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一代的新闻发言人，受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媒体和民众对新闻发言人有太高的期待。而官方对他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只是传声筒。这种角色期待的冲突，使他们两面不讨好，想竭尽努力表现官方诚意和打通隔阂，说点儿人话，可当引发争议时，官方又怪他们添麻烦了。
曾经有望改变中国信息封闭形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无奈地走向了失败。这种失败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新闻发言人并没有真正在沟通官方与民间、打通两个舆论场中起到作用；二是随着曾经踊跃发言的一代新闻发言人的退出舞台，已经很难看到发言人的身影。
中国前几年曾有过一个新闻发言人的黄金时代，从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到铁道部的发言人王勇平，还有卫生部的毛群安、公安部的武和平、北京环保局的杜少中等等，都曾在努力促进部门信息公开和沟通官民上，起到很积极的作用。虽然因为官民的隔阂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这些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常常无法满足公众的期待而引发争议，常常被顶上舆论的烤架而成为部门问题的替罪羊，比如王勇平之于铁道部，王旭明之于教育部，毛群安之于卫生部，经常因为发言而使“新闻发言人”成为“新闻当事人”。但这几位发言人身上所具备的媒介素养，却是很高的，他们也努力改善公众对传统新闻发言人的刻板认知，竭力与媒体合作，向公众展示政府的坦诚和善意。可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之力可以改变的，官民冲突无法通过有限的新闻发言来改善。
悲剧的是，这黄金一代的新闻发言人，受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媒体和民众对新闻发言人有太高的期待，期待他们能给出一个答案，能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官方对他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领导只是希望他们扮演一个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的“传声筒”。这种角色期待的冲突，使他们很多时候两面不讨好，想用尽可能的人性化发言让公众满意，可当引发争议时，官方又怪他们添麻烦了，成为“麻烦的制造者”。这种尴尬的夹击下，两边不是人的发言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在某个公共事件上舆论的愤怒到了某个临界点，这些发言人就会成为平息舆论的替罪羊。
黄金一代的新闻发言人，似乎除了公安部的武和平平稳落地外，其他都没有一个好的去向。教育部的王旭明被“发配”到了语文出版社，铁道部的王勇平在723动车事故后被调到波兰，离开时充满幽怨地说“永远不再跟媒体打交道”。卫生部的毛群安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往上走。
事实上，这几个发言人最后的落寞背影，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产生了很大的打击，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王旭明、王勇平这样积极发言的人，而都变得非常谨慎，担心引起争议，害怕成为焦点，不会说，不敢说，不愿说，形同虚设，只是官方的传声筒，这实际是这一制度大大的退步。从目前表现来看，基本宣告失败。
不仅新闻发言人成了“不发言人”，很多时候甚至扮演起阻碍新闻发布的工具。甚至人民日报都批评过，一些新闻发言人已经成为部门和官员的“家奴”，不是去公开信息，而是封锁信息。比如，王立军私闯美领馆后，重庆官方为了掩盖问题，让新闻发言人称“王立军休假式治疗”。财经记者罗昌平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腐败问题时，能源局的新闻发言人高调回应称罗的举报“污蔑造谣”。新闻发言人不仅不说实话，而且还创造性地说假话，不仅不去辟谣，而且去制造一些“官谣”，使官方的公信力大大受损。
在不少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仅没有成为沟通官民的渠道，甚至成为阻碍新闻发布的一道屏障。不少地方在新闻发布制度中明确规定，官员不得就突发事件匿名向媒体报料，必须由新闻发言人统一发布——表面是为了保障信息的准确，实质是以垄断新闻源的方式控制了信息的发布。记者采访，很多官员一言不发，全部都推给了新闻发言人，冠冕堂皇地把皮球踢到发言人那里。活跃于网络上的云南开明官员伍皓曾批评：目前，一些部门以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为由，推诿、拒绝记者采访。记者们反映，有了新闻发言人之后，对一些部门的采访比过去更不方便，都推托让新闻发言人接受采访。“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有效渠道，它不应成为阻碍新闻采访的制度。”虽然现在官员不可以说“无可奉告”了，却可以说“去找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这话跟“无可奉告”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如今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基本已经走歧途，流于技术化和技巧化地回避真实问题。没有坦诚沟通和新闻发言的干货，只剩下技术性的“慎说原因”和让人一看就明白的生硬职业技巧，起不到打通两个舆论场的作用。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失败，说明了一个问题，想回避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而让新闻发言制度单兵突进，是不可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是新闻改革和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没有新闻媒体权利的保障，没有法律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寄望于官方自觉的新闻发言，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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