney，William Curtis Banks，本科生 David Jaffe，和监狱顾问 Carlo Prescott，共同完成的。

这是一项探索性调查，旨在研究情境力量能够改变参与者个人行为的程度。从报纸广告中招募的 24 名大学生参加了这项监狱生活研究，并被随机分配了囚犯和狱警的角色。

狱警每班工作 8 小时，而囚犯则 24 小时生活在斯坦福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里。斯坦福大学的人类研究项目办公室批准了这个独特的实验，认定其符合规定。由于这些模拟狱警和囚犯后来发生出乎意料的极端消极的反应，这项预计进行两周的实验在 6 天后被终止。

这项研究的全部细节已付梓出版，书名「路西法效应」（2007 年）。也可以在 http://www.PrisonExperiment.org 上查找到。

在 SPE 结束后不久，西海岸的圣昆廷监狱和东海岸的阿提卡监狱爆发的戏剧性事件使监狱环境成为全国的焦点。8 月 20 日，在黑人政治活动家 George Jackson 涉嫌逃跑期间，一些圣昆廷狱警和囚犯遇害。从 9 月 9 日至 13 日，有 1000 名阿提卡囚犯控制了监狱，公开抗议对 Jackson 的「谋杀」。

这场对抗最终以国民警卫队杀死了许多囚犯以及他们的狱警人质结束。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美国国会也组成了相关委员会进行调查。我被邀请参加电视媒体活动和国会听证会，这些听证会也让大众对我们的模拟监狱中发生的事情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

在回顾对 SPE 真相的挑战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我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使 SPE 每一个细节都在斯坦福大学公开档案中，以及在阿克伦大学心理学博物馆的档案馆中记录在案（捐赠了 40 多箱价值观察数据，在研究期间和之后收集的囚犯/狱警/工作人员的报告和日记，以及 SPE 期间录制的 12 小时视频）。「路西法效应」（2007 年）中有 10 章，专门介绍 SPE 的各个方面，并提供关于每个论断的来源的完整文档。

在对这些关于实验过程和结论的欺诈性质的说法提出质疑之后，我将详细介绍它的一些独特功能，记录的科学验证以及它的许多现实应用。

最后，我总结了由我的 SPE 经验和思考得出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有价值的扩展：对羞怯的开创性研究和治疗; 时间观心理学及其治疗应用的创新研究; 及一个启发和培训年轻人成为日常英雄的新计划的开发，也是「英雄想象项目」的一部分。

讨论之前，我还想说一下，Blum 暗示我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地位主要来自于 SPE。然而，我的声誉来源于许多主题的大量研究和理论，在 1971 年推出 SPE 之前以及之后都有。事实上，是我在纽约大学研究和教学方面先前取得的成就，使我成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终身教授。

此外，我以前的工作成就，也是使我被邀请合作撰写心理学最重要的入门教材之一《心理学和生活》的原因。后来我从一群知名作家中被选中成为 26 集电视节目「发现心理学」的创作者和解说员。

近几十年来，全球已有数百万学生和老师观看了这个节目。我认为对于我在心理学领域的地位的建立，我这些工作的贡献不比 SPE 少。总的来说，我已经对 40 个不同领域的心理学做出了贡献，也在迄今为止我撰写的 60 多本书和 600 本出版物有所记录。

有争议的问题

1. 研究人员指示狱警变得更加「粗暴」，扭曲了他们的行为也影响了实验结果。

2. 一个狱警有意表现得更为残忍来使实验符合我的预期。

3. 一个囚犯对于将精神崩溃描述为「作假」。

4. 一名工作人员公开谴责 SPE 是有缺陷和不诚实的。

5. 英国的研究团队没有成功地复制 SPE。

6. 论文发表在非同行评审的期刊以避免被拒绝。

研究人员指示狱警变得更加「粗暴」，扭曲了他们的行为也影响了实验结果。SPE 是依照当时美国监狱系统的典型特征而设计的一个模拟监狱。当时狱警训练的核心内容便是对囚犯们行使他们的权力，使囚犯们听从指示，防止他们反抗或尝试逃脱的意图。

我当时对于狱警的指示是，他们应该维持纪律与秩序，并且我也要求他们对于囚犯要保持尊重。在他们之间动态的权力关系中，狱警拥有最多权力，而囚犯只有一点点，甚至没有。我们并没有对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狱警给予任何正式的，或是具体的指示。

请记得当时没有参与者想要被分到狱警的角色，都是被随机分配到的。一开始，在第一天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人表现得像一个狱警；视频显示他们曾笑着鼓励囚犯变得更认真一些。那次交接的三个狱警中的一个显然没有参与进来，即使在其他两个狱警让那九个囚犯遵守他们无力的指示时也是一样。

David Jaffee，作为 SPE 的监狱长，看到这个狱警没有真正代入角色，便将他带到一旁并责备他没有成为一个「强硬」的狱警，没有表现得像他所被分配的实验角色。我们从未具体化如何去变得更加「强硬」，并且当时有明确警告禁止使用任何武力。他建议说：「想象你是一个真正的狱警来行动。」

一开始，狱警们并没有表现得有主导性和支配性。然而，第二天早晨，在囚犯们以多种形式进行反抗并引起了与全体九个狱警的言语及肢体冲突后，一切都改变了。待该次反抗被平复之后，一个狱警声称这些是「危险的囚犯」，而在这种全新的视角下，许多狱警确实变得更加「强硬」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所有对于 SPE 的报告中，我一直强调狱警中所存在的个体差异。在每次轮班中，会有一两个狱警变得越来越强硬与刻薄，而其他的则继续保持着一个温和的角色扮演，他们中有一些人被囚犯们视为「好狱警」。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好狱警」曾为了减少或阻止其他狱警的残忍行为而进行干涉。Blum 承认了狱警之间的个体差异，「大部分狱警表现得十分平凡。甚至有些狱警会帮助囚犯们做些小事情。」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些狱警的行为削弱了对于所谓的需求特征影响SPE实验结果的任何批评。这些狱警们是自发地对囚犯们变得越来越刻薄与残忍的。正是他们的这些极端行为引导至了该研究如此戏剧化的效果，包括其中最典型的狱警——「John Wayne」（请见后文）。

一个狱警有意表现得更为残忍来使实验符合我的预期。Blum 声称 David Eshelman，一个因一直表现得像一个疯狂失控的西部牛仔而被囚犯们绰号为「John Wayne」的狱警，仅仅是有意地饰演强硬狱警的角色。

在实验之后，Eshelman 声称他是以电影 Cool Hand Luke 中的监狱长 Struthers Martin 为蓝本来塑造他自己的角色的。他说他想让实验更加成功，于是在每次轮夜班时都会对囚犯们十分强硬。他让囚犯们一直做俯卧撑（有时让其他囚犯踩在他们的背上），限制他们的饮食，并肆意制定规矩。

每晚，Eshelman 都会以极有「创意」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残忍，远远超出了一个强硬狱警的界限。确实，他后来说他开始自认为是一个「玩偶师」，操控着囚犯们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极度滥用他的角色权力，Eshelman 在实验的第五天想出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方式来羞辱所有的囚犯。

他命令他们将自己想象为「骆驼」，一半囚犯被分为雄性，另外一半被分为雌性。那些被分为雌性的「骆驼」们需要弯腰，而那些雄性的「骆驼」囚犯们则被命令以「狗趴式」与他们「性交」，他们非常不情愿地模拟着鸡奸行为。在我缺席时所录制的视频显示该事件持续了大约 10 分钟，所有三个狱警都喊着辱骂性的称号，歇斯底里地笑着。幸好，我先前已经决定在第二天早晨终止这次实验。

毋庸置疑，这种行为远远超出了所谓「强硬」的狱警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与Eshelman 同班的其他狱警们都全全参与了这些使他们的轮班具有特征性，有攻击性的活动——这些活动与美国狱警在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对伊拉克囚犯所作出的有关性侮辱的仪式十分的相似。

而并不仅仅是这一夜班过分地残忍对待 SPE 的囚犯们；在其他几班中，也有几个狱警频繁涉及羞辱、贬低囚犯们的活动中，以示囚犯们狱警所具有的权力。在 SPE 中作为一个狱警的经历真的如 Blum 和其他批评者所声称，是在一个有诈骗性质的研究当中「作假」的经历嘛？所有可用的证据都表明并不是。

一名囚犯质疑精神崩溃是一种「作假」。Doug Korea，囚犯编号 8612，被 Blum 认为是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因为过于天真，受不了他不受控制的狂叫而过早就释放他的一个例子。Korpi 现在辩解说，他其实并不是那么沮丧，他只是装得「比疯子更歇斯底里」。歇斯底里的定义是一种表现出压倒性或无法控制的恐惧或情绪过度行为的心理障碍。

而这正是我们在研究中释放他的充分理由。Korpi 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十七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假装疯狂以期早日离开，这样他就可以为即将举行的研究生考试学习」; 到「早点走出去，以便他能够引导一场起义并解放其他囚犯」；再到「要真正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进入临床心理学学习更好的情绪管理」；以及其他的反思和记忆的扭曲。

他叙述中的那晚的关键事件是在他与 Carlo Prescott 和我会面以后，他告诉其他囚犯他将迫使我释放他。相反，在我向他提出了一项交换协议，即如果他告诉我囚犯们在做什么，狱警就不会再骚扰他，之后，他回到监狱院子里喊道：「我不能出去; 他们不会让我们离开！」然后他从他的牢房继续如此尖叫。

这一消息对所有囚犯都产生了强烈的寒蝉效应，其中一些人后来报告说，他们感到无助，真正被囚禁，即使像他那样痛苦也无法离开。因此，Korpi 的这个「长篇独角戏」，把 SPE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监狱，对于他的其他同监来说，再没有出路了。

最后，在他的尖叫剧集之后释放他的决定是由 Craig Haney 做出的，他觉得 Korea 所承受的压力如此之大，没有理由让他囚禁更长时间了。当我和 Carlo 晚餐回来时，我怀疑 Korea 的不是那么真诚，或说，他在伪装，但我同意 Craig 和 Curt Banks 的「释放他更好」的意见。

不管 Korpi 事后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反应，不管是表演还是真的歇斯底里，他为至少四名「同囚」创造了一个明显的，新的获得自由的途径，他们也因为类似的极端情绪反应或必要的医疗治疗而获释；这些在「路西法效应」中有详述。他们全部首先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学生健康中心，然后回到家中。

一名工作人员公开谴责 SPE 是有缺陷和不诚实的。Blum 试图通过找到一篇 2005 年发表于斯坦福日报（校园报）上的专栏文章来抹黑 SPE，这篇报道据说是 Carlo Prescott 写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谎言」。他甚至借用了他的博客的标题主题。

事实上，这篇文章完全不是 Prescott 所写的。他与我在我 1971 年 5 月的一堂社会心理学课上第一次相见就变成朋友了。他是我关于监狱生活的专业顾问，因为他在监狱里待过许多年。仔细地阅读那篇专栏文章，会发现作者的行文与用词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法律性，与 Carlo 的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篇文章以及许多网络上对于 SPE 的负面评论的真实作者，都是 Michael Lazarou，一个洛杉矶的电影编剧。他与我和 Carlo 是在一次尝试获得我准许去拍摄一部关于 SPE 的好莱坞电影时相识的。但在我选择了 Maverick Films 来制作这部电影后，Brent Emery 和 Lazarou 就开始对于我和 SPE 写负面评论。（Brent Emery 的电话录音显示，「Carlo 说那并不是他，全是来自于 Lazarou 的。」2005 年 5 月 7 日）。我认为这一重要的信息排除了 Blum 关于一个可靠的内部研究人员指责「SPE 的谎言」的指控。

英国的研究团队没有成功地复制 SPE。一个说是基于 SPE 的「实验」被录制，并于 2002 年 5 月在 BBC 的电视上播出 (Koppel & Mirsky 2002)。它所得出的结果似乎反驳了 SPE，因为其中的狱警表现出了极少对于囚犯的暴力与残忍行为。正好相反，囚犯们主导了狱警，而狱警则变得「越来越多疑，抑郁，感到压力，并抱怨说收到了虐待」。有几个狱警因为无法忍受而退出实验，但没有任何囚犯退出。Blum 表示这个电视节目是对于 SPE 效度的又一挑战。然而，这个「真人秀」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达到一个科学复制的标准。

从全国性广告中被征募，成为参与「一项在全国电视播放，由大学支持的社会科学实验」的演员时，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他们的行为和声音（——他们必须一直佩戴领口的话筒）会被家人和同事在国家电视台上看到和听到。

SPE 中警卫与囚犯之间，那种七天二十四小时的紧张情绪与对抗完全被稀释了——英国研究小组 (Alex Haslam和Stephen Reicher) 的日常行程稀释了所有相似之处。这些研究人员不断地进行干预：定期在监狱设施进行公共广播；每日进行心理评估；安排比赛，以便让比赛中的最佳犯人成为保安。在整个「真人秀」节目中，他们为参与者们创造了日常「忏悔」环节，让参与者直接面对摄像机谈论他们的感受。

在这档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的监狱节目中，有一位参与者后来亲自联系了我，他就是菲利普·宾森 (Philip Bimpson)。他说的部分内容如下:

「……犯人赢了，因为他们比卫兵组织得快。他们的颠覆行动和组织能力胜过了在新环境中毫无组织性的警卫。他们（也就是警卫）不明白，他们必须组织自己，形成一套他们都同意的规则。我认为，这个小组被 BBC 利用了，用来获取商业利益。我和我在小组里的新朋友们（应该）参加的是一个为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实验，而不是一种廉价娱乐的形式。」（个人电子邮件通讯，2002 年 2 月 26 日；随后，我于 2004 年 10 月 10 日访问了格拉斯哥。

我认为，拒绝使用这种「复制」来得出对于 SPE 具有科学意义的复杂性的怀疑，是合理的。

发表在非同行评审的期刊，以避免被拒绝：有几位批评家声称，我选择在非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 SPE 的早期报告，是为了避免这项研究被拒绝。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在《海军研究办公室》杂志上发表了关于 SPE 的第一个报告，是因为我使用了海军研究局之前批准的一项基金，而他们坚持让我将我的研究刊载在他们的期刊上。(顺便一提，SPE 的全部预算只有 2500 美元)。我们的下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发表在《犯罪学杂志》上。

1973 年，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 SPE 的不同寻常的文章，被指责「绕开了通常的同行审查程序」。我这么做是为了广泛的接触全国（此处指美国）观众，我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把 SPE 设计成了「皮兰德里监狱」(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描述)。我和我的同事在众多期刊和书籍上，发表了许许多多关于 SPE 的文章，供学术读者和普通读者阅读 (参考文献中有部分呈现)。

接下来将重点介绍 SPE 的独特之处；它的科学和概念性的验证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法律环境中的决定；美国军队是如何运用其中的一个主要结论的，然后我们开始思考它在害羞、时间观心理学和英雄主义领域的三个最持久的积极延伸。

SPE 的独特性

SPE 的设计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观察参与者在超过 120 小时的时间内的行为模式。它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囚犯或看守的角色，尽管他们意识到这些新身份具有实验性质，但是，他们在模拟监狱环境中逐渐获得这些新身份。

大多数其他的研究通常被压缩成一个小时的时长，所以不可能观察到特定身份的出现，比如一些正常、健康的大学生变成了残忍的狱警或无助的囚犯。

科学验证

由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可变性复制是所有实验研究的标志，SPE也是如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的一个研究小组扩大了 SPE 设计，采用了一种类似于我们的条件和其他几个实验变量，以探究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 (Lovibond, Mithiran，& Adams,1979)。他们的「标准监管」制度模仿了澳大利亚的中等安全程度的监狱，在程序上最接近 SPE。

研究人员对严格的实验协议的核心结论是：「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Zimbardo等人的主要结论。监狱中敌对的、对抗的关系主要源于监狱制度的性质，而非囚犯和官员的个人特征。」(283 页)。在这个研究设计中的结果，通过提供基准线来评估客观定义的真实监狱生活的结构特征的行为变化，也有助于消除对这种模拟实验有效性的怀疑。

概念验证：像 SPE 一样，员工参与到模拟精神病病房

我咨询了研究主任 Norma Jean Orlando，就如何在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州立精神病院 (Elgin State Mental Hospital) 建立一个模拟精神病院提出了建议, 29 名工作人员在一间锁着的病房里扮演精神病人的角色，时间为 3 天 3 夜。

22 名普通工作人员扮演了他们通常的角色，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和录像记录了所有发生的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模拟病人开始行为方式，与真正的病人是没有区别的：六个人试图逃跑,两个又重新做回自己，其他人是完全沉默，两个人失声痛哭，另一个有点近似精神崩溃,大多数表示感到被「监禁」，而且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状况。

一名在周末受尽折磨的员工变成了病人，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洞察而宣称：「我过去常常把病人当作一群动物看待，我从不知道他们以前经历过什么。」这个实验能带来的积极成果，是委员会的建立，委员会的员工与现在和之前的病人一同努力，致力于医院员工建立起对于病人受到不公对待的意识，以及他们必须改变行为，创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有人文气息的环境。(Orlando,1973)。

SPE 信息在法律中的持久的价值

我花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来把学术发现变成社会变革的努力，进而提升社会公平，并搭建由此到人性中最善处之间的桥梁。在他们关于监狱改革的听证会上 (1971 年 10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小组委员会不仅仅想要的是我的分析，也包括对改革的建议。在国会记录中，我的陈述里，我明确呼吁对于监狱结构进行国会干预，以改善被收容者和教改人员的处境。

另外，我希望强调下 Craig Haney 作为一名法律学者，他在改善监狱条件和挑战死刑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Craig 在获得心理学 Ph.D 后，又从斯坦福法学院获得了 LL.D 。

不幸的是，博主 Blum 在Medium 上的批评彻底误读了已公开的我之前在国会听证上关于提升我们大规模监禁系统的建设性意见的证词。我提倡终止关于监狱的「社会实验」的必要性的意识觉醒，是因为用美国居高不下的重犯率和目前大规模的服刑率来衡量的话，那个实验是失败的。我们必须用更彻底的系统分析来支持监禁的合法性，并提出监禁的替代方案。

我在国会委员会做的关于青少年拘禁第二组证词 (September, 1973) 让我进一步变成了社会积极分子。我列举了 19 条关于提升被拘禁的青少年的待遇的独立建议。一项新的联邦法律被通过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证词的带动，对此我深感安慰。参议员 Birch Bayh 主导了这次调查，并协助将新的规定写入法律：为了防止青少年被虐待，在审判前被拘禁的青少年不应被与成年人一同拘禁在联邦监狱中。

因为我参与了联邦法院关于 Spain 等人 vsProcunier 等人的审判（1973），SPE 还对司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圣昆汀囚犯六人组」，因为在 1971 年 8 月 21 日 George Jackson 的越狱行为中，被认为参与了对狱警和告密囚犯的谋杀，被单独监禁超过三年。

作为专家证人，我拜访了圣昆汀的重罪囚禁中心，并对这六位囚犯分别进行了数次访谈。我准备的陈述和在那两天的证词得出的观点是：所有在反人类环境下的非自愿的、过久的、无限期的监禁带来的“残忍和反常规的惩罚”必须被改变。法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责令提高重犯的生存条件。此外，我在此次审判中担任了原告律师团的心理顾问。

2004年，我受邀担任美国狱警Staff Sgt. Chip Frederick 的军事审判的专家证人。他是 Abu Ghraib 监狱的夜班领导，而他所在的整个班组都参与了对伊拉克囚犯的虐待。Abu Ghraib 和 SPE 的狱警虐待犯人事件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相似点。

Frederick 的行为是完全反典型的，因为他在此前完全没有对他人有任何伤害行为。虽然他承认了自己在 Abu Ghraib 监狱虐待囚犯的行为，法官因为有了非常规监狱中权利滥用现象的认知，减轻了他的服刑期。

有趣的是，我也是 Ben Blum 在 Medium 的博客中所提到的他的表兄Alex Blum 案联邦审判的专家证人。Alex 作为逃逸车辆的司机和另外三位美国游骑兵一同参与了一起银行抢劫案。

Alex 一直有成为一名游骑兵的夙愿，作为一名预备兵，他被指派在军官 Luke Elliot Sommer 麾下，并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指挥。他收到的其中一项指令便是配合这次抢劫银行「演习」，事实上，这是一次真刀真枪的银行劫案。

我与 Alex 进行足够时长的私下交流后，意识到他在「无条件服从权威」思想上受到的影响。Sommer 被判拘禁 24 年，而 Alex，可以推测，因为法院听取了我的证词，没有获得相似年限的判刑，只被判了 16 个月的监禁。在狱中，Alex 花了整整 8 个月的事件才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真实的抢劫，而不是「军事演习」，对我而言，这展示了他无条件服从权威的「游骑兵思维」的影响力。

正如琼斯镇事件的追随者和 Moon 牧师追随者身上看到的那样，这是米尔格拉姆的顺从实验场景与邪教领袖精神控制的有力结合。有关精神控制的更多宝贵信息，请参阅 Steven Hassan 的「与邪教的精神控制做斗争」(2015)。

基于情境的行为解释决不是「找借口大法」的形式，「社会心理学对人性的理解的是，发现比我们自身更大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理生活和我们的行为—— 这些力量中的主要力量就是社会情境的力量。」(Banaji, 2001, 心理科学事项)

然而，应该清楚地表明，当社会心理学家试图用影响力的外部情境力量来解释个人的行为时，他们绝不是在暗示个人责任是可以免除的。人永远应该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个人，社会和法律上都是。了解我们行为的成因并不是我们对该行为结果逃避责任的理由。

然而，SPE 的一些批评者对这种观点表现出天真的误解，声称 SPE 传达了「个人不能真正对其所做的有时应受谴责的事情承担责任」的观点……这真是深度解放。这意味着我们摆脱了束缚（Blum，2018）。

同样，LeTextier（2018）宣称：「就像：我的天啊，我可能是纳粹分子。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现在我发现我也可以是个怪物。同时，这很让人放下思想包袱，因为如果我变成怪物，这并不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是个魔鬼，而是情境的缘故。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 SPE 在德国和东欧如此出名的原因。你不会感到内疚：哦，好吧，这是情境的作用。我们都是好人，没问题，是环境把我们变成这样的。这是令人震惊的，但同时也令人宽慰。」回想几十年前在纳粹医生和其他人的纽伦堡审判中，这样的观点被否定了；他们确实为他们在「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时所犯下的暴行付出了代价。

我强烈反对将 SPE 传递的信息理解为「人可以为自己的罪恶开脱」的批评观点。改变或防止个人或群体的不良行为需要了解人在各种特定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力量、美德和脆弱性。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认识在特定行为背景下运作的情境力量的复杂性。

相比错误发生之后的补救，提前纠正和预防这些行为的发生，更有益于减少不良的个体反应。这意味着采用公共卫生措施取代标准的医疗模式方法来治疗个体的弊病。

我多次表示，试图理解情境和系统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对自己的不道德，非法或邪恶行为免除责任。更进一步说，我一直赞同创造系统性和社会性的条件，来引出人性中最好的一面所进行的所有努力。

SPE 实验在 SERE 培训中的军事应用

我在美国海军学院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演讲的时候得知，海军和其他军事单位会把 SPE 的纪录片片段用于人员培训，以避免演习中出现过激行为。朝鲜战争之后，部分飞行员被指控向敌人提供了部分执行机密。

于是，军队制定了一项政策，即士兵一旦被敌人捕获，除了姓名、军衔和序列号以外，不得透露任何信息。军队为此还创立了战争模拟游戏，在游戏中，一些士兵会扮演被其他工作人员追捕的在逃囚犯，并接受极为严厉的审讯，通过审讯攻破他们的抵抗，逼迫他们坦白，并获取重要信息。

这个战争模拟游戏名为「搜索，躲避，抵抗，逃脱(SERE)」，一直被用做军队的现行训练项目，以训练士兵达到目标要求：永不屈服，不让敌人获取任何信息。

然而，有人报告称模拟审讯人员的操作行为过激，对模拟俘虏的身心健康十分危险。因此，SPE 实验的纪录片可用于警示审讯人员：任何人都可能在游戏中跨越界限，变成残酷的虐待者。我认为这是 SPE 实验能为真实社会带来的意外用途。

SPE：皮兰德娄风格的监狱

（注：Luigi Pirandello 皮兰德娄，意大利小说家，风格以怪诞、荒唐、真实著称。）

早期，我曾在《纽约时报》(1973) 上发表过关于 SPE 实验的文章。尽管布卢姆因此而批评我，但我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让公众关注到这一现象，让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

SPE 是一部由一群男孩扮演的戏剧，他们没有剧本，没有台词，连续数小时、数天没有观众。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出戏剧。因此，我认为剧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 (Luigi Pirandello) 的描述极为精准，即现实与幻觉、表演与真实、角色扮演与角色成为自我，这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微妙。

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心理学实验；他们住在精神科的地下室里，而不是真正的监狱；他们都没有犯过罪；狱警们只要把囚犯锁在牢房里，在狱警室里打牌，就可以按照 8 小时轮班的形式挣到薪水。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这个心理学实验变成了「监狱」——逃离地牢的方式只有两种：假释委员会宣布释放，或者，患有/假装患有严重的精神或身体疾病（比如囚犯 8612，和其他四位囚犯）。

从视频纪录和文字纪录来看，不仅大部分实验人员都认真地扮演了角色：就好像他们真的被监禁，或者真的是带薪狱警。而且，几乎每个参与者都用行动表明，这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监狱。

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神父，我邀请他用他在真正监狱里的经历来评估这个实验的情况。他采访了所有的囚犯。然而，他很快就成为了「囚犯安慰者」——他打电话给一个囚犯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儿子需要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帮助他出狱。这位公设辩护律师也知道 SPE 只是一个实验，但当他与绝望的囚犯会面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在法律层面的客观角色，来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Carlo Prescott 也完全沉浸在假释委员会委员长的角色中，以至于他开始惩罚和言语虐待许多请求被赦免的囚犯。直到一些囚犯哭着乞求他理解自己的处境。

后来，他说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因为假释委员会也曾多次过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他报告说自己常因为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而感到反胃，而且他再也不想扮演那个角色了。

然后是我。我以首席研究调查员的身份参与了这项实验。我主要负责我的学生团队，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共同研究我们创造的独特环境背后的动机。正如所有的实验研究人员一样，我最初也为这项实验制定了观察和研究协议、录像作业和数据收集程序。

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变成了一个全职的监狱管理者。这是 SPE 实验的主要缺陷，即人们没有在尚未开展的实验中保持独立的科学观察者身份。

而我的日程安排，与其说是收集实验数据，不如说是安排日常工作人员、记录用餐时间、与担忧的父母会面、参加假释委员会会议、安排狱警轮岗、与囚犯申诉委员会会面、处理囚犯事故等等。

随后，在一个周四晚上，也就是研究开始的第五天，在每天晚上 10 点的固定厕所时间（囚犯们当天最后一次上普通厕所的时间，而不是在牢房里用便桶如厕。）。

夜班狱警们利用了这个时间，以各种方式折磨和玩弄了囚犯。这时，我也已经对囚犯们的痛苦熟视无睹。这样的虐待行为也变成了我每天日程上的常规项目，和计划中的厕所时间一同照常进行。

也是在那时，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一位参观者观察到了狱警们是怎样变得人性泯灭，并开始折磨囚犯的。那时，我正在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 的心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 (Christina Maslach) 约会，她来约我出去吃晚餐。

然而，当她看到那些戴着兜帽、绑着镣铐的囚犯的待遇时，突然泪流满面地跑了出去。我们大吵了一架。她明确表示，这个实验使我从一个热爱学生的老师，变成了一个对学生的痛苦漠不关心的人。她接着说，如果我不醒悟过来，她会和我分手。那件事为我敲响了警钟，使我脱离了监狱管理者的躯壳，回到了我原有的身份。随后，我决定终止 SPE 实验。

那么，在 SPE 实验的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部展现人性丑陋的戏剧？还是孩子们仅仅为了取悦导演而做的角色扮演游戏?

我选择相信前者，尽管批评者们都更支持后者。

历久弥新的宝藏

我认为我对心理学和对社会的三大贡献，都来自我从 SPE 实验中提取出来的思想延伸。它们是：了解和治疗害羞; 了解并利用时间观的力量，来改善生活品质和治疗创伤; 最后，创造“英雄想象工程”，以激发社会上由同情引发的助善惩恶行动。

害羞。1972 年，我第一次将害羞概念化：害羞实质上是一所自我压迫的心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害羞的人扮演了狱警和囚犯的双重角色。狱警限制着囚犯的言论自由和社交自由，而作为抗拒的囚犯，他们又屈从于这些限制，丧失了个人尊严。

随后，我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做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创建了第一家治疗羞怯的诊所（仍在帕洛阿尔托大学继续营业中），并公开出版了几本受欢迎的书籍和几篇杂志文章。因此，我对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和社会现象，做过综合了解、调查、治疗和公众意识研究。

时间观。我对时间观心理学的研究兴趣，或者对于研究我们无意识生活的时区的兴趣，部分来源于我们在 SPE 实验中所经历的时间扭曲感。没有了时钟和窗户，地下室监狱里的时间流逝取决于狱警的轮岗交替。当狱警不停地骚扰囚犯时，囚犯们会感到被困在了一个漫长的时区内。

而当囚犯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的待遇毫无影响时，囚犯们会感觉他们处在宿命的生命时区内。因此，我创立了一个量表，用来衡量时间洞察力的个体差异，叫做津巴多时间量表（ZTPI）; 我对该课题进行了原创研究；我出版了几本关于时间透视和时间透视在治疗创伤和提高生活品质方面的应用书籍。

此外，我还发起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运动，让全球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研究、使用和扩展那些我在 SPE 实验期间的个人经历中所产生的想法和程序。

创造生活中的英雄。在《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的最后一章中，我将重点由试图理解为什么好人会变成坏人以及好人是如何变成坏人的，完全转移到了普通人是否可能受到鼓舞并接受训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在那之后，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我在 2007 年的 TED 演讲中，就该主题发表了题为《邪恶心理学》的演讲。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方面，我致力于创立非盈利基金会——「英雄想象工程」（HIP）。

它的使命是激励和训练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使他们在生活中面临挑战的情况下，随时做好准备，并展现他们美好的同情心。除了科学研究，我们还开发了一个独特的教育项目，培训人们在面临困难时勇敢地思考和做出行动。

这些课程已经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以及商业环境中做过试验，都达到了一定效果。现在，HIP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运动，在几个大洲的十几个国家内都有着活跃的实践项目，还有更多的项目即将加入。更多信息访问 http://www.HeroicImagination.org

结论

关于 SPE 实验的合法性的批判和长期价值的质疑，我希望我的这一回答，能够证明那些偏见性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该实验有许多缺陷，我仍然相信「斯坦福监狱实验」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帮助心理学研究了解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复杂动机。

人类行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可能来自内在或外在，可能来自自身基因或外在因素，可能来自历史或当代，可能来自文化或个人。我们越是了解这些动机，越能更好地发扬人性中最美好的魅力。这是我现在的人生使命。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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