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研究】张盛发：苏联与1948年柏林危机

学人简介：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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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柏林危机，是战后苏美双方以战败的德国为舞台，围绕柏林问题而展开的第一次全面对抗。

　　我国史学界在柏林危机问题上，接受了苏联史学家的观点，即把危机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今天，当“冷战”终于结束以后，再回首昔日硝烟弥漫的“冷战”战场，以曾经存在的国际政治两重格局为背景，以客观存在的史实为依据，重新分析当年“冷战”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当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在柏林危机爆发前，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已严重恶化。虽然，苏、美、英三国在战争后期的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公报中表示，要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保持“团结一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但战争一结束，主要是苏联和美国，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的新秩序问题上，立场和观点已大相径庭。双方在观念上都把对方视作敌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对方，总的目标是要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模式改造世界。1947年2月，在争吵声中缔结的5国和约，可以说是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战后最后一次勉强的合作。自此以后，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与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这一挑战和应战为标志，苏美“冷战”正式形成。

　　“冷战”伊始，苏美双方便在柏林迎头相撞。由于对德国和柏林问题的错误判断和对西方实力的错误估计，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措施，导致了柏林危机的爆发，并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和影响。

苏联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

　　苏联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冷战”后德国的走向发生错误的判断。

　　战后，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败的德国被划分为4个占领区，由苏、 美、英、法4国分别占领和管理。德国的首都柏林亦由4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全德事务。

　　按照这种分区占领制度，苏联在占领和管制德国中的地位是有利的和牢固的。因为，苏占区的面积占全德的40％，人口占36％，生产资源占33％。大柏林的面积为889平方公里，苏管区占409平方公里，拥有100万人口；美、英、 法国算在一起的西管区的面积是480平方公里，人口250万。而且整个大柏林又位于苏占区之内。根据波茨坦协议的规定，苏联可以在苏占区内自行其是已不必待说，就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它也拥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权利，因为委员会实行的是一致性原则，这就使它处于以一抵三（美、英、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对德国问题的基本考虑，就是要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加强对全德事务的影响，并借以增强苏联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但是“冷战”开始后，德国作为4国共管的战败国，首当其冲， 成为“冷战”的战场。分区占领制度开始动摇了。1947年3～4月和11～12月，美、英、法、苏曾召开两届外长会议，讨论德国的经济、政治、赔偿以及和约问题。但在“冷战”的气氛中，皆因双方歧见太深而不欢而散。两次外长会议失败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决意在德国问题上同苏联最后决裂，使西占区成为独立的国家，以避免“整个德国”“被拖进东方轨道的真正危险”。①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事变”。在苏联的支持下，捷多党联合政府变成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二月事变”在西方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它加快了美国和西方建立西德国家的过程。2月23日至3月6日，美、英、法三国撇开苏联，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未来西德国家的具体事宜。会议召开前的2月13日，苏联照会东道国英国政府，谴责三大国的“单独行动”。伦敦会议召开时，苏联又发出了第二份抗议照会，指责西方国家奉行分裂德国的路线。②

　　事实上，从盟军攻入德国并确定分区占领制度开始，德国已处于分裂状态。因为在分区占领的制度下，各占领当局均按本国政府的意旨自行其是，已经使各占领区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已形同虚设。在管制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施而成为一堆废纸。美国忧虑苏联“想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苏联。双方都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

　　而在“冷战”已开始的背景下，美、英、法国的西占区和苏联的东占区分别成为依附于各自占领国的两个单独国家，已成难以扭转的定势。实际上，德国分为两个国家乃是当时解决旷日持久的德国问题的可行选择，虽然它是以德国人民的暂时分离的痛苦为代价的。试想，一个国家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几个国家共同占领并实施全权管理，它何以继续保持统一呢？如果硬要把不同的占领区重新凑合成一个统一国家，那么该如何确立它的政治属性呢？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在战败的条件下，德国人民已无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显然，就美苏而言，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另一方都不会答应和容忍。因此，与其维护一个徒具虚名的统一的德国，使其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从而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倒不如现实地接受德国已经分裂的事实，使未来的东、西德成为已经走向分裂的欧洲的界限。总之，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再来侈谈德国的政治、经济统一，已经毫无意义。1947年讨论德国问题的两次外长会议的失败，就是明证。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等西方国家准备筹建单独的西德，不过是对客观现实的承认而已。

　　但是，苏联却无法认识到在“冷战”的环境中由4 国共管的德国从分区占领走向正式分裂的必然性，仍一厢情愿地试图恢复德国形式上的统一。正是这种对“冷战”后德国走向的错误判断，使苏联以为，只要凭借苏占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封锁柏林的交通，就能造成西方国家难以呆在西柏林的条件，从而迫使它们在德国问题上让步。其二是对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发生错误的判断。

　　苏联既没有估计到西方抵制封锁的决心，也没有认识到西方所拥有的抵制封锁的实际手段。换言之，在它看来，西方似乎不会为了柏林甘冒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同样它也不认为，在封锁的条件下，西方有能力满足西柏林的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

　　正是这些错误的判断和估计，使苏联迈出了封锁的第一步。3月20日， 苏占区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发表声明，称伦敦会议是一次“秘密勾结”，并宣布管制委员会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已不复存在，苏联将退出这一机构。③3月30日，苏联驻柏林军事长官德拉特温致函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 通知他，从4月1日起，苏联将对美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交通实行新的规则。据此，将检查通过苏占区的美方人员的证件、货运及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④

　　从4月1日起，苏联开始实施其封锁柏林的最初步骤。先是美国继而是英国的客车在苏占区边界被拦截，当它们拒绝接受苏方检查时，苏方便不让其通行。4月3日，苏联封锁了从西占区的汉堡和巴伐利亚至柏林的铁路交通，要求列车须经赫尔姆施泰特驶往柏林。⑤这样，柏林危机的帷幕便被拉开了。

　　苏联在这时采取的局部封锁行动，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建立西德国家，恢复德国问题的原状。但局势已经不可逆转。

　　6月7日，西方国家公布了筹建西德国家的《伦敦议定书》。6月11日和12 日，苏联切断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两天。12日，又以“维修”为理由，关闭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桥。16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柏林管制总部。⑥18日，西方正式宣布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随后，苏联切断了柏林同外界的所有交通联系，并中断了对西柏林的一切供应，⑦完成了对柏林的全面封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并架起“空中桥梁”，向西柏林250万居民空投生活物资。这样，由苏联封锁引起的柏林危机进入高潮。

　　应该说，苏联封锁柏林违反了盟国在占领德国后达成的4 国共管柏林的协议。而且，从道义上讲实施封锁也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封锁使柏林几百万居民成了大国政治争斗的抵押品。

　　从柏林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苏联强硬地封锁柏林的交通无疑是引爆危机的直接的催发剂。令人惊讶的是，苏联采取封锁柏林这种重要行动时，它开始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技术原因”。这种幼稚的手法似乎注定了苏联在以后同西方的较量中必然要处于下风。7月3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拜访了索科洛夫斯基，向他建议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以恢复柏林的交通。索科洛夫斯基当然拒绝了这种援助，因为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技术困难。同时他道出了封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和西占区货币改革造成了东占区的经济混乱。他还明确表示，他“不能保证当现存的技术障碍排除时，不会出现新的这方面障碍”。⑧

危机加深了冷战局面

　　苏联封锁柏林的目的，是试图借助于断绝交通的手段，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迫使它们或者同意恢复德国问题的原状，即停止建立西德国家，或者撤出西柏林。但这一目的在西方的强硬抵制下，并没能达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首先是柏林危机爆发后，柏林作为4国共管的单一城市的地位已难以维持。1948年12月， 柏林终于分裂为各自为政的东西柏林两部分，各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货币体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似乎更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在去除了四国共管柏林的空壳后，西方国家获得了在西柏林不受苏联束缚的自由行事的机会。第二，美英的“空中走廊”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到1949年春，空运的物品达到了平均每天8000吨的水平，这已与封锁前美英通过水陆交通工具运送给西柏林的物品持平了。第三，美英的反封锁对苏占区和东柏林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反封锁，苏占区和东柏林无法从西占区和西柏林得到其所需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钢等重工业原料，而苏占区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经济模式的翻版。这就使苏占区受到了反封锁的严重打击。苏占区和东柏林的许多工业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紧张，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说，“可以肯定，我们的反封锁对东德所造成的损害要大过西德。”这大概不算夸大其词。

　　局势的这种演变，是苏联始料未及的。苏联发现，在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中，它已明显处于下风。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在关于柏林危机的谈判中作出让步。1949年1月底，斯大林终于表态了，他在答记者问中说， 如果美英法同意把建立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不认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么障碍。⑨这是苏联方面在谈到解除柏林封锁时第一次没有把它同纠缠不清的柏林货币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已接近无条件解除封锁，因为推迟而不是取消建立西德国家，对西方国家来说已无关宏旨。在这期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走向解除封锁的措施。苏联恢复了对西柏林的电力供应，放回了扣押在苏占区的4000节车箱。4月，苏占区甚至已编制了包括西占区列车运行在内的火车时刻表。尤其耐人寻味的是，3月29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其原职由崔可夫取代。索科洛夫斯基在柏林危机期间，一贯采取强硬立场，他的离职表明了苏联政策的变化。

　　5月5日，苏、美、英、法4国终于达成了协议，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从1948年4月1日起实施的封锁和反封锁。这样历时一年多的柏林危机终于结束了。根据协议，四国于5月23日在巴黎召开了外长会议。但除了肯定解除封锁外， 没有任何成果。而德国分裂的局面却正式形成了。

　　从协议看，苏联和西方虽然同时取消封锁和反封锁，但是，西方的反封锁本来就是苏联封锁的副产品。因此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双方打个平手，而是率先采取封锁的一方——苏联的失败。封锁了一年多，苏联既没能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亦未能把西方赶出西柏林，倒使自己尝到了一些苦果。柏林危机虽然结束了，但它却进一步强化了“冷战”的局面，加快了未来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和合作，促进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以对付苏联的挑战为名，于7月中旬使英国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60架B—29战略轰炸机。危机也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过程。从根本上讲，北约当然是“冷战”的产物。早在封锁前，美国根据它的对外战略，就明确表示支持建立“西方联盟”。1948年3月，英、法、比、荷、卢5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之后，美国便开始同布鲁塞尔条约国讨论建立大西洋安全体系问题。美国提议要把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和冰岛作为“垫脚石”的国家也纳入大西洋安全体系中。但要实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因为北欧国家长期奉行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政策。1948年1月， 当英国呼吁建立“西方联盟”时，北欧国家的反应极为冷淡，甚至“公开宣称它们不会参加一个为俄国所谴责的计划”。(11)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变”已使它们对苏联的恐惧增加了。而苏联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受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最后除了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外，挪威、丹麦和冰岛均加入了北约组织。由于柏林封锁给美国和西方国家造成的危机感，促使它们加快了筹建北约的步伐。在达成解除封锁协议的一个月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脱胎问世。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在柏林问题上所表现的粗暴和野蛮……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2)同时，柏林危机还为斯大林的后任、 生性鲁莽的赫鲁晓夫留下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

根源在于苏联僵硬的对外政策

　　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判断失误，使它采取了封锁柏林的冒险行动，导致了柏林危机的爆发。但这种失误并不是苏联领导人的偶然失足，而是苏联僵硬的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

　　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一是要利用它战后的有力地位，推进其一贯的“世界革命”的战略，首先是凭借红军在东欧追击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有利条件，在东欧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一国社会主义制度拓展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并使东欧成为苏联的“安全带”。斯大林说得很明确：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3)二是要与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这主要是战后国内经济恢复的需要。概而言之，就是追求“世界革命”和本国安全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在苏联看来是相辅相成的。推进“世界革命”，可以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有助于维护苏联的安全。而一个安全稳定的苏联又能成为推进“世界革命”的强大基地。这种既要推进“世界革命”又要维持同西方合作的自相矛盾的政策，至少在苏联方面，构成了妨碍同西方国家保持正常关系的根本因素。

　　战后，斯大林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状况时，也仍然坚持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1946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说， “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条件下，战祸是不能避免的。”(14)我们姑且不论斯大林的这一论断是否符合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单就斯大林演说的时机看，也不能说是适宜的。在饱受战争灾难的各国人民正忙于经济恢复时，在苏美合作尚未破裂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演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紧张局势的气氛。有些西方人士就认为斯大林的这一演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斯大林虽然曾多次重申苏联愿与西方国家合作，但他却一再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战争之间划上等号，并谴责西方奉行新战争的方针。这在实践中产生了加深苏联同西方相互敌视的后果。

　　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出台后， 苏联又认定：‘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组织一个对美负责的国家集团，给予它们信用贷款，要它们首先是以放弃其经济独立，然后是放弃政治独立作为代价……”(15)马歇尔计划实际上是要通过从经济上援助和复兴欧洲，以保证传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生存，确保美国对欧洲的控制，防止苏联利用混乱的经济形势，培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马歇尔计划确实包含着遏制苏联的重要一面。即便如此，马歇尔计划也不乏苏联可以加以利用的纯粹的经济因素或经济价值。但戴上意识形态变色眼镜的苏联，已完全看不到这一点。它先是断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续而又以莫洛托夫计划使苏联和东欧国家划地为牢，错过了一次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沟通的机会，强化了本国封闭式的经济体制。这种封闭式的经济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特征，以自给自足为基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不在乎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否，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更适应于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

　　总之，到了1947年，在进入了“冷战”的年代后，本来就充满矛盾的苏联对外政策，在剔除了与西方国家有限合作的成份后，已经呈现出僵化状态。面对着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它缺乏良好的判断力、灵活性和应变性，只是一味地对抗和对峙，而不知变通和迂回。当遇到强硬反击时又仓促溃退。1948年的封锁柏林正是这种僵硬的对外政策指导下的一幕活剧。它以虚张声势的恫吓开头，以得不偿失的结果收场，成为苏联僵硬对外政策的一个缩影，充分暴露出这种对外政策不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弊端和弱点。

注释：

　　①福雷斯特·波格：《马歇尔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

　　②阿哈尔卡齐：《苏美关系中的1948年柏林危机》，载苏联《美国》杂志，1991年第12期，第41页。

　　③《苏联和柏林问题文件集》，第1册，莫斯科，1948年，第22～24页。

　　④《柏林危机》，关于莫斯科谈判的报告，华盛顿，1948年，第1页。《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4年，第140页。

　　⑤《苏美关系中的1948年柏林危机》，载苏联《美国》杂志，1991年第12期，第42页。

　　⑥同⑤，《艾奇逊回忆录》，中译本，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16页。

　　⑦同⑤，第42～43页。

　　⑧《柏林危机》，关于莫期科谈判的报告，华盛顿，1948年，第4、6页。

　　⑨《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14页。

　　⑩《纽约时报》，1949年4月15、18、20日。转引自阿哈尔卡齐前引文第47页。

　　(11)［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页。

　　(12)杜鲁门前引书，第150页。

　　(13)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14)同⑨，第441～442页。

　　(15)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报告》，莫斯科，1947年，第32页。转引自葛罗米柯主编，《外交史》，第五卷，（上），三联书店，1983年，第311页。

　　(32)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8页。

　　(3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3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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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