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奥斯卡︱折戟沉沙银未销：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发掘记
彭山，成都南面的一座小城。过了彭山再向南，山势渐隆，已然出了成都平原进入丘陵地区；江口，从成都顺府河南下的第一个重要码头，岷江与府河自都江堰分水，又于此地交汇。我与彭山、江口有缘，大学刚毕业就被安排到这里参加一座宋墓的发掘，那也是我入川后参加的第一次考古工作，转眼间十年已过。2017年，我又回到了彭山江口，主持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也许是冥冥中自有注定。
初识江口
关于张献忠沉银的传说，在四川不同地区流传着不同版本。彭山江口当地流行的版本是“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而在江口镇确实有一个石龙村，石龙村的旁边就有条石龙沟。这条石龙沟一端连着岷江，另一端的尽头是一堵绝壁，上面雕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巨型石龙。石龙的真实存在，给本就扑朔迷离的张献忠沉银传说蒙上了更为神秘的面纱。
2005年，岷江河道内的一段木头，让我们离揭开这层面纱似乎近了一点点。这段木头是岷江河道中挖出来的，中间已被掏空，里面赫然摆放着7枚五十两重的大银锭。银锭上铭刻的文字既有“京山”、“湘潭”等地点，也有“崇祯十年”等时间——这无疑是一批来自明代湖广地区的官银，但怎么会出现在彭山江口的岷江河道里呢？那段装载银锭的空心木头成为破解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文献里记载张献忠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运载银两，但这到底是不是张献忠的沉银？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证据也显得过于单一，所以在当时并不太具有说服力。就这样随着河道内工程的结束，岷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并未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又是一个十年，时间来到了2015年。这十年间也曾听说过“拦江挖宝”的提议，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它当做一个笑话，甚至是一个略微有点夸张的笑话。当时的我肯定没有想到，几年后的我要真真切切地去面对这个“笑话”。我们再回到2015年，这一年岷江的沉寂再次被打破。一群人念着寻宝诀，做着“买尽成都府”的美梦来到了岷江河畔，开始了疯狂的盗捞。江口沉银盗捞案成为当年公安部督办的大案，追缴回的虎钮金印，再次让世人的眼光聚焦江口。三亿的案值是那么的刺眼，文物部门的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
重回江口
当初单位安排我回江口主持这次考古发掘的时候，我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因为觉得自己和江口蛮有缘分，而且当时觉得负责这样一个项目也会蛮有趣。但是当自己真正开始面对当年的那个“笑话”时，才发现问题远远不是一个“笑话”那么简单。
首先我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挖？根据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文物在江底，上面还覆盖有厚厚的一层鹅卵石。潜水探摸是水下考古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是针对岷江水流急、能见度差的实际情况，这种方案一开始就被否决了。围堰是另外的备选方案，但是用什么材料围，围多高，选择在什么时间围这些也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但与潜水的方案比较，围堰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如可发掘面积更大、可参与人数更多，安全系数也更高等等。最后经过专家论证，围堰发掘的方案最终得以确定。之后，就是恶补各种有关围堰工程的理论和技术，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这些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之前的知识储备。围堰考古，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接下来的问题是挖哪里？滔滔岷江，到底宝藏何处？我们没办法采用陆地上常用的洛阳铲在水里进行勘探，因此选点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棘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地点选择的正确与否是这次水下考古能否成功的关键。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可以将整个遗址全部进行发掘，这样就不会有遗漏，但现实情况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从安全和成本的角度考虑，围堰考古只能在岷江的枯水季节进行，也就是说，每年有四个月左右的工作时间，围堰施工大概还要占用其中的一个月。如果第一次地点选择失败，不光是造价不菲的围堰会白白浪费，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进行第二次围堰和考古发掘。怎么办？为了正确选点，陆地调查与水面探测双管齐下。先通过对遗址周边居民以及河道施工人员的走访调查，圈定了四个大致分布范围，然后再通过电法和磁法等科技手段进行水面探测。
经过对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数据的综合考量，最后将发掘区域选择在了其中的“望江台”地点。当时选择这个发掘地点还是面临着巨大压力的，包括当地文物部门的同行都认为这里之前挖过沙，不会有什么重要发现。但是我选择了坚持，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这里就是最佳发掘地点。
初战告捷
经过一个月的施工，围堰终于合拢。满心以为可以开始去围堰里发掘了，没想到的是，用砂石做的围堰还面临严重的渗水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无法彻底解决，发掘还是没法进行。这一次是大禹治水启发了我们，在围堰的内侧修筑导流渠，在地势的最低的地方开挖集水井，将渗水顺势进行引导，然后用水泵集中排出，这样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2017年1月5日，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子，但这一天对我以及所有参加了这次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的人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天是我们正式开始发掘的日子。机械挖还是人工挖？是我们开工后所要面临的选择。如果按照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全部采取人工发掘，初步估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要完成既定的发掘面积，每天需要用的人工是2000个。暂且不说在周边无法找到这么多工人，即便人工充足，每天进出工地的安检工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据之前调查的结果，我们得知覆盖在河床最上层2-3米的鹅卵石，基本上为近现代河流冲积形成，不包含文物。经过发掘团队的多次讨论，认为可以使用机械挖掉，而下面包含有文物的卵石层，则必须通过人工发掘。即便这样，为了避免文物的意外流失，我们还是在发掘区内专门设立了一个筛选区，对所有发掘出来的砂石统一进行筛选，以保证万无一失。
虽然为这次发掘做了自认为足够充分的准备，但真正开始发掘后，由于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至于每天都要准时汇报工作进展，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常常令人感到窒息。眼见着一天天挖出来的都是砂石而不见文物，当时内心的焦虑是无法形容的。渐渐的开始产生自我怀疑，是不是选错了工作地点？是不是用错了工作方法？直到一个月后——2017年2月5日，工地上经科学发掘出水了第一枚五十两银锭，至今还清晰记得锭面上镌刻着七个字“银五十两，匠张道”，我悬在空中的那颗心这才算落了地。
发现大西王
之后的考古发掘开始渐入佳境，各类文物不断出水，而且数量还不少，尤其是金银首饰，最多的时候每天有几百件。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发现的这批东西到底是不是张献忠的沉银？我们想到了要从文献中去寻找答案。
清人彭遵泗在他的著作《蜀碧》中，关于张献忠沉银曾有过这样的记载：“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而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这段历史记载中，“献”是张献忠，“展”指的是大明参将杨展。二人于彭山江口遭遇，张献忠战败沉船，船上所载大量金银也随之沉没。这批沉宝杨展曾经打捞过，周边的居民也曾经打捞过，而且当时打捞上来的银锭刻有各州县的名号，这与我们如今的考古发现相当契合，而且沉船的地点也对得上，但我们缺的是直接证据。什么证据最直接？有张献忠的名字当然最好，如果没有，退而求其次，能够发现关于大西政权的标记也成。然而就是这样的证据，又让我们足足等了一个月。2017年3月4日，第一枚刻有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出水，除了年号外，银锭上面的文字甚至还记录了一位不见于历史记载的名叫毛致道的大西县令。流传了数百年的张献忠沉银传说，终于到了揭开面纱的一刻。
从这天开始，西王赏功币、大顺通宝钱，这些直接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的文物不断出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他本人册封妃子的金册。野史中关于张献忠与他妃子的故事有一箩筐，真真假假，不能全信，但眼前的这页金封册确是无比真实的。与大明的金封册相比，这页金封册要窄一些、短一些和薄一些，行文风格也颇为不同，册文中使用了诗经中的典故。这无疑是张献忠手下的那些旧文人，慕古人之风，才拽出了“螽羽合集，内教以光”这样的文辞。遥想当年大西王张献忠攻陷成都，占据蜀王府，御前册封妃嫔，想必是非常得意的。在美女与金册的光芒中，一代枭雄走上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巅峰。
一次被质疑的考古
江口沉银遗址自发掘伊始，就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公众，也来自于业内。不管公众还是业内，质疑的核心始终围绕着“挖宝”两个字。公众的质疑主要在于为什么我们可以挖，而他们不能挖？这一点回应起来相对简单，《文物法》第五条写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我们有法可依，因此可以回应的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对于业内的质疑，回答起来就要相对麻烦些，因为考古这个行业多年来一直最忌讳的两个字就是“挖宝”。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挖到什么不叫本事，而要看你是怎么挖到的。业师复旦大学的高蒙河教授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考古不是挖宝》。没来过现场的同行，凭直觉多半会认为我们无非就是在水里面捞银子。单位的领导最初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种发掘没什么技术含量，所以我初到江口时只给派了两个人，而且还全都是“女兵”。
关于考古不是挖宝，我的理解是考古不能带着挖宝的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去做考古，那就和盗墓贼没什么区别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江口沉银遗址工作方案的时候，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采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开展这次发掘。但江口沉银遗址本身又具有特殊性，如位于水下、遗物分散、个体小、覆盖有超厚的卵石层、工作时间有限等等。针对这样的特殊性，我们开创性地设计了工作方法，陆地调查与水面探测相结合确定发掘地点，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用航空测量建立发掘控制网，虚拟探方法发掘，RTK定位出水文物，GIS管理出水文物等等。如果说在第一次的发掘中，我们的工作方法还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那么在今年第二次的考古发掘中则证实了这套方法是适用且高效的。
直到今年四月中旬，江口沉银遗址当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才帮我们摘掉了“挖宝”的这顶帽子。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始终秉承着学术第一的原则，能够入选意味着评委们的认可，尤其是对我们工作方法的认可，因为评选的是“考古”发现，而不是别的。
回首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真是一次有趣且难忘的经历。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手里，张献忠江口沉银就这样从传说变成了历史。看起来传说和历史之间似乎只隔了一次考古发掘，但这背后却是数十个考古人99个日夜的艰辛工作。考古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亲手触摸历史，但考古人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总是残缺。今天，我们关于张献忠、关于江口沉银的认识必定不是全貌，也许仅仅是个开始……
（本文作者系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