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是充满着大劫大难的，陈渊泉给我制造的这次“生死劫”算是其中一个。然而关键时候总是有贵人相助，李讷教授挽救了我的事业。

         1995年6月初，我接到语言学系的通知，说我的音韵学论文没有通过，终止我的学业。这对我来说就是晴天一霹雳，此时已经过了每年申请学校的日期，来不及转学。加上我的女儿再有一个月就要出生了，根本也无法搬家。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一旦失去学业，就只能在美国停留2个月。这是陈渊泉为我设下的一个坑，可以由此毁掉我的事业和我一家人。

        陈源泉当时是系主任。我只得向他求情，告诉他我的小孩快要出生了，能否按照系里以前的惯例，给学业被终止者半年的时间，让我们有个回旋的余地。陈源泉听说我的小孩要出生了，态度就更加坚决，微笑地告诉我：“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准备2个月离开。”

        陈源泉更狠的一招是，不让系里授予我硕士学位，原因是与中国的学位重复。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博士生课程，并且通过了认知语言学的论文，按照系里规定是应该授予硕士学位的。

        没有办法，我带着马上临产的太太，就找到了我的导师Langacker教授。他问我：“陈源泉让你改论文，你是不是拒绝改？”这样我才知道陈源泉是如何在系务会议上陷害我的。我就把陈源泉发给我让改论文的电子邮件和我如何改的材料送给了Langacker，他立刻向全系教授发了一封信，要求紧急召开会议，重新审议我的论文。

        经Langacker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授予我硕士学位，给予半年的宽限期。Langacker跟我解释道：“你知道，我是支持你的。但是这里的经济十分困难，你在这里也难以生存，最好找个经济状况好一点儿学校。”

         Langacker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对我影响最深刻的西方学者。我在圣地亚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非常勤奋，每星期都要主动跟Langacker约见一次，讨论我自己的研究心得。虽然在圣地亚哥的时间很短，遭遇很不幸，然而收获则是很大的。经过这两年半的摔打，我的英语能力逐渐适应美国大学的教学要求，为我后来在斯坦福读书做好了准备。

         有了半年的宽限期，也就有了机会。此时，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李讷教授恰好申请到一个美国大型“国家科学基金项目”，就雇佣我作为该项目的研究员，这算是有了一条活路。李老师当时完全出于好心，只是想帮我一把，根本没有指望我能对他的课题有任何帮助。

        说来也巧，李讷教授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书时，因为与当时的华裔教授王士元有学术分歧，王士元就一定要毁掉李讷老师的学业，但是几位美国老师极力相保，李老师最后还是拿到了学位。陈源泉是王士元的学生，跟李讷老师前后同学。当李老师听说陈源泉又来整我时，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王士元、陈源泉师徒二人的义愤才帮助我的。

         陈源泉是王士元的学生，张洪明是陈源泉的学生，难道搞人事斗争还有师承？

         后来我才听说，陈源泉为了出国受了不少苦，先是选择了牧师，30岁左右才去读博士。这种经历可能使他变得异常冷血的原因。

        李讷老师是我的大恩人，挽救了我的学业，保住了我们一家。到圣巴巴拉，我太太又患严重肾病，李老师还帮助我们买了加州大学最好的保险，保住了我太太的命。2010年我回斯坦福访学期间，女儿晶晶来看我，我们驾车专门去看望李讷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